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拙作《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
一 南皮之游
建安二十年（215）三月，魏公、丞相曹操亲领大军西征汉中张鲁，其次子、二十九岁的五官中郎将曹丕随军从征，在经过孟津县的时候，曹丕得到父亲的军令，驻扎在这里。一直到五月，曹丕一面在焦急地等待前方的战报，一面在揣测父亲那深不可测的心思，忧虑着自己的处境。
五月十八日这天，曹丕孤坐寓中，在这个寂静无声的夜晚，忽然想起了四年前的南皮之游，那份自在与欢乐仿佛就在昨日，在一片暮色之中，他仿佛能够看见那些文士友人们的容貌。思来想去，夜不能寐，曹丕提起笔来，决定给好友吴质写一封私人信函。
吴质，字季重，济阴人，博闻强识、文采斐然，和曹家的诸位公子经常往来，吟诗作赋，是圈子里的红人。他比曹丕大十岁，曹丕对他特别敬重，与他私交甚好。作为曹家公子的座上宾，他也参与了那次南皮之游。
此时的吴质已经被贬到朝歌做县长，虽然朝歌与曹丕所居的邺城相距并不远，但由于曹操对诸子交往的严格限制，他们会面已非易事，只有通过书信进行往来。
在信中，曹丕说完了开篇的客套话后，直奔主题，怀念起南皮之游的欢乐时光。从信中的描述可以看到，那次的游玩可谓十分尽兴。曹丕与他的文友们读六经、谈百家、玩弹棋、戏六博、赛骏马、品美食，可谓是尽享人生之乐趣。“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在篇幅不长的书信中，曹丕对美食的记忆细致到用冰水清泉泡过的甜瓜、红李子。在同样一个五月的仲夏之夜，想起如此清凉爽口的美味，曹丕依然口舌生津、津津有味。
南皮，属冀州渤海郡，即今河北南皮。汉末，袁绍任渤海太守，即以南皮为基业兴兵，遂鹰扬河朔。后袁绍死，其子袁谭与袁尚争位，袁谭走保南皮，曹操率军攻破之，斩袁谭而平冀州。曹操在这次胜利后心情大好，于是给自己放假一天，在南皮负弓走马、射猎为戏，“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
曹丕与其父有诸多相像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喜好射猎。他曾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射猎场景：
行行游且猎，且猎路南隅。弯我乌号弓，骋我纤骊驹。走者贯锋镝，伏者值戈殳。白日未及移，手获三十余。
居住在邺城之后，曹丕仍然我行我素，时常换上便衣，带着随从去郊外射猎。冀州别驾崔琰直言规劝，他才稍作收敛。射猎是南皮之游中重要的一个项目，这或许也是曹丕对父亲的一种效仿。
南皮之游的时间，早不过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定冀州，晚不过建安十七年（212）。因为阮瑀死于建安十七年，而在曹丕给吴质的信中，他特意提到了“元瑜长逝，化为异物”，表达了对阮瑀（字元瑜）逝去的怀念，所以阮瑀当是南皮之游的参与者。而据《三国志·王粲传》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与北海徐幹、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并见友善。这些当时蜚声海内的文人，都依附于曹氏，齐聚邺下，他们也都参与了这场南皮之游。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是建安十六年正月的事情，故而南皮之游的时间可确定为这一年的五月。
这一年，曹丕二十五岁，在长兄曹昂阵亡后，他便是曹操众多儿子中最年长的一个。但曹操似乎更偏爱他那些聪颖的弟弟。比如小他九岁的曹冲，自小聪明伶俐，为曹操所独爱。曹操甚至多次对群臣表示“有欲传后意”。只可惜曹冲年仅十三岁便染病夭折。随后，小曹丕五岁的同母弟弟曹植，又凭借着出口成章的斐然文采让曹操格外青睐。曹操在邺城筑成铜雀台，曹植援笔而成《铜雀台赋》，洋洋洒洒，让曹操大为欢心，也让曹丕内心忐忑不宁。建安十六年正月，朝廷的册封来到邺城，封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曹植为平原侯，表面上看，曹丕可以在曹操征战在外时署理丞相职能，似乎有着隐性的“世子”身份，但实质上，曹植虽封侯却并未就藩，仍居于邺城，宠爱未衰。曹丕与曹植的暗战才刚刚开始。
邺下在曹丕、曹植的引领下成了文学的中心。文人们终日在西园中饮酒畅叙、吟诗作赋，这其中包括被曹丕纳入五官中郎将府为文学掾的徐幹、应玚、刘桢，为曹操掌文书的陈琳、阮瑀，出身名门的王粲，以及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等。曹丕曾在诗中如此描绘西园之宴的情景：“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而曹植的诗中亦有相似的画面：“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这是乱世之中难得的平静时光，也是两位喜好文学的公子哥难得的和睦之时。
