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有好多种说法，有人说是胡适，也有人说是吴稚晖，但是后来经历史查证这二人并不是出卖陈延年的人。
陈延年
而其实真正出卖陈延年的人，是两个人，一个叫束炳澍，另一个叫戴盆天。
这个束炳澍也共产党员，但人品极差，还贪污过党的经费，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当年6月，他经武汉到上海投奔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共产党员黄竞西，但黄竞西知道他入党之后品行不端，一直不见他，给出的理由是，他要准备为6月26日在上海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做准备。
没想到，就是这个无意之举，却直接酿成了大祸。
这个束炳澍为了保全自己，竟直接把开会的时间地址出卖给了国民党，更可恨的是，开会当天，还是他亲自领着反动军警来到了开会地点抓人。
最终直接导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以及黄竞西等人被捕。
束炳澍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不久便被授予26军中尉特务员，可是他也没活多长时间，两个月后，他在上海一个茶楼，被4个不明身份的人用枪活活打死。
束炳澍只是告密抓住了陈延年，但陈延年此时的身份还没有暴露，而戴盆天则更为可恨，他直接指认了陈延年，最终导致陈延年直接牺牲。
身为共产党员的戴盆天当时也是国名党江苏省党部的执行委员之一，陈延年黄竞西等人被捕以后，戴盆天却一点事也没有，还被被调往武汉工作，这着实令人怀疑。
并且，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黄竞西在狱中写下了七封绝笔遗书，并被成功传递出来，其中在遗书六中，他有这样一句话，说：“束、月坡坏极了……”，束就是束炳樹，而“月坡”就是戴盆天的字。
黄竟西为何将此二人并列“坏极了”呢？
极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被捕期间，黄竞西见到了戴盆天，更甚至当着黄竞西的面，戴盆天直接指认了他和陈延年，做了党的叛徒，以至于黄竞西才在遗书中愤怒的说他“坏极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份资料也能说明陈延年的牺牲和戴盆天脱不了关系。
这是1982年《丹阳文史资料第一辑》载的《黄竞西烈士革命事迹忆述》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详细的记载了黄竞西烈士的生平，以及被捕的过程，除此之外，在文末还附录了一篇名为《附轉录戴盆天资料壹件》的文章。
在此文章的末尾显示，这篇文章是存在上海市公安局的资料，名为《戴盆天正卷第二册 戴盆天——关于丹阳同乡方面的社会关系 》。
这是戴盆天在建国后被捕后交代材料的一部分，在这段材料中，明确记载了束炳澍的叛徒嘴脸，同时，也含蓄地记录了戴盆天叛变革命后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沪特别军法处临时看守所充当帮凶和打手、对陈延年等共产党人进行指认、逼供和迫害的卑劣行为。
正是由于以上二人的叛徒行径，最终导致陈延年从6月26日被捕后，很快被杀害。
而关于陈延年被杀的时间，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6月底，一个是7月4号，现在主流的说法，都说是7月4号。
但据台北“国史馆”解密的两份当年杨虎、陈群给蒋介石汇报陈延年被处决一事的两份文件中，却有了新的发现。
这两份电文属的时间都是1927年6月30日，在电文中称，陈延年、黄竞西等九人“均经审明处死”。
而在黄竞西传出来的遗书中，他的属期是6月29日，这就说明，陈延年等人牺牲的时间，应该是在6月29日夜或30日早上。而不是什么7月4日。
而7月4日这个时间最早是出现在1927年7月5日《申报》等上海的各大报纸上的，这篇稿子也是国民党方面发出的通稿，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说陈延年被杀于7月4号。
而国民党方面为什么要把时间定在7月4号，关于这个时间没有确切的史料说明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有人推断，这是国民党方面的故意为之，他们没有将陈延年被处决的事及时公布，就是为了迷惑其他没有被抓的共产党人，让他们感觉还没有事情发生，从而产生麻痹心理，国民党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差，去继续追查其他共产党人。
从以上的时间可以得知，陈延年从被捕到被杀仅仅三天时间，那国民党方面为什么这么着急下手呢？
一是因为当时他们获知我党正在积极营救陈延年，他们怕夜长梦多，日久生变。
二是因为陈延年大义凛然誓死如归，宣称“革命者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国民党方面见实在问不出什么东西，索性直接杀掉。
如果说束炳樹的叛变只是导致陈延年被抓，那么戴盆天的叛变，就是导致陈延年被捕三天即遭残害的罪魁祸首。
那么这个戴盆天后来怎么样了呢？
在得知陈延年等人被害之后，戴盆天随即脱党，不久投靠后来的汪伪政权要人丁默村，充任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社会科学组副组长。
1934年，又转投上海警备司令部杨虎，任司令部秘书。后又任国民党海员特别党部设计委员。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他改名戴夫英转投汪精卫，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和汪伪政府政务参赞、教育部次长、上海教育局局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入狱，不久获释，一直在上海的一所中学任教。
建国后，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戴盆天被捕入狱，于1969年死于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