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斯德哥尔摩，新中国首位驻瑞典大使耿飚正与各国使节谈笑风生。这位曾经的红军团长虽已脱下军装，眉宇间仍带着战场磨砺出的锐气。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对他尤其好奇，再三请求：“将军，能否讲讲长征的故事？”
耿飚的思绪骤然被拉回十六年前——1934年寒冬的乌江边。彼时的红军刚经历湘江血战，八万人锐减至三万，士气低迷，物资匮乏。蒋介石布下天罗地网，欲将红军歼灭于湘西。
生死关头，毛泽东力排众议，率军转道贵州。黔军羸弱，红军势如破竹，却在遵义城外的乌江遭遇了真正的“鬼门关”。
1934年12月31日，红四团抵达乌江畔的马场镇。炊事班用一只鸡、几颗桂圆和红枣炖了一锅汤，香气飘散在潮湿的空气中。战士们排练着节目，有人哼起江西山歌，试图冲淡行军的疲惫。团长耿飚却无心过年——他刚接到命令：即刻强渡乌江。
“这年，怕是过不成了。”耿飚抓起望远镜冲向江边。乌江宽逾百米，两岸绝壁如刀削，江水咆哮似雷鸣。对岸碉堡森然，黔军哨兵缩着脖子来回踱步。当地老船工啐了口唾沫：“王家烈的兵都是‘双枪将’，长枪扛不动，烟枪倒不离手！你们真要打过去，准能成！”话虽如此，如何渡江仍是难题。
当晚，政委杨成武带着战士们用竹片扎灯笼，红纸写标语，硬是在断壁残垣间布置出几分年味。一名小战士偷偷藏了块桂圆肉，塞给受伤的战友：“等过了江，咱再吃顿饱的！”炊事班长却盯着空荡荡的米袋叹气——全团仅剩的半袋糙米，刚够熬一锅稀粥。
带头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位湖南汉子拍着胸脯对耿飚吼：“不让我上，我就扎猛子游过去！”寒风刺骨，细雨如针，八名勇士光着膀子，头顶手榴弹，腰间别着驳壳枪。耿飚端来烈酒：“暖身子，活着回来！”
毛振华率先跳入江中，缆绳刚拖到江心，一发炮弹轰然炸断绳索。八人被激流卷走，最终只回来七人——一名福建籍战士永远沉入了乌江。两次偷渡失败，薛岳追兵逼近，耿飚急得眼眶发红：“强渡！用竹筏强渡！”
60只竹筏趁夜下水。对岸枪声骤响，子弹却射向自家阵地——原来毛振华前夜竟带着五人偷渡成功，一直潜伏在敌后！一营趁机登陆，却被黔军预备队逼回江边。耿飚嘶吼：“炮！我要炮！”
赵章成——这位曾是冯玉祥部下的“炮神”，正跪地闭目念诵：“冤魂别找我，我是奉命开炮……”
第一炮试射落空，炮弹落在敌人阵地后方，敌军愈发猖狂。一旁的指导员王东保急得跺脚：“老赵！只剩五发炮弹了！”
赵章成不慌不忙，调整炮口，三发炮弹如流星追月，精准砸入敌群。黔军瞬间溃散，一营绝地反击，滩头阵地失而复得。
王东保后来才知道，原来赵章成第一炮之所以打到敌人后方，是因为双方距离太近，试炮时怕误伤队友。
乌江天险告破，但数万红军仍需渡江。工兵连面对每秒两米的激流束手无策，直到一名战士提议：“把竹筏连成浮桥！”当过篾匠的战士编竹绳，木匠砍毛竹，铁匠钉木桩。48小时后，一座200米的竹筏浮桥横跨乌江。
毛泽东过桥时拍了拍耿飚：“团长同志，这桥能走吗？”笑声中，中央红军挺进遵义，一场改变历史的会议即将召开。而那位用三炮定乾坤的赵章成，直到建国后仍念叨：“开杀戒，罪过啊……”
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听得入神，却不知耿飚隐去了两个名字：那位葬身江底的福建战士，连墓碑都未留下；而毛振华在长征胜利前五天，牺牲于陕北。
乌江的波涛声里，耿飚轻叹：“哪有什么天堑，不过是血肉之躯铺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