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舟晓月》68×140cm
我认识张春新先生是在2008年清明节，当时他和大哥、二哥同时从外地赶来唐山为父母扫墓，我们简短的会面安排在唐山饭店。也是这年中秋，他来信说：“我在他乡每每说起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总是有几分自豪。从小父母就告诉我们是‘唐山人’。”父母说的不假，他们之前是丰润区北陈庄的农民，大哥出生在丰润，二哥出生在迁西，但到老三张春新情况就不一样了。他1954年出生于四川省叙永县，是地地道道在川南长大的“川娃子”，“唐山”只能算是他的“祖籍”了。但唐山是张春新的根，他对唐山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所有的简历都清清楚楚地写着“河北唐山人”。
《家乡的龙门阵》140×68cm
后来，我们曾多次通话通信，张春新为“唐山日新月异的变化深感鼓舞”，这位他乡游子取得的每一点成就也备受家乡人的关注。如今的张春新才华横溢，已是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高校艺术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其作品曾参加第六届至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作品获国家奖12次，其中金奖5次、银奖2次、铜奖5次、省部级奖30余次，成为家乡人民的骄傲。
最好的十年
张春新从小就喜好涂鸦，心中对艺术感觉有一种冲动，有一种对认识世界的表述的冲动。他出生的叙永县位于四川省的东南部，与云南、贵州毗邻，物产丰富，民风淳朴。
《月亮的女儿》68×140cm
2012年9月26日，张春新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谈到了自己在农村的生活：
“在漫长的知青岁月里我没有放弃画画，把原来的爱好和兴趣坚持下来，我很庆幸。当知青的那段时间，生活比较枯燥，画画就成了我那段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在那个文化相对匮乏的年代看了很多的世界名著，比方说《安娜卡列尼娜》等。另外就是利用农闲的时候画速写。也是在那个时候使我更热爱生活，跟农民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情谊。”
《白露》68×68cm
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张春新说：“我的最好的十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农民教会了他如何插秧、做饭，教会了他如何待人、接物，从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同时，通过速写，在艺术上也是一种积淀。以至于后来成为画家，一提起笔来，总觉得自己的笔墨当中，必须有一种东西是属于农民的。他很感激伴随着自己走过那十年的农民，所以他的作品有一部分就叫作《父老乡亲》。
川南山水的滋养、川南文化的熏陶、川南农民的哺育，对张春新后来艺术道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这十年的生活积累，以造化为师，以农民为友，促使他能够以普通人的视觉，关注和思考社会最底层人的情感和追求。并以此为出发点，努力去表现富有当代中华民族气派的乡土人情，呈现出一种淳朴真挚的形象，以及人与人之间温馨和谐的情怀。他的《冬天的太阳》《爷孙戏酒》《小猪快跑》等作品，以对这片土地的认知，撷取最接近泥土、最接近自然的生活场景，因而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小猪快跑》68×138cm
学习传统就像爬楼梯
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家，张春新在中国画教学过程，尤其是在基础教学中，十分重视临摹古今佳作，锤炼绘画技巧。其实，他在中国美院学习的时候，当时的唐勇力老师就是这么做的，五周的临摹课让学生临摹《韩熙载夜宴图》。张春新认为，中国画讲究传承，讲究继承，但是继承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发展，不继承拿什么来发展呢？没有种子拿什么发芽呢？扎实的基础都是在临摹当中学到的。因此，对一位画家，临摹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尤其是作为人物画家，陈老莲、任伯年的画都应该好好临摹，他们是当今中国人物画不可逾越的一个高度。
对于临摹的重要性，张春新有着切身的体会。1992年四川美院接到画《史记》的任务，张春新画的是重头戏项羽。为了使视野回到那个时代，他在传统中寻找汉代人的形象。汉代人有自身独特的历史信息、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汉画像石砖应该是很好的借鉴。但他看到很多前辈都画过，再画没有多大意义，最后他在马王堆里找到了汉代人的造型，用那种造型来画很成功。后来画背景的山水，一画就画成现代的，这个时候他才很不情愿地回过头去找一本《芥子园画谱》。他上学的时候最看不起这本书，里边的内容一看就觉得都是程式化的东西，套路的东西。现在拿出来一翻才发现，所有的画法在《芥子园画谱》上都有，前人都已经走过了。
