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矿难瞒报的陌生电话，连联系方式都没敢留，便匆匆挂断。央视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赶到当地实地“大海捞针”式采访，最终以矿难现场捡到的一本通讯录为线索，连跑四省，历经艰辛核查出瞒报真相。
央视焦点访谈报道后，国务院成立调查组，最高检介入，数十名相关责任人员在报道当天即被公安机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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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当天，主要涉案人员均被控制
那年冬天，一个电话打到《焦点访谈》栏目组，一个神秘人匆匆说完“临汾矿难瞒报死亡人数，能来吗”，就直接挂掉了电话，连联系方式都不肯给。
电话引起了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的注意。查新闻，当时临汾确实发生了一起矿难。但根据新闻通稿：死亡8人，受伤5人。
会不会真有瞒报？曲长缨决定去临汾实地采访。赶到时，矿井已封闭，矿工们被遣散，他每天早出晚归，见人就问，大海捞针般地在当地调查。
一次在山上迷了路，一辆面包车刚好经过，他搭车时发现车上坐着的刚好是一个要回矿山取东西的四川矿工，对方告诉他，“光我们四川的（死的人）就是5个。”
这位矿工说出了死难者名字，其中3个不在死亡名单上。这时，当地政府的人“盯上了他”，伪装成旅客住到了曲长缨的对门，暗中监视。
为了寻找有用信息，曲长缨跑到矿难现场“捡东西”，结果捡到一本笔记本。笔记本里是通讯录，上面有矿工的家庭住址。
于是他找到了一名被定义为失踪的矿工的父亲，对方表示孩子已经去世，就在临汾火葬场火化的，自己亲手去拿的骨灰。但去火葬场核实，火葬场坚决不承认。
此时，一名受伤矿工康复出院。曲长缨去家里采访，但对方因为受到恐吓，一听说有记者要采访赶紧躲了起来。曲长缨连等三天，人也没回来，最后被矿工的妻子拿着扫把彻底赶走。
曲长缨决定避开阻挠，到这些矿工的老家核实情况，用最笨的办法：寻找笔记本中的矿工，一一确认生死。
之后半个月，曲长缨跑遍三个省，确定了五名被瞒报的遇难矿工。
过程充满曲折，也考验记者的严谨细致。比如在一个县里，有两个在临汾打工的“康雷”，一个还活着，“前天还托人送毛衣”，而隔壁镇上的“康雷”则遇难了，矿主恐吓他们不许声张。
经过细密调查，央视焦点访谈发出调查新闻报道《追踪矿难瞒报真相》。紧接其后，央视新闻调查发布新闻报道《死亡名单》。
节目播出后，山西省领导连夜打电话部署查处。第二天，一名省委副书记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组成省调查组开赴临汾。
临汾市政府方面，当天晚上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控制了主要涉案人员。次日一大早成立了新的调查组。
随着被查出死亡人数的逐步增多，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介入，对公职人员渎职受贿问题进行调查。之后，由中纪委、监察部、公安部、国家安监局、全国总工会组成的国务院调查组成立。
当地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与此事有牵连的当地政府官员、矿主、各村村干部数十人被公安机关控制。全市上千座矿山全部关闭一个月，停产整顿。
死亡人数最终确认了：死亡30人，8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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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仍需要监督报道的力量”
回忆起这次新闻报道， 时任央视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曾表示——
“有时候记者真的得自求多福了，真的没有人会给你安全保险。一次在冷库拍一个死猪肉冒充羊肉的节目时，自己刚进去冷库，门就关上了。如果被发现自己是冒充买家的记者，跑都跑不掉，只能听天由命。好在那些人没发现自己在偷拍。”
“什么是新闻人的感觉？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做出来的报道能够引起社会关注，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衡量新闻记者的标准不是挣钱越多越好，而是做出的报道的社会传播力越大、越广越好，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越多越好。如果个人不能对社会有任何帮助，恐怕活着的乐趣也就没了。”
“社会仍需要舆论监督的力量。我们至少要有一个打击不法行为、为老百姓伸冤的电视栏目。很多人觉得批评的、曝光的节目是负能量的，这是不对的。评判节目正负能量的标准不关乎歌颂与揭露，而在于是否能为老百姓提供帮助、是否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如果舆论监督节目的效果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能加强老百姓对国家的信心，就是正向的、积极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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