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洪秀全领导拜上帝教在金田起兵后，先于东乡称王，后在永安建制；同年围桂林，困长沙，靡费时日，功亏一篑。太平军鉴往知来，避实就虚，克益阳、岳州而得船上万，船户数千。杨秀清加以编组，始建水营；太平军如虎添翼，声威大震；凭水军之力，挥师入鄂，进围省城。既克武昌，太平军尽取钱粮辎重，裹挟民众数十万入伍。居武昌一月，至翌年，洪杨携军士及家眷五十万，水陆并进，循江东下；沿岸旌旗蔽空，江面舳舻千里，声势骇人。沿途清军望风披靡，太平军一月而至金陵，行程千余里，进兵神速，史无前例。激战半月，克复南京，旋即定都于此，称之“天京”。
即夯根基，必求枝叶；于是天国发兵一支，溯江西上，欲定皖赣鄂为后方，供需天京钱粮。欲图天下，需灭清廷；天国另起兵两万，疾驱燕都，以撼满清根本；北伐军兵力虽少，但皆是久经战阵的“老广西”，更兼林凤祥，李开芳两员虎将坐镇指挥。北伐军五月誓师，行程数千里，转战五省，十月进逼天津；咸丰大为惊恐，意图移驾承德秋狩，为肃顺所阻。咸丰惊魂未定，急诏僧格林沁，率铁骑十数万，围剿北伐军。北伐军深入敌境，补给不力，已是强弩之末；适值寒冬，南方士卒不抵严寒，冻伤者无数。清军趁机合围，攻守之势已然逆转，北伐军遂屯驻待援；洪杨闻讯，发兵救援，不料中途败亡。林李二部突围后辗转数地，仍不得脱，激战一年有余，终覆灭于连镇、冯官屯。北伐军败亡后，太平军再无北征之志，不过十年，天国覆亡。
太平天国运动形势图
洪秀全、杨秀清定鼎南京，“偏师”北伐，向来被史学界列为太平天国重大的战略失误。他们认为攻克武昌后即挥师北上，或于定都天京后，主力北伐；皆可取道河南，直插直隶，进围北京，清廷倾覆指日可待，如此大事可成，天下可定。真相果真如此？其实全力北伐，横扫清廷，檄定天下只是某些历史爱好者脱离实际的臆断外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而舍武昌取江南，定都南京，实为杨秀清等人顺势而为，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
第一、清廷在河南集结重兵，太平军全力北伐前途未卜
（一）舍河南而取南京，避实就虚胜算更大
武昌素有九省通衢之美誉，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个省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武昌北上可以进河南，威逼京畿；顺江东下可取江南赋税重地，断清廷经济命脉；溯江西进可取四川盆地，足资王图霸业。清廷对武昌的陷落颇为震动，咸丰为保直隶万无一失，首先部署河南防务，严防太平军由湖北流窜至河南，此外咸丰还部署三路兵马围剿盘踞在武昌的太平军。南路军由太平军的宿敌向荣统领，他自金田起义以来一路尾随追击太平军，太平军陷武昌时，向荣驻兵岳州，北路军由钦差大臣琦善统领，琦善为太平军兵锋所慑，进抵河南后，便裹足不前，就地驻扎，进一步强化河南防务。东路军是两江总督陆建瀛由南京调兵奔赴武昌。
清廷调南京兵力溯江西上意图很明显，一来围剿武昌太平军，二是沿江布防，阻止太平军攻占江南，保朝廷赋税重地。但是陆建瀛行动缓慢，1853年2月9日才行至九江，此时太平军正准备放弃武昌另作他谋。九江往武昌一线几乎没有清军布防，这对于太平军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杨秀清认为与其移兵河南，与清军进行胜负难料的决战，不如避实就虚，沿江东下直取南京。柿子要专挑软的捏，这也是杨秀清在桂林和长沙与清军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劳而无功，反遭清军包围时悟出的惨痛教训。虽说兵行险着而出奇制胜，可是进军河南不是普通的作战行动，而是关乎天国兴衰存亡的关键性抉择，太平天国虽有五十万之众，但是比起清廷四万万人犹如沧海之一粟。所以天国与清廷的决战时机尚不成熟，时下需要积蓄力量，舍河南取江南亦是缩减双方力量差距的需要。
太平天国北上湘鄂，东取南京图
