文 | 褐色鸟群 7200
新学期开学已经月余，突如其来的高中“双休”已然大规模推行，可有关双休的争论却尚未停止。这种争论非常有意思，实际上，不管是支持双休派还是反对双休派，群体内部的动机和出发点都可能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
比如，一种有代表性的支持双休的出发点是现在学生学习压力大休息时间少，造成心理压力大甚至自杀现象增多；然而，另一种支持双休的出发点却是，周末摆脱了学校均质化的补课之后，自己可以请更好的家教或者报更好的班让孩子卷赢其他人。
比如，反对双休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国家放弃底层”、“提高补课成本”、“促进阶层分化”。但持这种观点的人真实动机未必都这么冠冕堂皇，不少可能跟上面说的支持双休的某些家长一样，也是怕自己孩子卷不过别人。还有一种更不好说出口但也广泛的反对双休动机，即不想学校把教育陪伴的时间成本再甩给自己。
所以支持也好，反对也好，很多都不是从双休这个问题本身，都不是从学生对双休的需求这个问题根本出发，而是都揣着自己的小九九。最终，这些扭曲的言论立场在某大V那综合成了一种庸俗的辩证法，对于这个本来是二选一的问题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而是声称学校应当加大难度，让多数人放弃竞争去双休，少部分天才往死里卷。
对这种不管讨论什么话题都要夹带私货的现象可能读者们都已经麻木。在现在的公共舆论讨论中，大V们确实有善于用一些很具有迷惑性的概念去评论一切问题，比如动辄以“阶层流动”为公式乱解方程式。然而对普通人来说，如果既搞不清事实，又搞不清舆论的目的导向，还搞不清自己的站位，那么越觉得这种迷惑性的东西好听，就越会让自己被带偏很远。
具体到双休问题，就像前面说的，支持和支持之间是不同的。甚至说有些观点明面是支持，实际上最终是为了反对。
比如代表性观点”造成心理压力大和自杀现象“，以泛泛印象为依据来支持双休很正常，但我们也能看到有些言论借此极力渲染学业和自杀之间的悲情关系，进而指责“公立教育灭绝人性”，那就很有必要先把这种言论的心理动机掰扯一下再去谈支持或是反对了。
我们并不否认“学习压力大”该事实的存在，但是如果将“学习压力大”与“心理承受能力差”和“青少年自杀率提高”联系在一起，乃至以前者否定既有的教育方式，就不免陷入一种常见的认知误区中。
实际上，只要有基本的思辨能力和熟练使用互联网便不难发现其中问题。首先，只要查询中国各年龄自杀率数据，便会惊人的发现，自杀率大体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如果简单套用“心理承受能力”这一解释观点，自杀率最低的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反而是最强的。
如果是不管心理承受能力，而是认为“学习压力大”导致“自杀率提高”，这一观点也有待商榷。以公开的自杀率数据来量化分析各国青少年自杀率，以快乐教育知名的英美两国的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和自杀率均远高于中国。可见这一套解释模型也未必适用。
近日一篇广为流传的三无文章的夸张数据与实际数据对比
防杠提醒，以上并不是要强调“中国青少年自杀现象少”或者自杀现象有没有在增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从年龄和教育情况两方面说明，自杀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一诱因，粗暴的归结到学业压力上很可能与多数情况相去甚远。实际上，针对近年来青少年精神疾病患病率、自杀率升高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其重要的推手，可能是是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而非是一个泛泛而谈的“学习压力”，拿青少年自杀问题指责公立教育体制更可能是抱着其他动机。
还有另一个原因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心知肚明，但却要在舆论中装外宾。大家都是从初高中生过来的，往往这个阶段听闻到学生自杀的原因都是极为具体的，绝不是什么泛泛而谈的“心理承受能力差”“学习压力大”，除了目前因目前手机普及互联网泛滥造成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几类：个人恋爱情感问题、父母婚姻问题、父母压力逼迫问题、校园霸凌问题。
21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成都四十九中学生坠楼事件，一条知乎匿名谣言把学生坠楼原因描述成是有老师为了自己孩子的出国名额而故意推下学生，瞬间点燃舆情，出现了有组织的线下抗议高呼“真相”。而最终回应舆情疑点的通报中暗示出的真相就是如此贴合初高中生活的经验。