《冬天的太阳》68×68cm
张春新说：“我这才发现自己太可怜了，如果早点去看不可能走那么多的弯路，现在我才发现这本书太伟大了。我认认真真地临摹了两遍《芥子园画谱》山水的全部，而且我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说传统像一堵墙，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视而不见。中国有五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人生只有几十年，只有认认真真地找到一个切入点，老老实实地学习，像爬楼梯一样的学。当你有一天爬到楼顶看到另一边世界的时候，才知道正因为爬了这样的楼梯才看到多美好的世界。不认真学传统，你会永远都在传统里。正因为这样认认真真地临摹了《芥子园画谱》，我学了传统山水才获得了成功。1993年，全国图书大奖得了金奖，给我的震动很大。从此以后我跟同学们讲，一定要好好学传统，尤其是中国画，要超越是不容易的。只有熟悉了它以后才能超越它，不熟悉，永远都是在他脚下，我就是教训。”
羊肉串儿味道
张春新教授十分重视速写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速写是人们认识和反映自然形态最简洁，最概括的表现形式。它是艺术家最纯真、朴实的情感及最具个性的流露，是艺术家真实情感的媒介反映，并撰著《中国画的速写情结》《速写在教学中如何获取区域文化信息》两篇专论，以指导学生的速写训练。同时，张春新每年都要亲自带队，组织学生外出采风，在深入生活、了解生活、熟悉生活、体验生活中，去获取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区域性艺术符号。
《月光曲》68×68cm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季，他带着学生去新疆收集创作素材。刚到哈密，师生们就已经激动不已，发狂似的画速写，等到了乌鲁木齐，每人画了厚厚一本，很是得意。但新疆同行看后，沉思片刻说：“差一点新疆味儿。”师生们不理解，请他能否解释清楚一点，新疆同行笑笑说：“主要差羊肉串儿的味道。”什么是羊肉串儿味呢？大家画的是新疆维吾尔族人，为什么他们说“差羊肉串儿味”呢？一时不得其解。到了乌鲁木齐，新疆的同行说：“不到库车不算到新疆”，于是大家带着破解“羊肉串味儿”的课题到了库车。看了库车的壁画，大家似乎触摸到了敦煌背后那条丝绸之路上多姿的艺术风采，在那遥远的戈壁上还有多少神奇呢？在摇晃的汽车上背着画夹的朋友说：“克孜尔才是我们画家该去的圣地。”在克孜尔千佛洞，大家激动地亲吻了伟大祖国的艺术瑰宝，那一窟窟的神像都张开双臂把大家拥入怀抱。一个星期的时间瞬间即逝，速写本上增添了很多艺术风情。但克孜尔的画家又告诉师生：“要到南疆的喀什才算真正领略到新疆的风情”。在戈壁滩上师生们过了阿克苏，向喀什走去。一路上，大家参加了维吾尔人的婚礼，走进维吾尔人的杏林，和维吾尔人躺在一个大炕上“摆龙门阵”，在一起做“拉条子”吃，在一起跳舞，一起赶巴扎。在喀什，文艺工作者告诉师生，要上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才真正走完了新疆，大画家黄胄每次来新疆都要上塔什库尔干采风。于是师生们高兴地走上了黄胄先生走过的路。塔吉克人的叼羊让师生看傻了眼，塔吉克人的手抓饭真是美味至极。师生们熬不住不准睡觉的塔吉克人婚礼的规矩，醒来时，脸上已被抹上了漆黑的烟灰。速写本上记录着发生的一切……师生到了红旗拉普山口，卡拉其库山口，再不能往南走了，那边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了。大家终于走到祖国西部的边陲了。不知不觉中，在新疆采风已两月有余，部队派车送师生回乌鲁木齐。大家挎包里背着画满了速写的本子。在乌鲁木齐，同行们兴致勃勃翻看师生的速写，连声说“有羊肉串儿味”“有羊肉串儿味。”大家不解地说，“在哪里呢？”同行们笑着说，“你们画的速写里有很多新疆特有的符号，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原来，师生是自觉地走进了新疆人民生活中，不自觉地得到了新疆的文化信息，从而滋生出了特有的艺术符号，生平第一次不是习惯的手段去画感动自己的事物，也是第一次丢掉脸谱化和模式化。
《海棠溪边滴酒干》68cm×138cm
着实出了一次彩
现场作画，画家的功力、水平、经验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调动起自身全部情感，才能出精品，此即“画为心声”。如内心无半点冲动，或为表演而作画，作品必定木木然，毫无生气。2013年12月15日，张春新在云南“腾冲国殇纪念馆”着实出了一次彩。
