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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是一个有优秀传统，同时又有广阔前途的文学部门。这里有继承，同时又有发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期待着优秀作品的出现。
传记文学是什么?《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都有“传记类”，但是在排列的当中，传是传，记是记，尽管并合在“传记”的名称之下，没有一个总的概念。《四库总目提要》史部有“传记类”，但是说明“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传”和“记”的界限，截然分开。总之直到清代，“传记”这个名称的使用，和我们今天使用的意义是不一致的。
尽管如此，我国的传记文学却有着深远的渊源。《左传》的出现，根据现代一般人的推测，在纪元前第四世纪；在《左传》写定的时候，已经大量运用子产、晏子等人的家传（啖助说，见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这些家传的开始流传，必然在前四世纪以前。《国语》的写定，大致和《左传》同时，其中《越语·范蠡佐句践灭吴》一卷，运用韵文和散文合编的说说唱唱的方式，使人联想到《西厢记诸宫调》和近代的弹词。可见范蠡的传说已经通过民间故事的方式在群众中间广泛流传。
文学史作家们把《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作品。《史记》是一部著作的整体，其中百三十篇的任何一篇，和其余的部分都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武安侯田蚡的为人，见于《武安侯传》，可是《东越列传》、《河渠书》所写的田蚡，更能从正面加以体现；韩安国的为人，见于《韩安国传》，可是《武安侯传》所写的韩安国，却更生动，更充分地刻划出一位忠诚老实的人物。这是说《史记》尽管有很高的传记文学成就，但是究竟不同于一般传记文学。
正在《史记》写定的同时，传记文学在民间不断地出现。后代看到的《东方朔别传》残篇，是一个例子。褚先生在《史记·滑稽列传》篇后所说的“外家传语”，就指这个。民间作品的特点是生动、活泼，富于形象的刻划，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没有得到史家的重视。有意挖掘的人，在这方面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
古代的传记文学，经过一段很长的发展过程。五世纪初年出现的《法显传》是一部极好的自传。本来自传是一种最不易写好的文学样式，写的时候不能不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以自我为中心，稍微有一些夸大，便会引起读者的厌倦。因此，写得十分成功的自传，非常难得，《法显传》是其中的一部。七世纪出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是一部空前的规模壮阔的传记。全书八万字，大量地运用表、启、敕、令之类的文件共五十八件，在当时是一种创格。
传记是叙人的文学样式，从后汉起，又发展了类似传记的文学体裁，这是所谓“碑”，以后又发展为“神道碑”“墓志铭”之类的作品。人死了有“祭文”和“诔”，在“祭文”和“诔”的当中，有时也会看到极好的叙人的著作，《文选》里的《马汧督诔》，是一个例子。中唐时代，韩愈提出不当史官的文人不得作传的主张，一直影响到清初的顾炎武和后来的桐城派。对于传记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风气?当然不是韩愈一个人的事，而是在封建统治的时代里，统治者的淫威，使文人在被压迫的情况下，不能尽情直书，因此不敢作传。是不是当真从此不做呢?也不见得。他们不作传，但是他们可以作“行状”。“行状”是汉初以来就有的形式，本来很简单，和现代的履历表差不多，可是唐代以来，文人把它作为传记的一种新样式，十二世纪朱熹所作的《张魏公行状》，长达四万三千七百字，冲破了文人单篇作品的范围，是一篇非常罕见的著作。
“年谱”是古代中国传记中特有的形式。这是从郑玄《诗谱》发展而来的。十一世纪的吕大防作《杜诗年谱》、《韩文年谱》各一卷。杜甫一生五十九年，这里有记载的仅有二十年，韩愈一生五十七年，有记载的也仅有二十八年，每年所记少则一行，多则三行，真是一部简陋之至的作品，一可是吕大防毕竟把这大门打开了。此后宋代产生了大量的年谱，不仅诗人、文人有年谱，政治家、道学家都有年谱，甚至孔子也有《孔子编年》五卷。南宋出版的诗文集，一般都附有作家的年谱，加强读者对于作品的认识。十二世纪中国的出版界达到这样的高度，是我们可以引以自豪的。宋代以后，“年谱”的发展始终没有中止过。
回顾以前，传记文学确实有过优秀传统的。在其他形式的文学里，也有多种多样的写作方法，可以接受过来，为新的传记文学服务。古典作品对于动作的叙述，有时非常精炼。《左传》僖公九年记齐桓公和宰孔一段对话以后，用“下、拜、登、受”四个字，把齐桓公的四个动作，用最简括的方式叙明了。但是僖公二十八年的城濮之战，却从各个方面把当时晋、楚双方准备作战的情况，全面铺开。有繁有简，都能各极其美。同样的例子，在《史记》、《汉书》里更是触处都是。从另一方面看，在语言的叙述里，也看到古代作家的手法。我们往往从对话中了解双方的立场和思想。《史记·魏其武安侯传》里的窦婴、田蚡、灌夫、籍福、韩安国，和汉景帝、汉武帝、窦太后、王太后，都有自己的语言，而各人的语言，实际上就是各人个性的刻划。这一切都是可供我们刻苦学习的。
我们当前所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继承而且还有创造。我们向古人学习，但是我们必须开辟自己的道路。这里有“因”的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创”的部分。我们要在新的传记文学作品里，反映传主所处的时代，刻划传主的思想意识，帮助读者使他们对于传主有进一步的了解。前代可能没有这样明显地提出来，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样的要求。
在传记文学方面，工作是多样的。中国有大量的古典优秀作品，如何发掘和整理，是一件艰巨工作。我们希望有人从断简残篇里搜求古代的作品，同样也希望有人把我国的传记作品作一香选录校释的工作。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不是有人肯作一部传记文学史呢？传记文学有它的为过去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套理论，为了今后的发展，当然也必需一定的理论基础，因此希望看到一部关于传记文学的理论著作。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向国外借鉴，所以能把国外的优秀传记文学作品翻译过来，也就成为必要的工作。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更多地、更好地进行传记文学的创作。我们惟有从创作实践中提高我们的认识，解决我们的问题，同时也帮助人解决一些关键问题。姑以陆游为例。这是一位公认的现实主义爱国诗人。可是倘使我们不知道他到南郑去做了一些什么，他和王炎的关系究竟怎样，那么他后半生的若干悲歌慷慨的诗篇，便找不到具体的线索；倘使我们不知道他和韩侂胄在什么立场上靠拢起来，那么便看不出《宋史·陆游传》所说的“见识清识”，只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谰言。
是不是传记文学专门为古人服务呢？当然不是。在掌握到充实的资料时，当然更应当为近代人，乃至现代人服务的。在党的领导下，大量的优秀的回忆录正在涌现出来。这里看到对于旧时代的控诉，也看到对于新时代的憧憬，有片段的一人一事的速写，但是更多的是扎扎实实、原原本本的叙述。这里是优秀的自传和传记的素材的宝库。新时代的出现，为传记文学准备着广阔的前途，这是每一个爱好传记文学的人应当举手称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