（二）太平军北伐在河南受阻严重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随即派出北伐军，向清廷腹地挺进。北伐军进展神速，出江苏，入安徽经蒙城、亳州抵达河南，攻克归德，得辎重无数。但清军防备甚严，太平军无船可渡黄河，被迫循黄河南岸西去，攻开封不克。太平军撤围开封，继续西进，终在汜水，征得船只数十条，抢渡黄河时受清军阻挠，部分士卒未及渡河，被迫折返安徽。太平军主力渡过黄河后为供补给，围攻怀庆，血战两月未能破城，怀庆城粮食军械也被清军耗尽，太平军反而陷入清军的反包围之中。虽然北伐军最终突出重围继续北进，但是在河南因渡河靡费时日，为获补给血战怀庆，严重迟滞了北伐军的行军速度，甚至一度受困，险象环生；北伐军受阻河南给清廷以喘息之机，咸丰帝得以从容调集军队抗衡北伐军，这也是北伐军最终全军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琦善由河南奔赴江苏，在天京北部组建了江北大营，围困天国都城达三年之久，实力之强可见一斑。琦善调离河南后，河南防务力量有所减弱，北伐军在豫北作战仍是艰难不已；倘若太平军由武昌直趋河南，面对琦善和豫北的清军，其形势将会更加严峻。尤其是渡河问题，搞不好很容易成为太平军的第二个蓑衣渡。
北伐军在河南怀庆受阻严重
第二、全力北伐无异于自折羽翼，自取灭亡
（一）水营对太平军战斗力的维系至关重要
太平军水营成立前，起义军只有陆军单一军种，行动迟缓，而南方又多水域，江河密布，太平军行动极易受南方地理环境掣肘。桂林之战太平军苦战月余久攻不下，重要原因就是桂林城三面环水，太平军缺乏水师的配合，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前进基地。长沙之战双方激战八十多天，太平军始终无法破城，还折损了西王萧朝贵。长沙鏖兵时，清朝援军从四面八方逼近，太平军陷入反包围的窘境，被压缩在湘江东岸一隅。由于缺乏水师策应，太平军既不能循江而走，也无法西渡湘江向西岸清军薄弱环节突围。太平军形势危如累卵，好在天纵英才的石达开率兵强渡至湘水西岸，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修建了互通两岸的浮桥，以供主力进退。若非年仅21岁的石达开力挽狂澜，太平军在长沙城下就被清军给包了饺子。
石达开在长沙之战力挽狂澜
太平军在益阳和岳州组建水营后，整体实力获得质的飞跃，水营的成立即标志着太平军由弱小走向强大。水营也一直充当太平军的杀手锏，它与陆军双剑合璧所向披靡，为太平天国打下半壁江山，战功赫赫。一克武昌战役时，太平军水师停泊鹦鹉洲江面，炮击城池，使武昌遭四面合围，守城清军顾此失彼，太平军顺利拿下武昌。从武昌顺江东下，一月而至金陵，进军之神速，全赖水营之力。攻打南京还是依葫芦画瓢，水陆联合，四面围攻，半月不到，攻克江南第一大城池。定都天京后水营不仅承担保卫天京的重任，还充当运输粮饷的主角。此后西征，困南昌，陷安庆，下九江，二克武昌，水营依旧是主力。湘军崛起前，太平军依靠水营扬帆长江，舳舻千里，游弋往来，无往不胜，完全掌握了长江的控制权。
曾国藩眼光犀利，看出太平军的优势之所在，所以操办湘军时重点打造水师，欲重夺制江权，建瓴而下，攻取天京。太平军水营在与湘军水师的较量中逐渐落入下风，半壁山和田家镇之战水营损失惨重，湘军凭水军之利进围九江，西征形势急转直下。后经石达开扭转战局，肢解湘军水师于长江和鄱阳湖，太平军水营和湘军水师实力趋于平衡，此时太平天国进入全盛时期。天京事变后，二次湖口水战，湘军鄱阳湖水师冲破太平军防线与长江水师会合，形成了对太平军水营的压倒性优势，太平军水营经此一战基本全军覆没，后逐渐瓦解。自此太平军对战湘军败多胜少，直到天国灭亡。从某种程度说，太平军水营的兴衰过程就是一部太平天国兴亡的极简史。
庞大的太平军水营船队
（二）全力北伐和舍弃水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水营大放异彩离不开南方独特的地理环境，长江及其支流遍布东南各省，为水营驰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清廷统治核心的北方地区干旱少雨，河流稀疏，相互之间不连通，且径流量小，河道多淤泥；不适宜水军作战。如果太平军自武昌北伐或由南京主力北伐，水营根本无用武之地，天国势必要撤销水营编制。这就意味着太平军主动放弃对清军的优势兵种，自岳州组建水师以来取得对清军的优势便顷刻瓦解，这无异于自毁长城。水营官兵将犹如搁浅之蛟龙，“龙游浅滩遭虾戏”的窘境将难以避免。
有观点认为，攻下南京后，太平军应该不做停留，全力北伐，沿京杭大运河水陆并进，直插北京。此想法虽好，但是忽视了一个地理常识，即京杭大运河狭窄，非长江及其支流可比，不利于水营船只展开作战。且大运河早在元代海运兴起后地位便开始下降，至清末华北地区运河早已年久失修，淤泥已阻塞航道，太平军船只根本无法航行至华北地区。另外大运河航道极易被清军人为堵塞，太平军起兵之初在蓑衣渡之战就吃了航道被阻的大亏；当时清军将领江忠源就是“伐木作堰”挡住太平军船队前进，然后居高设伏，太平军损失惨重，南王冯云山牺牲，最后被迫弃船登陆，仓皇撤退；太平军沿湘江而下直取长沙的战略计划落空。