再对比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描述南皮之游的景象：“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绪是连贯的，都是属于建安十六年曹公子的浪漫记忆。
然而，正是在南皮之游的时候，伴随着暮色降临，清风拂面，悲吟的胡笳声呜咽作响，曹丕的心头却泛起了一股悲凉，收敛起了脸上的笑容。他在冥冥之中感觉到，这样的快乐时光并不会长久——天下尚未平定，战争仍在继续，未来依然有太多的不确定，今日的欢乐，也许正预兆着明日的灾祸。他从出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悲观的人。他将自己的心思向众人和盘托出，吴质等人也转喜为悲，“咸以为然”。
后来的事情，不幸被曹丕言中。南皮之游后不久，发生了刘桢平视甄氏的事情。
甄氏是曹丕的妻子，是一位绝色佳人。一次曹丕与府内众文士宴饮，大家都喝得有些醉意，曹丕就唤甄氏出来会见众人。依礼，众人为臣下，见主公的夫人都须伏地而拜，但刘桢生性不拘礼数，加上那天确实酒喝多了，不仅不伏地，反而直勾勾地盯着甄氏看。这就犯了大不敬之罪。曹操得知此事后，雷霆震怒，将刘桢收监，本欲降死罪，后来改为以服役抵罪。与此同时，与曹丕关系亲密的吴质也被遣出邺城，担任朝歌长。
显然，曹操对刘桢和吴质的处置，是在敲打乃至警示曹丕。这起事件也足以成为一次教训，让曹丕知道在这复杂的政治生态中，他必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走完余下的人生之路。
吴质被外放，无辜遭受牵连，这让曹丕始终内心不安，于是四年之后曹丕给吴质寄去的这封信，除了分享昔日南皮之游的美好记忆外，也有委婉表达歉意的意图。只是他未曾想到，真正的灾难，还没有到来。
二 大疫来袭
汉末三国，不仅是天下纷乱之际，也是疾疫肆虐之时。二者互为因果，战乱频繁加速了疫病的传播，而大规模的疾疫致死又会引发新的乱象。汉灵帝时期，正是因为疫病在民间的盛行，官府无力医治，才有了张角兄弟以行医为名发展教徒数十万人，掀起了光和七年的黄巾起义。此后，疫病隔三差五地就光临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并且常常与大规模的战事相伴。
建安十三年冬，曹操在赤壁大败于孙刘联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曹军营中爆发严重的瘟疫，致使吏士成批死亡，曹操不得不烧船自退。
建安二十年，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时北上合肥，但张辽守城有方，孙权不仅不能速胜，反而遇上疫疾爆发，就在撤军返回的时候，被张辽奇袭于逍遥津，险些丧命。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称魏王，但并没有如众位臣僚期待的那样正太子之位，而是于当年冬天再度率军东下，以报复前一年孙权的入侵，然而到了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又是一个寒风刺骨的隆冬时节，瘟疫再度袭来，并且在曹军抵达居巢时于军中爆发。
这场瘟疫来的猝不及防，以致出现军中高级官员染病而死的现象。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任兖州刺史的司马朗。他当时正随军负责后勤保障。得知军中爆发疫病，为官勤勉的司马朗亲自去病患营中巡察，为患者递送汤药，但不幸感染瘟疫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司马朗的早逝，让其二弟司马懿不得不挑起了家族的重担，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司马懿在政治上的成熟。
然而这仅仅是这场瘟疫的开始。当年三月，曹操因为疫病从濡须撤军，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和治疗手段，病毒随着士兵的北归向北方扩散，导致了疫情的加剧。曹操统治的北方成为重灾区。
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描述了疫病流行导致的惨状：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曹植在文中提到，许多百姓愚昧无知，以为疫病是鬼神降临惩罚人间，于是纷纷请巫师在家中悬挂符咒做法术，祛除厉鬼，自然是无济于事。但是曹植本人明显也对疫病缺乏科学的认知，他只能按照阴阳学的说法，将疫病归咎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
时年三十一岁的曹丕也是这场瘟疫的见证者，他当时奉命与母亲卞氏、儿子曹叡及女儿东乡公主随军东征，亲眼目睹了疫病在军中的爆发。次年二月三日，在疫情已经平息之后，曹丕再一次给吴质寄去书信，在信中悲痛地说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可见，徐幹、陈琳、应玚、刘桢都在这大灾之年因疫病去世，再加上王粲在随军东征途中因其他疾病去世，“建安七子”中的五人于同一年谢世，建安文学的巅峰期就此宣告落幕。
