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的丹东，夜色尚未褪去，55岁的锁匠王立军被一通紧急电话惊醒，派出所需要他立刻赶往保利三期小区开锁。
这样的任务他并不陌生，过去十几年里，他无数次被警方临时征召，为处理纠纷、救援行动打开一扇扇紧闭的门。
然而这一次，他再也没能回家，因公殉职，却没有一分赔偿。
生死五分钟
一位女子因家庭矛盾打开煤气试图自杀，婆婆报警后，警方带着王立军赶到现场。
门锁很快被打开，但悲剧也在这一刻引爆，屋内煤气浓度已接近临界点，住户的误操作引发爆炸，整层楼瞬间被火海吞没，两名民警一死一伤，而距离门最近的王立军当场身亡。
这场爆炸震动了整个小区，政府迅速成立调查组，为牺牲民警追授一等功，家属获得高额抚恤；受损住户被安置到酒店，每月领取补贴。
唯独王立军的名字，像一片雪花落在泥泞中，无声无息，他的工具箱仍静静躺在墙角，妻子王艳丽却再等不到那句“我回来了”。
王艳丽的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丈夫是家中的顶梁柱，儿子还在读大学，全家靠开锁店的微薄收入维生，她以为，丈夫是因公殉职，理应得到与民警同等的尊重和补偿。
然而当她找到警方，得到的答复冰冷刺骨：“开锁是经营行为，他的死属于意外。”
更让她心寒的是法律程序的无力。
王艳丽先后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提交丈夫的死亡鉴定报告，要求警方公开事故调查细节，却两次被法院驳回。
判决书中写道：“公安机关不存在违法行使职权。”而那份关键的事故报告，至今未向家属公开。
三年维权路，王艳丽几乎跑遍了所有部门，社区让她找警方，警方推给法院，法院建议她“找其他机构”，甚至有工作人员暗示：“你该去找引爆炸药的住户索赔。”
可那家人早已搬离，杳无音信。
争议
警方强调，王立军并非警务辅助人员，开锁属于“商业服务”；但王艳丽出示了一份《治安管理责任状》，这是王立军与警方签订的长期合作协议。
文件中明确要求他“24小时待命，优先配合警方任务”。
“如果只是生意，谁会凌晨四点接单？”一位邻居愤愤不平。
事实上，王立军的开锁费仅50元，远低于市场价，更多时候，他是出于对警方的信任和责任感。而这份“信任”，最终将他推向险境。
法律界人士指出，此案暴露了现行制度的空白，根据《国家赔偿法》，只有公务人员或因公殉职的编外人员才能获得补偿，像王立军这样被临时征召的“民间协助者”，既非雇员，也非志愿者，成了法律保护之外的“灰色群体”。
事件经媒体报道后，有人质问：“民警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
也有市民担忧：“以后谁还敢帮警察？”在社交平台上，一则评论被顶到高位：“他本可以拒绝那通电话，但他选择了责任。”
有律师主动提供法律援助，网友自发为她筹集生活费，甚至一位退休民警私下塞给她2000元：“这是我两个月的退休金，别放弃。”但这些善意，始终无法填补制度的缺口。
2023年深冬，王艳丽再次走进法院，接待她的法官叹了口气：“大姐，不是我们不想帮，是真的没有法律依据。”她攥着丈夫的照片，指甲几乎掐进掌心。
爆炸已过去多年，受损楼房早已修复如新，牺牲民警的墓碑前摆满鲜花，只有王立军的遗像，仍孤零零挂在老屋的墙上。
王艳丽偶尔会梦见他，还是那件沾满机油的工作服，笑着对她说：“今天活儿少，早点回家吃饭。”
窗外的雪又落了下来，一片雪花能有多重？
对于王艳丽，它压垮了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
结语
王立军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全国各地，消防、急救等任务中常有民间人士被临时征召，他们的权益保障几乎为零。
当“公民义务”与“生命权”发生冲突时，我们是否该重新审视：那些默默支撑起公共安全网的普通人，是否配得上一份最基本的尊严？
或许，比追问“该不该赔”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制度，让善意不再以牺牲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