江忠源阻塞航道伏击太平军船队，南王冯云山牺牲
（三）撤编水营北伐是以己之短击彼之长
水营官兵擅长水战，陆战能力又明显不如陆营，且水营将士大多为两湖人，非嫡系“老广西”出身；早期太平军内部也存在地域歧视链，陆营的两广老兵战斗力强悍，信仰坚定，往往瞧不起两湖士兵。定都天京后，两广和两湖士兵在间谍张继庚的挑拨下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张子朋和韦昌辉处置不当，水营一度哗变。如果撤编水营北伐，水营将士将弃船登岸，编入陆师，如此将大大增加两湖和两广士兵的矛盾冲突。
此外，太平军陆营多步兵，定都天京后派出的北伐军同样是以步兵为主，北伐军在江苏，安徽，河南，山西对阵的大多是清朝绿营步兵。期间咸丰帝也派出了黑龙江的八旗军马队，但是被北伐军一个冲锋打得丢盔弃甲，如鸟兽散，一路乞讨逃回北京。绿营兵和八旗军一样，早就腐朽不堪，北伐军势如破竹，攻入直隶，进逼北京。清廷眼看绿营兵和八旗军不堪大用，就亮出了压箱家底——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全是清一色的骑兵部队。当时北京城周边清军高达十几万人，大多是机动性极强的骑兵。在古代骑兵就如同现代的机械化部队，相对于步兵，呈居高临下之势，骑兵打步兵就意味着屠杀；步兵打骑兵总会出现“想打追不上，想逃跑不过”的窘境。此外，步兵的作战阵型极易被骑兵利用超强的冲击性和高速的机动性冲破、化解。所以北伐军最终败于僧格林沁也是难以避免的。
北方地带多平原，极易于骑兵作战，太平军将无地利可用，诸多首创阵型战法也无法发挥。北方冬季寒冷，南方战士不耐严寒，气候因素也将极大地制约太平军的战斗力。水营组建前，太平军陆军实力较清军并无太大优势，倘若太平军全力北伐，受制于地理环境，撤编水营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届时太平军综合军事实力将大打折扣。在清廷统治腹地，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优的情况下贸然攻击北京城，太平军的胜算并不大，且以己步兵之短击彼骑兵之长，实乃兵家之大忌也。
清廷的压箱王牌——蒙古马队
第三，家眷是全力北伐的沉重包袱
（一）由武昌北伐势必拖家带口，进展龟速
太平军攻克武昌后迎来了第二次扩军高潮，当时号称拥兵五十万，但能战者不过十万人而已。其余四十多万人大多是老弱病残的家眷和裹挟入伍且来不及训练的新兵。此时由武昌北伐入河南，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几十万家眷尾大不掉，势必拖累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起义之初的龙寮岭之战就是前车之鉴，此战太平军损失三千多人，是太平军起兵以来的首次惨败。拖家带口北伐还将严重影响行军速度，太平军将丧失快速的机动优势，战略和战术上的突然性也无从谈起。太平军的行动方向清廷将了如指掌，而且它还有充足的时间去做准备防御工作。有这些短板的制约，由武昌直接北伐，其结果不一定好过定都南京后的“偏师”北伐。
林凤祥李开芳北伐并未受到家眷拖累
（二）由南京尽出主力北伐，极易后院起火，顾此失彼
定都天京后，有些历史学家指出，太平军正确的战略应该是少部分兵力留驻天京，主力北伐。这种观点貌似可以解决拖家带口的难题，但是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留驻天京还是随军北伐？如果洪杨等领袖留守天京，清军来攻，京城告急，又当作何处置？
太平军在攻克南京后，分兵攻占了镇江、扬州等地以拱卫天京，上述战略要地也需重兵布防，天国机动兵力更是捉襟见肘。北伐军出发后，西征行动也随即开始，留守天京及周边城市的兵力更是少得可怜，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如蟒蛇一样缠绕着天京，困得城内军民喘不过气来。在西征军大获全胜，石达开围曾国藩于南昌之际，天京形势危急到了顶点；杨秀清被迫调集石达开返回天京战场，会合秦日纲攻破江南大营，天京最终转危为安。但是为解京围，石达开被迫撤围南昌，使得天国头号敌人曾国藩咸鱼翻身，如此功败垂成实在可叹可惜。太平军“偏师”北伐，主力尽在的情况下天京尚且朝不保夕；如果主力尽出，悉数投入北伐战场，天京告急之时，洪杨定会诏令北伐军回援，北伐行动势必功亏一篑。如果北伐军拒绝回援，天国中枢尽毁，北伐还有何意义可言？后院起火势必动摇军心，北伐胜利希望更加渺茫。