当天，张春新等一行参观后，无不为先人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情绪备受感染，大家纷纷提笔留下墨宝。张春新说：“当我执起毛笔时，眼底便浮现出了‘国军阵亡烈士墓’，那一块块墓碑重重叠叠，从山脚推向山顶，数千计的民族英雄用自己的生命染红了这片国土。我似乎看见了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喷着烈焰的眼睛，坚定的嘴唇，视死如归的信念。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整齐地从我眼前走过，奔赴杀敌的战场……在弹雨中，勇敢的年轻人倒下了，身躯向前；在肉搏中，勇敢的年轻人用枪杆支撑着冰凉的身体，身躯向前；在炮火中，火光映红了整个苍穹，民族的旗帜永远向前，向前……我手中的毛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饱蘸墨汁，落在宣纸上一发不可收。不到十分钟，一个远征军士兵，戴着英式钢盔，帽檐下透出发亮的眼睛、绷紧的脸颊，胸前绑满了手榴弹，手里提着德式步枪，大步向前……的形象便跃然纸上，画完后我情绪还在画中，在画上落下‘壮哉中国军魂’六个大字，旋即离去。”
画完片刻，同行的中央美术学院邵大箴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刘国辉教授，民革中央画院院长宋雨桂先生，上海香山画院院长毛国伦先生来到书画现场，驻足观看。刘国辉教授激动地说“肯定是张春新画的，只有他才能画得这么好！”毛国伦先生蹲下身子仔细看着画说：“张春新是在用他的整个感情在作画。”邵大箴教授笑着说：“这么短的时间，真见功夫！”……很快，一位朋友就跑去告诉张春新，说他出彩了。张春新沉思一下，平静地说：“离开腾冲国殇纪念馆，我是什么都画不出来的。”
《月浓华章溢》70×140cm
师生情深
从2009年开始，张春新与李奇茂先生多次交往，在人物画、历史画、主题画等方面进行了深度交流，并结下师生情谊。
也许是上苍的安排，历史有时竟会如此巧合：李奇茂先生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从军而走上艺术之路的，而张春新是在恢复高考后在重庆考上四川美术学院而走进艺术殿堂的；李奇茂先生一生与张大千先生有缘相识，而张春新进入高校的第一堂课则是张大千先生的女婿肖建初讲授的白描课，并亲自聆听肖先生讲的许多张大千的故事。2010年，重庆一批画家为纪念“卢沟桥事变”73周年，举办了“浩气长流”的主题画展。其间，在台北市的“孔子研究学会”，张春新第二次见到了李先生，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激之情，随后正式拜李奇茂先生为师，并共同出席了连战先生举办的私人筵席。2010年12月，张春新随重庆大学校领导一行再次来到台湾。在李先生的“撮合”下，重庆大学和台湾艺术大学签订了“海峡两岸高校艺术教育西部论坛”的常年合作协议。
《动水载着静心人》68cm×138cm
2011年11月，李奇茂先生从北京辗转来到重庆，参加首届“海峡两岸高校艺术教育西部论坛”的开幕式。在改革开放以后，李先生成了台湾美术界的忙人，不辞年高和劳累，奔波于海峡两岸之间，协调两岸的许多美术活动，对推动两岸的美术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先生刚参加完文化和旅游部在北京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美术作品展”开幕式，第二天便乘坐飞机匆匆赶到重庆参加“海峡两岸高校艺术教育西部论坛”的开幕式。在机场李奇茂先生看到张春新的第一句话便是：“春新，你拿脸了！”原来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美术作品展”上张春新的作品《1902•重庆朝天门•邹容》获得了好评。在中国美术馆的正圆厅，文化和旅游部蔡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先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先生均对该作品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李奇茂先生说：“历史画的创作最难做到的是脸谱不雷同，春新的作品做到了，画面上的每个形象都有各自的特征，并有很强的时代印记。”
活动间隙，张春新特别邀请李奇茂先生和师母到家里做客。由于先生和师母的高龄，再加上岁月的蹉跎，先生患有很重的腿疾，于是张春新同时请来了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骨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初同伟先生夫妇来到家里，专为先生“把脉”。在画室，李先生用手推了推眼镜，认真地看着画面的每一个部分，不时地往前弓着腰，拄着拐杖眯着眼睛看，生怕错过了小的细节。张春新的部分研究生也在场，大家就中国画人物画创作问题向李先生讨教。李先生的讲授不时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他主张在中国人物画的基础教学中，应加强“动态素描”的训练，因为“动态素描”的训练更多的不是在课堂上完成，而是走进生活，在对陌生的客观物象的逐步认识、分析、理解的递进过程中进行的。这个时候画家的感觉最好，因为新鲜的物象最能刺激人们的视觉感受。他告诫大家，不与生活结合等于空动。他还说：“大陆的画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春新也做得不错。”最后，初同伟教授认真地询问了先生的身体状况，作了治疗的建议，并称赞：“80多岁高龄，能耳聪目明、身体硬朗，其身体中一定有医学界一直在寻找的长寿基因。”此话一出，赢得大家一阵笑声。老人用手轻轻捋了捋白色的胡须，显得十分自信。