央视新闻报道“事后，警方在小林的随身物品中找到一张写给一位女生的纸条，通过技术比对查明系小林本人书写。”封面新闻报道“5月13日，林某某遗体经家属同意在殡仪馆火化，警方透露，现场提取的书证显示，林某某曾有感情方面的波动，出于对当事人及家属的尊重和隐私保护，没有公布部分具体细节，但都已告知了家属，家属也恳请警方不要公布这些细节。”
我们能隐隐能感受到两难，舆论渴求一个抽象的“真相”实现大义，但具体的“真相”很多时候都是令人不安的刺痛，愈详尽的公开就愈发伤害当事人，当事即将参加高考的女生和班级。
学校作为教育体制的末端，承受“定体问”式的批判，时常也会包揽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指责。初高中生的内心世界很复杂，但往简单说大致也是由三四根弦牵动，同学人际与恋爱关系、父母关系、成绩排名、缘趣爱好，哪一根弦出问题都会可能使这个世界大震动。
但很多父母甚至无法去触及这个年纪学生的内心，何谈理解与引导，学校这样面对众多学生的机构更是困难了。无法理解活生生的具体的学生内心世界，就泛泛而谈宏大的教育体制问题未免会有些偷懒之嫌。讨论学校学业压力大的同时，也不能把在阶级再生产焦虑下扭曲的家庭问题摘得太干净。
然而，当下参与双休问题讨论的主体自然是家长居多。因为自己原因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家长往往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毕竟能察觉和反思自己问题的话孩子的心理问题可能也就不会很严重了。
所以，双休当然要支持，但以渲染“学业压力导致自杀增多”，甚至指责公立教育没人性的方式来”支持“双休，则对绝大部分人无益，反而容易走向实质上的“反对双休”。回到开头说的矛盾观点，公立学校搞个双休当然谈不上”放弃底层“，但通过打击公立教育来宣扬在双休时进行“充满人性的私人定制教育和市场化教育”，更会让想卷的群体坚信双休会“增加补课成本”，进而激烈抵制。
那么从双休反对者的角度看，双休到底会不会“增加补课成本”？在这几年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双减”的大背景下，学科类培训大量倒闭，军备竞赛向高中加剧。但由于高中知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并未直接呈现出“补了就有用”的情况。基本水平不如学校老师，或者无强力验证效果的培训能带来多大的效果，以笔者的从业经历来看，整体来说是否定的。
然而高中大学数量就那些，好的就业岗位就那些，那么只要这些硬性约束还在，对有志于提升或延续阶层的家庭们来说，补课确实是刚需。出于维系阶层角度和认同现有筛选机制的角度而言，这类确实投入了较多的补课费用，但很多只是出于防止阶层滑落的目的进行的“安慰性消费”，到底有多少科学理性的决策实在很难说。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有多少是真的刚需，有多少只是不愿意接受并尊重那个不如自己预期的子女，而进行的转移焦虑式的消费？我想并不是一个很难的回答的问题。
所以，对于上面这种人来说，双休确实会“增加补课成本”，对其他家庭来说，实际上还是减轻了成本，更多的人会看到这么卷确实没用。而且，从“增加补课成本”的角度指责双休不对，这和指责工人双休和八小时工作制会导致用人成本增加的逻辑如出一辙。如果说后者是“资本家思维”，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前者命名为“有产思维”。
对于不以这种”有产思维“出发，而是真正从教育和关怀子女角度出发的家长来说，强制实行双休其实是一个发现并缓解真正问题的契机。让我们的目光回到双休争论中真正应该被关心的主体，跟双休有切身相关的学生群体身上。
从学生视角出发，如今高中生对社会信息与社会情绪的接触和感知十分敏锐，他们难道会对“阶层固化”、“小镇做题家”、“孔乙己的长衫”没有反应吗？他们不会料想这些议题是如何作用于他们的人生的吗？现在学生中流传这样的笑话：“重高苦三年，但结果是本科。中专玩三年，但结果是大专。就普高最惨，苦三年，结果是大专。”
纵使高校如何扩招，能念考上本科的还是少数。网上流传比较广的数据是2024年高考人数1342万，本科录取人数仅仅为450万，还难以统计1342万中有多少往届复读的考生。试想一位市区普通高中，非尖子班，班内成绩中等，家境不及中产的高三学生，面临着成绩在本科线附近挣扎的状态，他要如何看待自己投入了三年超长学时的应试训练，他会不会有无意义感？（这里要说明，并非所有学生都有面临着意义焦虑，我接触的很多学生都是自己能动的给自己找意义。但对考大学的认知上，大环境风向，社会情绪，这些确实是和我们这代当年高考时候是不一样的）