“建安七子”的称号，首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同时，他还在文章中逐一评点七人的文采优劣：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七人中，孔融早在建安十三年就被曹操所杀，和其他六人不同，他是曹氏政权的反对者和批评者，甚至曾当着曹操的面嘲讽曹丕纳甄氏一事，但曹丕仍然对孔融的文采仰慕不已，在他死后用重金收购他的遗作，并且对他的作品做出了较为公允客观的评价。
经历了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建安七子”已成历史，南皮之游更是不可再得。因此在曹丕给吴质的第二封信里，悲伤的情绪就更为浓郁。曹丕再一次回顾了当年的南皮之游，怀念与众位文友们把盏共饮、赋诗唱和、一醉方休的潇洒时光。（“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但他笔锋一转，随即感叹，本想与知交故友相守百年，不想几年之内，友人纷纷零落成泥。“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在信中，曹丕还对于除孔融外的六子做了逐一点评。考虑到这封信可能写于《典论·论文》之前，故而信中评论内容或为《论文》的初稿，可以互照。比如对于徐幹，他评价非常高，称其《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然而除却文章，曹丕更欣赏徐幹的是他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殊为难得的是，尽管中国向来有“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曹丕在评价几位已逝的文友时，却并不为他们护短和过度赞誉，反而直率地提出了一些批评。比如说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说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说王粲“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这与他后来在《论文》中褒贬平衡的风格可谓一脉相承，无心之中，曹丕开启了一扇被称为“文学批评”的大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为这次大疫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曹丕更加认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这也激励他将更多精力投入文学的编辑与创作。他在信中提到，自己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将此六子的遗作编纂成集。（“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而他的《典论》也大致是从此时开始动笔的。后来，他在给大理王朗的信中，提到了这次大疫对自己文学观的影响：“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在曹丕看来，人的生命很短暂，但文学的生命是永恒的。于是，就有了后来他在《典论》里那句对文学地位的经典论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三 风云之会
实质上，此时的曹丕，其境遇已经比写上一封信时要好得多。在大疫结束之后的当年十月，魏王曹操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即立曹丕为太子，我们无法得知曹操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和这一年的大疫有没有关系，我们更无法揣测曹操的内心中是否真正地认可了曹丕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从曹丕给吴质的信中，我们丝毫看不到他喜悦的心情，反而看到他充满了迷茫。字里行间，他完全没有因为身为太子而居高临下，而是以一个友人的身份，推心置腹地与吴质探讨着文学的意义、生命的更迭。他对吴质说，自己每日思虑过甚，以至于常常夜不能寐，身体状况也大受损伤，以至于呈现出未老先衰的迹象。他甚至用相当严厉的语句贬抑自己，说自己“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曹丕以一个文人的细腻情感，顾影自怜，写下了对自己人生的哀叹。
