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历史地形成的。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坚持过去、现在、未来相贯通，深刻把握中华文化从未中断的历史连续性、在危机中重建的历史韧性、推动文明互鉴的世界历史视野，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自信。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是人类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改造精神世界的产物。作为人类特有存在形式，文化既体现为人类把自身的思想、意志、情感等灌注到物质生产活动中从而使自然界“人化”的过程，又体现为人类以自身所创造和积累的精神文明成果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从而“化人”的过程。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文化主体性是指人们通过对日用而不觉文化生活的反思，超越了文化存续的自在本能状态，实现了对自身文化的自觉认同和主动归属。文化和文化主体性都具有突出的历史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里的“条件”，不仅包括已有的环境、生产力、交往形式等物质社会条件，而且包括已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寄托等精神文化条件。随着物质生产和社会制度发生变迁，文化也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文化主体性也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要从历史的高度认识其社会功能、价值意义和生命力量。
从历史连续性把握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离不开时间性，这种时间性不是短时段的碎片性，而是长时段的绵延性。生活在特定文化形态中的人们，只有在长时间里保持对其享有的文化的自觉性和认同感，“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才能统一为同一个自我，否则身份认同就会被撕裂、被切断。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世界各地先后诞生了众多各具特色的古老文明，但只有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五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价值认同和思想认同。从何尊“宅兹中国”的文化空间自觉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伦理秩序构建，从春秋战国时期“轴心突破”的人文精神觉醒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流意识形态确立，从唐代儒释道合流到宋明理学对儒家精神的创造性回归，中华民族始终以文化发展的自主性支撑文明演进的连续性，以文明演进的连续性彰显文化发展的自主性，锻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浸入中华儿女的价值基因，化作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成为破解“何以中国”的精神密码。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就要坚持中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自主性相统一，反对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思想陷阱，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
从历史韧性把握文化主体性。《周易》的《象传》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展示天行刚健，万物负阴抱阳、生机勃勃景象的同时，也指明人应当在遵循天道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参赞万物化育，做到百折不挠、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特有精神气质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韧性的深刻诠释。鸦片战争前，尽管遭遇灾害战乱、政权更迭、朝代兴衰、天下分合以及外来异质性文化进入的考验，但中华文化始终能够坚守回应挑战、自我更新的主体性，发挥着光被四表的独特魅力，展现出强大的历史韧性。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文明蒙尘”的危机。从“师夷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艰辛探索中，如何既能守护中华文化的自主性又能实现其现代转型，成为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文化理想。最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主心骨，走向了精神主动。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相互滋养、相互融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向心力。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既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应对各种思想文化的冲击，又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定力、历史韧性和历史主动。
从世界历史视野把握文化主体性。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明不可能一直在孤立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而是必然伴随生产的进步、分工的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而走向普遍交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打破了地域性限制，“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文化的世界交往始终涉及“自我—他者—人类”的关系问题，隐藏着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冲突。资本主义文化全球化不是建立在不同文明的自主和平等交往的关系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其建构的野蛮与开化、进步与落后、中心与边缘、主导与依附的文明等级秩序，又成为文明冲突论的基础。回顾整个文化交流史，中国不仅没有出现文化侵略、宗教战争等极端事件，而且总是以包容和审慎的态度对待外来的异质性文化。无论是古代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西学东渐，还是近现代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民族始终积极学习、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拓展了中华民族思想世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在天地人三者之间定位自身的文化和文明，其天下观念、大同理想蕴含的人类情怀，其仁爱精神、和合智慧蕴含的和平理想，其忠恕之道、王霸之辨蕴含的交往原则，超越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文化交往模式，不仅彰显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了其他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当前，面对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不断调整和重塑的态势，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要用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既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要以胸怀天下的使命担当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华文化的智慧和力量，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昂扬的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创造更多的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征程中不断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