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李嘉诚卖海外港口给美国的事件，被《大公报》连发社论批判，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为什么《大公报》的社论会引起香港乃至全国的重视，就要介绍下《大公报》的历史和如今的地位了。
首先要说《大公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历经百年，见证了中国从清末到如今的政治进程，反映了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曾被评价为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同时它也拥有着几个其它报纸没有的记录，它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世界上现存报纸中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报纸。
1902 年 6 月 17 日，在天津法租界诞生了《大公报》，其主要创办人就是后来在中国现代影视圈曾名噪一时的著名导演英达的曾祖夫英敛之。他当时在创刊号上阐明宗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秉持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的理念，所以命名为《大公报》，并请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题写了报名。
英敛之为满洲正红旗人，还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公报》的创建时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天津的天主教会，最初的外文名称用的是法语L'Impartial（“无私”的意思），所以在创建后文章的政治倾向是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外交上倾向亲法反俄。因为该报得到了法国领事馆的庇护，所以敢于揭露天津当局各种弊政和问题，虽然当时天津当局对其不满，但也不敢对其轻举妄动。特别是该报在日俄战争时和日本领事馆合作，频繁转载《朝日新闻》《北清新报》等日本媒体的战事报道，是当时报道战争动态最及时的报纸，逐步发展成为北方报界的商业大报。
辛亥革命后，英敛之主张的君主立宪模式破产。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英敛之不愿与其合作，离开《大公报》隐居北京香山，精力改为放在筹建辅仁大学的事务上。《大公报》原股东之一王郅隆出面收购了《大公报》的全部股权，因为王郅隆属于民国时期安福系一派，所以自1916年9月开始，大公报改为安福系的机关报。
在此期间王郅隆雇佣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胡政之为总编，仿照西方报界的模式对报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修改版面格式，转为国际通用的通栏式并增加图片使版面图文并茂，并首次让现场记者通过电话或电报方式发消息，让新闻的及时性大为增加。1919 年，胡政之作为唯一采访巴黎和会的中国记者，开创中国媒体报道国际新闻的先河，其首先传来的巴黎和会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报道，可以说是五四” 运动的重要起因之一。
然而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失势，最终王郅隆逃往日本并在走前提取了在大公报的所有股本，导致报纸陷入困境，最终于 1925 年 11 月 27 日停刊。
不过原主编胡政之不甘于自己投入大量心血的大公报就此消失，于是找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好友银行家吴鼎昌和同为报人的张季鸾帮忙，于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携手成立“新记公司”并收购了大公报的剩余资产，大公报在停刊九个月后再次发行，并舍弃以前的政治倾向，确立以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的社训开启了《大公报》新的篇章。
《大公报》复刊后，引进全新的德国印刷设备并将报纸文体全部转变为白话文，销量大增。并率先搞了每周一篇的“星期论文” 专栏，邀请胡适等全国各大名家撰稿点评时事。更值得一提的是胡政之主导下对报社员工制定了现代化的《大公报社职工任用及考核规则》，其中包括6项考核标准、3项奖惩办法。职工福利规定了：职工享受恤养金、子女教育补助、医药补助、婚丧补助等。此外，还有“年终奖金惯例”等一整套完善的人事制度。让《大公报》成为当时中国无论从技术还是管理都是最现代化的报社。
日本侵华后，该报不愿被日本人控制，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分社，推出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等。不过最出名的还是在1940 年独家刊载了《汪日密约》全文，震惊中外。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都克服困难，坚持出版。内容风格则是坚持抗日救国，反对妥协腐化，销量在重庆政府控制区的各报纸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并于1941年获得密苏里新闻荣誉奖章。1945年4月，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旧金山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抗战胜利后，重庆版、上海版、天津版、香港版先后复刊。在胡政之的主导下依然坚持“不党、不私、不卖、不盲”方针，一方面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发表了《我看学潮》、《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等文章，《三毛流浪记》最初就是在《大公报》上开始连载的。但另一方面也发表了如《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政党·和平·填土工作》、《可耻的长春之战》等，反对内战和共产主义政策，主张走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自由主义“中间路线”。所以在1948年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候，胡政之在美国创办《大公报纽约双周》英文版，并全力恢复《大公报》香港版，计划未来转移到新加坡、美国办报。胡政之认为，在两党内战的格局背景下，无论国民党和共产党谁获胜都不会允许《大公报》的存在，只有在香港《大公报》才能长期存活。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寓所病逝，胡政之的去世，在国际上被视为中国最好的办报人和报纸的谢幕。解放后胡政之一直受到批判，原因是一是他当年为《大公报》的发展，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过20万美元的外汇，解放后被指责为收了国民党的钱；二是国民党当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时，胡政之以“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被认为是给国民党反动政府站台。
胡政之在1948年底病重后，就指定总编辑王芸生接管《大公报》，其后王芸生在报社里地下党员李纯清和杨刚的影响下开始转变报纸坚持的中立和自由主义立场，代表就是1948年底王芸生亲自主笔发表的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评，标志着《大公报》立场的转变。
1949年3月18日王芸生与陈叔通、柳亚子、叶圣陶、马寅初等人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5月27日随军南下至上海，6月17日在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检讨近五十年《大公报》办报历程，宣布“报纸归人民所有”。
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参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继续担任《大公报》社长直至1966年9月北京版停刊。此外他还担任过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在北京病逝。
《大公报》在1949年后也开始进行了一系列重组变革。天津版1949年改组为《进步日报》，后在1953年与上海版《大公报》合并出版全国性《大公报》，1956 年迁至北京，转型为专门的财经类报纸，1966 年文革开始后停刊。1978年，原《大公报》在北京的编辑们重新筹办了《财贸战线》报纸，后改名为《经济日报》。
至于香港版的《大公报》在1952年改由中共中央港澳工委直接领导，与《香港商报》、《文汇报》合称香港左派三大报纸，被认为是在香港传递中央精神的喉舌。1982年6月15日该报首次宣布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2016 年，《大公报》与《文汇报》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形成立足香港、面向全球华人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2022 年 6 月 12 日，《大公报》迎来创刊 120 周年，总书记致信祝贺，高度赞扬其一个多世纪以来秉承办报宗旨，为国家建设、香港发展等作出的积极贡献。2022 年 7 月，荣获香港报业公会颁发的 “最佳独家新闻” 冠军等十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