《月涌大江流》68cm×138cm
画“画家之画”
张大千先生在世时，对因古代“文人画”而来的“逸笔草草”之风很反感。他说：“会做文章的一生必要作几篇大文章……画家也必要有几幅伟大的画，才能够在画坛立足。所谓大者，一方面是在面积上讲，必定要能在寻丈绢素之上，画出繁复的画，这才见本领，才见魄力。如果没有大的气概，大的心胸，哪里可以画出伟大场面的画？”
作为人物画家，张春新画过不少表达乡土情怀的作品，也曾画过一些直接表现传统文化题材的抒情小品，但他的着力点却始终放在创作张大千先生说的“画家之画”上，众多大型主题性绘画作品的创作即为这种努力的丰硕战果。
《临行密密缝》230cm×190cm
“主题性绘画”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从未出现过，但《康熙南巡图》可以作为“主题性绘画”来圈定。随着历史的演变，近现代主题性绘画大量涌现，如《田横五百壮士》《流民图》《延安火炬》《开国大典》《八女投江》《受降》等作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美术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重要地位的显现，主题性绘画的发展方兴未艾，具有崇高使命感的艺术家都会自觉挑上这沉重的担子。张春新先生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多年来，他创作了众多大型主题性绘画，如巨幅主题画《肤施会谈》（200cm×200cm），《重庆大轰炸》（200cm×400cm），《四渡赤水》（200cm×600cm），《白日——关天培血溅虎门》（200cm×300cm），《雾都岁月》（200cm×200cm），《朝天门》（200cm×200cm）等。
张春新这些大型主题性绘画作品的创作具有相当的难度。著名美术评论家林木先生以张春新《四渡赤水》为例做了深入的剖析：
“画家在六张六尺宣纸上，画了红军长征时70多位有名有姓的红军领袖。且不说研究文献、收集每个人的形象资料这些史学家的工作需要做，就是构思画面、组织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安排结构、铺排笔墨、注意风格等等，都要花费很大精力。画大画，尤其是以人们熟悉的著名历史事件作画，其难度比之小画的确不知要难多少倍！因为一幅优秀的历史画，并非照片资料的机械翻版，而是画家富于艺术个性和独特风格的创造。仍以《四渡赤水》为例。画面要表现‘四渡’的多时空场面，就必须打破特定时空，以超时空的自由手法去调度场景。在人物的组织上，也是以不同时空，不同透视角度的人物自由组成画面。画中虚实关系、情节的穿插、人物大小的配置、笔墨的变化等都是颇具匠心的。这里既需要写实的功力，又需要表现和控制画面的相当的才气。尤其难得的是，与那些依赖照片的人物堆砌作品相比，张春新的这些大型而复杂的作品画得相当轻松。”
这些主题性绘画创作，耗费了张春新大量的精力，也给他带来了众多的荣誉。他数十次参加全国性重要展览，也十数次获得包括全国性展览金奖在内的重要奖项。他的创作才华受到国画界同行的普遍关注。比之那些以闲情逸趣为主的笔墨玩家，张春新无疑当划为中国画画坛著名实力派人物画家之一。
《寒林居士图》68cm×138cm
复合型人才
对于美术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如何处理好教学和创作的关系，永远是躲不开的话题，但是张春新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特别是一个高校的艺术家，应该有另外一种观念，即：高校没有纯粹的艺术家，高校要教育学生，传授文化知识，跟同学们在一起，故高校的画家应该是学者，而画家是以画画作为唯一生存条件的。高校的美术工作者必须是一个综合型、复合型的知识传授者，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张春新坦言：“在综合性大学的教学中，自己的知识永远是不够的，时时面临着补课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带的研究生的方向就有艺术考古的、有景观设计的、有搞中国画的，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自己就要不停地画新知识。”
《丽人行》200×200cm