曾经高三苦，老师会讲起大学是多么自由美好，有多少社团可以任你发挥特长，大城市里大学设施多么现代豪华，大城市高校资源多，如何可以穿梭去不同的大学听不同的课。这种美好的彼岸蓝图会让学生确证自己当下的应试训练付出是值得的。
但现在很多老师自己都没有底气这么画饼了，三联周刊这样的时髦杂志出了一期又一期去讨论大学如何高中化，讨论高校教师如何抱怨团为何大学课堂变得寂静，讨论学生间为了争夺保研名额是如何撕得你死我活。
更甚者，从社团活动，室友关系，甚至恋爱关系等等，媒体越来越喜欢对个体情绪进行极端放大，动辄以”这届年轻人/大学生如何如何“为标题制造议题挑动焦虑，把大学从象牙塔伊甸园描绘成限制个体自由的功利场所。自然，学生里反思高考这种单一评价体系的思潮也就跟着蔓延开来。“高考只是把成绩高低的人分开了，并不完全衡量一个人品行和对社会的价值”就变成了一种“不错”的流行答案。
当一位没赶上这波“双休”政策红利的高三学生对我说：“老师，我自从小学毕业以后，上学就再也没有双休过了。”06年出生，12到18岁期间上学没有过双休，这句话情感上的冲击胜过了一切大V的教育机制大棋论。
他没能享受双休的几年里，也就是19年至今，批判996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但是这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甚至在学校里就已经把996变成了一种日常。终归，你不能为自己争取合理工时的同时，让下一辈忍受你不曾遭受的作息安排，还给不出一个能彻底说服他们的思潮。“玩啥命啊？给谁挣？”这点上，一线的学生偶尔闪烁出的洞见，可能比沉迷于教育军备竞赛游戏的中产父母更清醒。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能落地“双休”政策也是一种符号，在对社会思潮做出回应，调节一定时段内的社会文化风向。教育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在这个环节中，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公立制下的初高中确实越来越卷，但这个锅光初高中自己是不能背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真正深入的辩证思维。
从国家层面来说，如何在继续扩大高等教育受众的同时保持就业岗位的稳定，如何正名及加强职业教育，如何进一步限制教育的资本化趋势等都还有太多要做的。不过眼前有一个前提问题需要解决，长期以来，教育系统，尤其是公立高中，已然超负荷运转许久，更不用说这几年地方财政的羸弱之势，完全仰仗财政吃饭的教育口能不能按时发工资在有些地方都成了问题。
而教育部门一直以来又处于一种整体收入很少，开支又极大的局面，财权事权悬殊，导致决策权过少而牵动利益方极多。近些年教育政策几乎都是靠上级推动，一个双减居然要惊动中央两办。再联想到之前的”毒教材“问题也要靠社会舆论来推动整改，足以说明无论制定了何等正确的政策方向，有足够的执行力排除干扰，不走样的落地和实行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双休支持者们对该政策执行力度担忧的原因。
互联网层面，媒体层面的问题都已是老生常谈，今天的不少媒体和平台专以搅动群体矛盾为能事，说再多也没用，骂也没用。最后还是来说说家庭问题。
说到底，学校教育只是家庭教育的延伸，我们当然承认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否认，学校教育并不能为一切问题兜底。然而当前有产阶层想象出来的价值观一方面在侵蚀公共话语权，比如金融降薪、医疗行业整顿、律师业底薪内卷，都能被有产阶层描述成祸国殃民，仿佛自己永远是冰清玉洁的白莲花，任何小的方向调整只要动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就都是罪大恶极。另一方面，这种有产阶层价值观自然也会侵蚀具有一定有产属性的个体家庭内部，用想象出来的阶层价值观去替换家庭内部本该有的成员关系。所谓阶层意识的保守型和封闭性便是如此，这套有产本位的思考方法继续在家庭个体内部蔓延下去，恐怕以后受难的不只是个体本身。
最终的问题还是导向问题。在搞错教育导向的情况下，任何关于教育政策的讨论难免被垄断成了有产阶级的一言堂。在人工智能即将重塑教育生产机制所有环节的进程面前，从前那种盲目”卷卷卷“的费效比只会越来越低。如果学校双休政策真能坚持下去，还是劝各位家长尽量别逼孩子用双休去卷，青春逝去就不再回，多利用好假期增加子女的生命体验吧。
（注：本文两位作者一位是高中教师，一位在进行高中学生情况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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