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画报：时代不断更迭，社会的阅读环境也在不断变换。您所经历的阅读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和特点？比如阅读的书籍类型、阅读方式、阅读地点、阅读人群等方面。
郑国贤：就一个字——变。我信辩证法，变不会使我惊讶或不适应，而是很自然地转换，（变化的事物）是时代、媒介、环境、类型、方式、人群等，都没有问题。我自己最大的变化是：文学类的书籍阅读减少了，历史、经济、哲学思想类的（书籍）增加了。文学好书太多了，看白了头花了眼也看不完，现在只敢翻翻短篇小说。经济、哲学类书籍是作家职业的必需，没有它们，内行读者一眼就看出你的致命缺陷。网络时代，不是读什么，而是不读什么的事。“开卷有益”不能变成“开卷有害”。现在“人手一机”阅读，一整天在划，看坏眼睛不说，别的都不用干了，更不要读书了。下半夜还在划的，不是作家的事，而是医生的事了。
郑国贤，曾任莆田市文联专职副主席、莆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福建画报：您从 1979 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这二十年间，社会的阅读环境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1999 年我加入中国作协时，莆田就三个人，加上在外作家，不超过十个，与莆田籍中科院院士数量相当。当时全省也就三十多人。中国作家都在体制内，工资之外多了稿费版税。我还自己卖书，受老乡渔民启发——捕鱼的不如卖鱼的。我就既捕鱼又卖鱼，因而福建作家中我比较有钱——杨少衡主席这样评价我。阅读环境对我有影响，说起来也很简单：没人看、卖不出的书我就不写了。肯定有人怼我：那你写什么东西啊？我回答：有人花钱请我写，别人可以不看，但花钱的人自己看啊，他有用才请我写的。作家都自视甚高，我懒得告诉他：能想到花钱写自己的，都是聪明人，都比作家智商高，起码比我聪明。我的书里，当然也有追求，那就是我来自的群体， 我可以为这个群体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发出更多的声音。
福建画报：您的作品有很多都是围绕家乡展开，如《妈祖人家》《莆田方言例话》《男儿脚下有黄金》等，主题有妈祖文化、莆田方言、莆田商人等。文化人和普通人的奋斗，似乎是您在作品中最为关心的主题。您是从何时开始着重这一主题创作，创作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郑国贤：谁都这样啊。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的大兴安岭，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和西京城，格非的江南小镇，苏童的香椿树街，刘震云的延津等。听说福克纳写“一枚邮票大”的故乡，我前后买了三本，死活读不下去，没有扔掉，留着以后孙子读吧。补充一点：林兰英、谢敬通都是莆田人，他们比上述名家笔下的人物，一点也不逊色，所以我一点也不必谦虚。
郑国贤为读者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字
福建画报：您有很多作品都获了奖，在您看来阅读和创作有什么关系呢？能否给新时代的年轻读者一些建议？
郑国贤：得奖不多，大奖更少，大部分是反应平平，有的简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如果以后有必要写遗嘱，我要交代儿子：不出全集，免得浪费纸张，浪费社会资源。创作当然要阅读，不必说。“不要”的说两句：写小说的不要只读小说，做文学的不要只读文学。这道理很明白，但确实有愚蠢到只读小说就写起小说，而且是长篇小说的人……不说也罢。给青年人提建议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险的。鲁迅就不干。我的建议是不急着看畅销书、新书，去看旧书、重版书，特别是几家出版社都出的书。阅读的问题还得靠阅读解决。你读到适合自己的书，同一作者推荐的书可以找来读。他的书里又会引用别的书，你感兴趣的，可以接着读。
福建画报：您向多所学校和图书馆捐赠书籍，是什么 样的初衷促使您一直这样做？您对未来的阅读时代有什么期许和计划？
郑国贤：临近退休时，办公室的书家里是装不下的，我从家里挑了两箱小说，一并送给老家石城学校。书要有人读，才有生命力；书有生命力，作家才有生命力。退休了，得奖啊、职位名誉都没什么意思，重要的是作品被人读了。我捐书只捐中学，不捐小学。小学生还不是读成人书的时候。天才是有的，但真正早慧早熟的极少。他们应该好好玩，不急于抱书本。对未来的阅读，我希望少划手机，从手机中解放出来，看手机也多听音乐，少看或不看新闻、评论。至于读不读书，读什么书，是“上帝”都没办法的事。我六十六岁了，老眼昏花，能看多少算多少。没有计划。
来源：福建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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