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法律条文往往写得铿锵有力，言之凿凿：比如《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里明确规定，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亲友辩护人只要：
经法院许可，也能享受同等权利。
说起来挺好，既保证了法律专业性，也给被告人多一重辩护选择。
可现实里，真遇到具体案件，九旬老母想给儿子辩护，却发现那“经法院许可”五个字仿佛藏着一重门槛，一切解释权貌似尽归：
院长大人。
在舟山中院的那间法庭里，2025年3月21日早上，何英老太太就拄着拐杖，晃晃悠悠地走进来。她是被告人林军丞的母亲，也是即将出场的亲友辩护人。儿子被控敲诈勒索罪，让她整日忧心如焚——据说林军丞是为了向舟山首富黄善年与海航集团讨要欠款，结果居然变成了敲诈勒索，还被关了两年。这其中缘由扑朔迷离，让老太太揪心不已。儿女们都劝她别折腾了，可她想，法律规定亲属能做辩护人，我是亲妈呀，为儿子说几句，何罪之有？
合议庭规格很高，常务副院长王良军带着刑庭资深法官贝法官等人亲自坐镇，一看就知道此案非同小可。老太太有点紧张，小心翼翼地递交了亲友辩护人申请。刑诉法和最高院司法解释里明文写过，只要经法院许可，律师能做的事，亲友辩护人原则上也能做，比如查阅和复制案卷材料。果不其然，贝法官等人也没反对，当下就允许她担任辩护人，并且口头上说既然做辩护人：
阅卷自然没问题，可以给你复制。
老太太心里顿时一暖，觉得法律真是给了自己一根救命稻草。谁料转眼就遇到解释权在院长的现实冲击，帮忙拷贝案卷的法官助理话说到一半，王良军院长直接一句：
不允许复制，只能在阅卷室查看。
这就把法官的话堵了回去。老太太愣在当场，一头雾水——法条上说好好的，怎么能被一句话就推翻？当时法庭上气氛僵住了几秒，贝法官也只得示意老太太再补一份复制申请，努力找补。可没想到当天下午她再来，门口只剩一句冷冰冰的答复：
领导决定，只能看，不能复制。
现实就变得十分荒诞：老人家是合法的亲友辩护人，合议庭同意她阅卷，但却要她每天亲自到法院，在阅卷室里手抄资料。如此操作看似给了一条路，却又像在路上摆满了暗桩。九旬老人走到二楼都满头是汗，更别说对着堆积如山的案卷一字一字誊写。法律再宽厚，也难掩实际操作的苛刻：法院只给了十五天庭前准备时间，周六日人家休息，想去抄都找不到开门口；拢共剩下十来个工作日，老太太的笔和纸能抄得过来吗？就算她年轻，也架不住如此折腾，更别提年岁已高、体力精力都不允许。这么一来，时间转瞬即逝，她拿不到完整资料，谈何给儿子做有效辩护？
说到底，就是那条“经法院许可”在发力。
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是这么写的：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卷宗；其他辩护人（比如亲友）经法院许可，也可获得同样的权限。法律从未规定亲友辩护人就必须常驻法院，或者绝对不准复制，但程序中，法院具备了一定自由裁量。于是，如果院长一句“我不同意”，再光明的法条也可能形同虚设：
反正许可不许可，我说了算，你能奈我何？
这就是现实版《人民的名义》台词，“法律有规定，但解释权却归我”。
有人担忧泄密，怕复制案卷外传；可不说老太太理应最想维护儿子名誉，就算真担心机密信息外漏，也有保密手续可走。大可以让辩护人签署承诺，既能保障程序安全，也让老人家少跑腿少负担。哪怕拷贝完后锁在法院电脑里也行，起码给当事人查阅的便利。可现下，只留下每天跑到阅卷室抄写，变相让她一点点磕碰在时间和体力的门槛上。结果是，法律里堂而皇之的允许就剩空壳。
再细看被告林军丞的案子，说是向舟山首富和海航集团讨欠款，却落得个敲诈勒索，被羁押两年。案情本就疑问重重，母亲自然想通过仔细翻看证据，看看检方如何指控、儿子口供怎样，究竟哪一环节出现了勒索定性。堂堂首富，真能被一个普通小人物敲诈？这话一想就怪，越想越觉得得仔细瞧瞧案卷，难说不藏着更多错漏。然而老太太根本没法把卷宗拷回家，一字字誊抄都不知道要花多久，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整拿到想要的关键信息：
说好的“有法可依”，变成了“有领导看法可依”。
路人乍看也会皱眉：既然法律明确亲属辩护人可享相关阅卷、复制的权利，为何某些地方就成了例外？同样法条，换在别的案件或地市，有的法院连电子光盘都能给亲友辩护人带走；换到这儿，却要年老体弱的母亲拿着纸笔耗尽体力，一旦时间不够，就只能自认倒霉，最后在开庭时拿着零散材料替儿子辩护，多少显得苍白无力。说白了，就是“法院许可”这把钥匙捏得太紧，生生让法条变得：
形同摆设。
何英老太太连日奔波，腿脚越发吃力，家人看着心疼，却没什么好办法。法院的大门她能进，可复制案卷的大门却紧闭。她望着桌上那些法律规定可以复制的条文，如此明白的法规，为何就比不过一句领导决定？最终，她只能一趟趟往返法院，守着耗时长、效率低的手抄方式，迫使辩护准备的时钟滴答作响，几乎看不到时间够用的希望。
后续会怎样？会不会在强大舆论关注下，法院给老人家开一条方便路？或者依旧固执己见，让她在有限期限里跑到精疲力竭，却依然没抄完全部卷宗？或许有人会感慨：如果连母亲都无法顺利复制案卷，还谈什么亲友辩护、什么被告权利保障？
这就是现实，条文明确，却可能被一块随时抛出的解释给遮住。但愿这样的剧情只是偶然，而非常态。毕竟，我们都希望法律不只是摆在高处的漂亮口号，而是真真切切能为弱者、老者、任何一个公民提供公平。但眼下，九旬老母仍然在跑去阅卷室的路上，气喘吁吁，扳着指头算时间。她等着那份院长解释或许能有点温度，让她把案卷带回家，好好为儿子打一场有理有据的辩护。要是最终依旧铁门深锁，那只能回到那句荒诞又无奈的话：法律的确有明文规定，可一旦遇到需要许可，解释权归院长，那又当如何呢？ 法律确实摆在那儿，可要想将其落到实处，还需执法者尊重本意，真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如果“经法院许可”彻底变成看领导心情，那再完美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
写于2025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