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为跨越时空的情感载体与文明桥梁，承载着人类的哲思与时代的回响，在AI时代仍具不可替代的审美与伦理价值。为拓宽小说研究的路径和边界，助力构建中国外国文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由（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主办，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小说研究当下任务暨外语学科未来出路——（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于春风骀荡的3月在海南大学举行。200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共赴海之南，研讨小说研究的当下任务和外语学科未来出路等相关问题。
会议开幕式由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白丽芳主持。海南大学党委书记符宣国在致辞中表示，人文与科技是人类进步的目标和工具，承载着人类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刻思考。而本次会议正是强调在科技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人文价值和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问题，意义不言自明。
（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小说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以“论小说阅读与外语及家与国之关系”为题发表致辞。他追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深入阐释了小说在科普文化知识、启迪思想革新、疗治人类心灵、拯救社会痼疾和引领文学改革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与重要作用。对当下盛行的“文科无用论”“外语无用论”等片面论点进行了有力驳斥，强调小说创作与外语能力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泉，更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丰富文化多样性的关键推动力。（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浙江大学教授吴笛则呼吁，小说家和小说研究者借网络传播与文学想象，以自己的笔墨发起时代的呼唤。
小说：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情感
融媒体时代，面对阅读工具的改变、阅读习惯的改变、阅读兴趣的改变，创作者如何转向新技术、新媒介，以满足当代读者的需求，是很多作家关注的问题。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韩少功以“小说的变与不变”为题，指出了当代文学发生的重大变化。其一是人的变化。在现代社会里，文学变得大众，不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事业。其二是工具的变化。阅读的传播形式，从读“嘴”的时代（口口相传），过渡到读“纸”的时代，再更迭到读“屏”的时代。面对短视频、多媒体对现代人感官的轮番轰炸，小说的含义变得模糊。其三是作者文学技巧的变化。韩少功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家长篇幅的静态细节描写与当下小说书写策略的区别为例，分析了小说技法上的巨大变化。最后，韩少功从人类需要语言文字与有情有义的价值方向的“不变”出发，呼吁在AI横行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借助文字，观察、体验与表现生活中的情与义。
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国云的主旨报告也牵涉到一个“变”字，他指出，当下应当以前瞻性目光主动适应书写载体的新变化。他反驳了对影视文学的批评意见，认为影视文学可能会带来阅读书籍所不能得到的体验，并且同样可以具备文学性。他同时强调，纸质文本并不会消失，不过AI在未来将会进一步拓宽人们的阅读体验，作家应该是共享未来的天生幻想家。
审美：变的是观念，不变的是价值
无论时代怎样变迁，科技怎样飞跃，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不会改变的，对于美的判断力也是必须具备的。因此，审美的价值判断和能力培养也引起了很多与会专家的重视。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建军以“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讲外国经典小说？”为题，深度剖析了文学创作发展嬗变的过程。他指出，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审美观念正进行深刻变革。当今的文学创作又开始由个体创作向集体创作过渡，除了作家个人创作外，机器也参与进一步创作，为创作者提供了一个修正和对话的平台，使文学作品更切合于个人的需要。面对这一转向，刘建军强调，当今外国文学学者进行外国经典小说研究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焕发文本价值。在外语教学革新层面，刘建军指出，当今外语教学不能再“讲知识”，而要“讲能力”“讲创新”，着力培养学生的审美价值判断力。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卓同样思考了文学与审美的变化。她认为，数字时代的媒介逻辑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其颠覆了文学的阅读样态，这种颠覆对文学产生了文学样态和阅读方式两大变化。接着，王卓列出了数字阅读的优劣势，她指出，数字时代的媒介特征是媒介融合的多维交互，并使得文学审美发生了重构。最后，她呼吁学者们警惕由于技术依赖而产生对人文学科的怀疑。
翻译：变的是手段，不变的是意境
当下，人工智能大模型成果频出，特别是在翻译领域，大有替代人工翻译之势。这也对翻译学科和语言人才的培养造成极大冲击，各高校纷纷撤销语言类专业，关于学科的存在和发展也遭到很多质疑。此种局面也引发与会专家的担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山大学教授王东风以“AI时代的文学翻译”为题，从诗学角度揭示文学美的生成机制，分析利用AI做文学翻译的可行性，并探讨在译文中还原原文文学美的途径。他认为，文学的语言策略是反常化（defamiliarization），因为反常化的表达方式具有吸引人眼球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效果，从而产生文学性。文学翻译的目标就是文学性，而文学性的特征就是隐含。人工智能可以减轻翻译的工作量，但在短期内代替不了人工翻译。如果人工智能很难识别隐含，很难在译文中采用“以反常对反常”的翻译策略，那么它顶多只能译出原文的内容，而无法译出原文的文学性，也难以揭示原文的诗学功能与审美价值，这对于文学翻译来说就是一种失败。
三明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卢敏以“人工智能介入文学翻译的能与不能”为题，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对翻译实践、学科教学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影响。她指出，人工智能有助于提高翻译效率，然而大量人工智能翻译实验证明，在文学翻译领域。人工智能虽有令人惊喜的表现，但是胡乱翻译、胡编乱造、用词混乱、逻辑错误等问题多多。而且其对数据的丰富度和可靠性过于依赖，反而会对翻译和研究造成诸多阻碍。
在主旨报告以外，会议还进行了平行论坛，与会专家就“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的小说研究”“新时代外语学科的困境与出路”“新时代中国文学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影响”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此外，会上还举行了《小说研究》第二辑发布会，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则向海南省作家协会、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海南大学图书馆捐赠了“非洲文学研究丛书”（十卷本）。
左起：朱振武、梅国云、韩少功、薛舒
本次会议汇集了文学、文化与翻译等各界学者代表，聚焦两大核心命题：小说研究的当下任务和外语学科的未来出路。这场对话不仅拓宽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更在人文价值重构的层面上形成了战略共识。面对精神文化领域的范式转型危机，中国学者自觉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在对话世界文学经典的同时，建构了中国话语的阐释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