曹丕与吴质本是君臣，曹丕没有必要对吴质过度自谦，他的这一番自我反思，可以视为他当时真情实感的流露。回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尽管曹丕太子位已定，但天下依旧动荡。年逾六旬的曹操正承受着与刘备、孙权东西两线作战的挑战，疲于奔命，而就在曹丕写信的几天前，许都发生了以金祎、耿纪、韦晃为首的叛乱，让曹氏政权陷入内外交困的地步。身在邺城大后方的曹丕坐守殿中，不能为父亲分忧解难，自然而然会产生沮丧和挫败感。他在信中提到，汉光武帝刘秀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在军旅中摸爬滚打了十多年，荡平天下指日可待。而如今他也这般年纪，却碌碌无为，虚度光阴。
联想到此后的一年中，曹操委派三子曹彰北上代郡平定乌丸、委派四子曹植南下樊城救援曹仁，我们就更能理解到曹丕此时心中的惶恐与不安了。他的能力究竟能不能配得上太子这个位置？他究竟能不能在曹操百年之后担负起这江山伟业？他没有把握。
曹丕的一番倾诉在吴质那里得到了回音。吴质在二月八日写下了回信。在信中，吴质除了对南皮之游进行回顾和对陈、徐、刘、应等人逝世表示缅怀外，更重要的是对悲观的曹丕给予安慰与激励。他在信中夸赞曹丕“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称曹丕的才华与当年的萧王（刘秀）相比，胜过百倍，因此才得到了许多臣子的拥戴。（“众议所以归高，远近所以同声。”）为了能让曹丕心里好受一些，忠诚的吴质又拿自己举例，说自己已经四十二岁，两鬓染霜，“实不复若平日之时也。”但他马上又表态，称自己尽管已经衰老，但仍旧要为曹丕效犬马之劳。（“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风云之会。时迈齿载，犹欲触匈奋首，展其割裂之用也。”）
这一番宽慰的话，对于处于人生低迷期的曹丕来说不啻为雪中送炭。对于能够如此坦诚相待、书信往来的朋友，曹丕势必将用为腹心之人。
在曹丕与曹植的世子之争中，吴质时常建言献计，不遗余力地助曹丕博得曹操的认可。据《魏晋世语》载，一次曹操东征，曹丕与曹植都在路边送行，曹植脱口便咏出歌功颂德的诗赋，让曹操欣喜不已，曹丕不能及，吴质就让曹丕只管痛哭流涕，让周围人都为他的孝心感动，反而显得曹植工于心计、缺乏诚意。
在与曹植的心腹杨修斗智的过程中，吴质也往往能胜出一筹。《魏晋世语》还提到一个故事：当时曹丕经常让人将吴质藏匿在载绢布的车筐里，将他偷偷带进府里谋划大事。杨修得知后，向曹操举报。吴质将计就计，在曹操派人检查时将真正的绢布放满车筐，曹操一查并没有人，反而对杨修多了一份怀疑。
建安二十四年，让曹丕施展拳脚的机会终于到来。这一年曹操奔波于汉中与襄樊战场，统军在外，西曹掾魏讽趁机暗结党羽，图谋在邺城反叛。坐镇邺城的曹丕在得到消息后，果断出击，捕获并诛杀了魏讽一党，此案被株连者多达数十人，其中甚至包括曹丕的故友王粲的两个儿子。但曹丕用凌厉的手段为曹操稳定了后方，无疑博得了曹操的青睐，也让他的太子之位坐得更加稳了。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嗣王位。此时，昔日南皮之游的好友们，存世的仅有吴质和曹丕的两位族兄弟曹真、曹休。曹真和曹休都有了将军职位、被封侯爵，而吴质在朝歌、元城等县徘徊多年，如今仅屈身为长史。曹丕当然没有忘记这位对他有大恩的老朋友，他第三次给吴质寄去书信，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之情：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罄罍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
曹丕并非不愿意提拔吴质，只是因为吴质出身低微，而在曹丕刚承嗣王位的时候，他更重要的任务是笼络世家大族，以实现代汉称帝的夙愿。等到当年十月，曹丕终于身登九五之尊，成为大魏开国皇帝，他就立即派车驾将吴质接到洛阳，拜为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将曹魏北方的两大州的军政大权交付于他。
吴质在曹丕一朝，受到格外的尊宠。当年刘桢曾因为平视甄氏而遭曹操责罚，但对于吴质，曹丕竟给予他特权——可以在皇后郭氏面前“仰谛视之”。吴质性情傲慢，曾在一次宴会上折辱大将军曹真和中领军朱铄，与之发生冲突，但曹丕对此不予追究。
魏黄初七年，四十岁的魏文帝曹丕去世。四年后，五十四岁的吴质被魏明帝曹叡调回朝中，担任侍中，于当年夏天病逝。吴质生前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魏明帝面前非议司空陈群，说他“非国相之才”，而盛赞骠骑将军司马懿，称其“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这话被明帝听进去了，从此疏远陈群，而重用司马懿。而吴质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年后，正是他口中的这位“忠智至公”的司马懿，篡夺了他的恩主曹丕一手开创的大魏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