石达开以放走曾国藩为代价回援天京损失不可谓不大
想当年太平军“偏师”北伐，留主力驻守京城，更兼天才军事家杨秀清亲自坐镇指挥，天国都城仍不能自保。如果杨秀清等人随主力部队北伐，留守的兵力则更为稀缺，又无名将与敌周旋，西征也无从谈起，徒留天京为根，而无枝叶庇护，必不能长久。所以留家眷和部分兵力困守天京孤城，无异于送羊入虎口；既不符合人伦道义，更不利于稳定军心。
第四，流窜作战，不能持久
不论由武昌北进河南，还是从南京派出主力北伐，太平军采取的都是流窜作战方针，根本没有后方基地或者远离后方。“偏师”北伐也称得上是主力北伐流窜作战的精简版，结局就如罗大纲所言“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历史上因缺乏根据地，而流窜作战导致失败的案例也是不胜枚举。前有黄巢起义的前车之鉴，时下有太平军攻打桂林、长沙的惨痛教训。十年后英明神武的石达开再次印证了流窜作战的不可取之处，他离开天京后，辗转数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部下看不到希望，纷纷脱离远征序列，返沛天朝，众叛亲离的石达开最终全军覆灭于大渡河。
杨秀清清醒地意识到，依靠流窜作战取得胜利就如同中奖一般极具偶然性。没有根据地，军事斗争无法做到进退有据，也就不可能获取对清廷的战略优势，谋划全局的战略计划也就无从谈起；而且仅仅依靠缴获敌资以供补给，变故过多，非长久之计。欲成就天国千秋大业，必须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自给自足，积蓄力量；立高屋建瓴之策，出精锐虎狼之师，徐图进取，天下可定。武昌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不可据为根本，而顺江而下凭借水师之利直取南京就成了杨秀清唯一的选择了。
石达开自安庆出走流窜作战至大渡河安顺场全军覆没
第五，江南富饶远胜河南，足供天国军需
（一）后勤补给问题一直是太平军的燃眉之急
定都南京之前，太平军流动作战两年，军械补给一直是困扰杨秀清等人的头等大事。金田起义初期，教众毁家纡难，太平军尚有钱财可购置百姓米粮供给军需。随着起义军壮大，当初起义筹集资产也已耗尽，太平军就依靠攻城略地，缴获清军军粮器械，没收地主财产勉强维系；这也是太平军在起义之初热衷攻占城市据点的重要原因。不论是购置军需还是缴获敌资据为己用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太平军后勤补给短缺的问题。
（二）河南自宋朝以后农耕经济开始大衰退
取河南为家是太平军名将罗大纲的一向主张，他的建议影响到了洪秀全、石达开等一批巨头人物，也一度动摇了杨秀清取金陵为业的念头；甚至在攻克南京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仍有意攻取河南。以河南为业虽有利于北伐，但是自北宋之后河南地理环境大变，已无担负社稷的地理条件。
首先是黄河上游长期的农业开垦，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大量泥沙开始在河道内堆积，河南境内原先密集的漕运网络不是断航就是被当作泄洪通道。元朝定都北京后，对前朝大运河取道河南徒增运输里程耿耿于怀，又鉴于河南境内运河和水系已经淤堵，便舍弃了老运河，于山东开凿新运河，直接连接江南和北京。凭借水运枢纽地位发展起来的洛阳、开封等古都日趋衰落。其次是黄河水害频繁，改变了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堪称“北方水城”的开封周围已成了茫茫一片沙海，河南北部肥沃的平原农地盐碱化十分严重，于是便有“昔之饶腴裕，咸化碱卤”的说法。最后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前后，河南和全国各地一样灾害频繁，蝗灾、风灾、水灾、旱灾等各种自然灾害连绵不断，近代以来河南灾害发生的频率和酷烈程度更是在近五百年中居首，当时的河南可谓是无年不灾。
河南兴于黄河，衰于黄河
自然地理条件的巨变不仅使河南丧失了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地位，而且对传统的农耕经济打击尤为严重，近代的河南饥民四起，迫于生计，民众开始大规模外迁。所以说河南的地理环境根本不足支撑太平天国在此建都立业，事实上自宋朝后再无王朝以河南为政治中心辐射全国。太平军北伐至河南时林凤祥在向天京的奏报中说道：