张春新在艺术实践中，研究的领域是很宽的。他曾接受国家课题“川南艺术研究”，且出版了专著。曾研究中国发髻发展史，出版《发髻上的中国》，从远古的图腾发式的变化一直写到“五四”，隋、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各种因素对发式发展的影响，发式每个阶段的定位都有论述。他也曾在艺术考古方面有不俗的建树。一次，他和考古工作者进入一座古墓，看到墓的两边各有一名将军同时背着箭杆。他提出右边这个将军背的肯定是火器、中国最早的火器。同行的人只有市博物馆馆长支持他。省里的文化官员问他何以见得？他说，左边那个背的是箭筒，外形是平的，羽毛朝上，因为拔出箭来就能够迅速搭弓射箭。而另外一个上边不是平的，而是一个朝上的龙头，同时三个箭头都向上，不是羽毛朝上，同时还有一个类似脸谱一样的装饰图案。他据此推断这个是中国最早的火器。张春新回校后，马上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在网上找根据，他的推论得到了所有历史资料的印证。结果，他的发现把中国火器的历史往前推了二百年。中国兵器专家杨毅先生说，火器目前能够看到实物的只有元代的火铳，而宋代的东西只有文字记载，没有实物，张春新的发现是中国从冷兵器往热兵器转换的最早的唯一的实物，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天江一色》68cm×68cm1982年
张春新把自己的知识结构形象地比喻为“金字塔”，他说：“我现在既可以搞考古，也可以搞城市设计，又可以搞艺术设计，同时还可以画中国画，好几个点同时往中心一个点上靠拢，斜过来就形成了一个金字塔。金字塔的塔尖上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画，但是我的文化知识，各种各类的知识扩展以后形成的点就是金字塔的底座。历史上所有的人才培养，所有的大师都是综合型的，像米开朗琪罗、达·芬奇、钱学森等等。所以我提出培养人才应是金字塔式的，而且我也是努力这样做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学者型的知识传授者。”
一个生命充实的人必有一颗烂漫的心。张春新先生既是一位勤勤恳恳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在艺术上有着非凡造诣的艺术家，同时在艺术考古研究等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年岁尾，我几次给他打电话，他或带学生到西昌写生，或去参加学术活动，从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忙碌的身影。已届花甲之年，功成名就但仍不安于现状，张春新将烂漫的心化作无尽的才情，从容地继续完成着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文/刘士裕，曾任唐山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胸中烂漫化才情——记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张春新教授来源：冀云
画家简介
张春新，1954年出生，河北唐山人。1983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国画专业（本科），并留校任教。1990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专业。1998年3月由四川美术学院调入重庆大学组建艺术学院，曾任教学、科研副院长。现为教授，博士生、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国家质量工程试验区学术带头人。教育部第一届、第二届高校艺术类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会员、教育部第四届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会长、全国学位办艺术学博士授权点通评评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重庆中山画院院长、重庆中国画学会副会长、重庆国画院副院长、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财政部项目和其他各类省部级项目。发表CSSCI检索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及教材《发髻上的中国》《四川南宋墓葬石刻艺术研究》；《美术鉴赏》《人物画教程》《速写教程》，申报国家《复合型视觉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获重庆大学记“大功”一次。
长期致力于中国人物画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中国画领域努力寻找新的视角符号，并形成了一定的个人风格。擅长写意、工笔人物，重生活，重传统，善创新。作品曾参加第六届至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第一届、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体育美展，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教师节美展等三十余次（国家级）美术作品展。作品获国家奖15次，省部级奖30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