“自临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
太平军北伐部队区区不过两万人，在河南尚且受粮食补给的掣肘，更别提五十多万人一拥而上给军需带来的压力了。太平军全力北伐，吃饭将替代打仗成为他们面临的头等难题，依靠河南的农耕经济条件，是无论如何也养不活这么多军队的，太平军即便不被饿死，也会在攻城获求补给的战斗中被耗死。
（三）取江南为业，裨益甚多
江南地区物产丰饶，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向来是天下富庶之地，为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太平天国西征后取得安徽、江西大部分地区，占领了以武昌为中心的鄂东，为太平天国提供了广袤的后勤补给基地。直到天国覆灭的前两年，安徽还一直为天京提供粮草补给；安庆陷落后富饶的苏杭地区又成为天国的大后方。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从未出现过因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而致使天国后勤补给困难的问题。同时江南地区还是清廷的赋税重地和漕运咽喉，江南重镇的上海自鸦片战争后开埠，贸易发达，是中国沟通海外的重要窗口。太平军攻取江南一来可自足补给，二者断清廷经济命脉，三则沟通海外，购置军械物资。
尽管太平军和清军在江南地区长期拉锯作战，江南农作物产量依旧足够供给双方军需
第六，清廷倾覆，军阀四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北京门户大开，咸丰则携满朝文武迁徙至河北承德，曾国藩等南方清军精锐，仍不为所动，反而加紧围攻天京西大门——安庆。清廷对全国的控制力一如往昔，丝毫不受影响。倘若太平军主力北伐，有幸攻克北京也绝不意味着清廷在全国统治的结束，太平军若据守北京极易遭受清军反扑，结局也好不过黄巢。若是攻下北京对清帝紧追不舍，清政府中枢仍可以迁至关外，如果清廷对全国仍有强大的控制力，太平军灭亡清廷的希望就更加渺茫，而自身形势将逐渐恶化。
如果太平军消灭清廷中枢亦或清廷退至关外丧失了控制全国的能力，太平天国面对的局势将更为复杂。清廷在全国范围内的封疆大吏以及南方的汉人地主阶级诸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会趁机而起，打着匡扶天下，剿灭叛贼的旗号一方面索要朝廷资源，另一方面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还有各地的起义军如黄淮的捻军，云南的杜文秀，上海的小刀会，南方的天地会等均有加入天下纷争的可能。届时中国南方就会军阀四起，形势一如元末农民起义，此时太平军的角色更像红巾军，通过北伐战争动摇了朝廷的统治根基，但战果却悉数送给南方诸侯的佼佼者做了嫁妆，太平军也将在清廷残余势力和南方军阀的夹击下迅速灭亡，一如刘福通、韩林儿的韩宋政权。太平军在此情况下有无剪灭群雄一统天下的可能呢？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在江南坐拥半壁河山尚且不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对手，置身粮草补给，兵员招募皆不如江南的苦寒北地又拿什么与天下群雄相抗衡呢？
倘若太平军北伐灭亡清廷，曾国藩等汉人地主阶级将可能趁势崛起
综合看来，杨秀清在武昌因势利导的定下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决策是极为高明的，与曾国藩的“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定鼎天京后，没有倾尽主力北征，而是溯江西上，经略江南，以固根据；也是践行罗大纲“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的战略意图。只是遣林李二人北伐，却是利令智昏，好大喜功；两万“老广西”惨死沙场，此误甚大。且西征尚未平定东南，天国便祸起萧墙，天京腥风血雨，惨兮怛兮，徒留后人空悲叹！
定鼎天京后的太平天国内部争权夺利爆发内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