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利益保护不是 “保护企业不劳而获”，而是维护法治政府的公信力底线。当政策调整不可避免时，政府更应以 “契约精神” 妥善处理后续事宜。毕竟，今天对企业的 “过河拆桥”，明天可能演变为投资者对地方营商环境的 “望而却步”。
各位同行、行政相对人，我是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李肖峰律师，今天我们聊聊 “政府信赖利益保护” 这个实务话题。去年笔者代理的一起企业诉政府撤销行政许可案，恰好折射出这个领域的典型矛盾。
案情回顾：某科技公司 2018 年经市政府招商，取得工业用地使用权并建成研发中心。2024 年，因城市规划调整，新上任的主管领导要求收回土地另作他用。企业主张政府违约，政府则以 “公共利益需要” 为由单方解除合同。
法律争议点：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除非公共利益需要且给予补偿。本案中，政府虽以 “规划调整” 为理由，但既未充分论证必要性，也未就补偿方案与企业协商，直接发函要求搬迁。这显然违背了程序正当原则，也触碰了信赖利益保护的核心 ——行政行为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司法裁判倾向：
近几年年来类似案例中，法院通常会审查三个要件：
相对人是否基于合理信赖行事（如企业已投入资金建设）；
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明显过错（如随意变更政策）；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不能 “一刀切” 牺牲企业权益）。
以 2023 年最高法指导案例179号为例，指导案例179号的价值不仅在于赢个案，更在于倒逼行政机关建立“政策—法律”合规审查机制。下次再遇到官员说“这是上级要求，我们也没办法”，直接把判决书拍桌上：“最高法说了，守法比听领导的话更重要！”，这说明司法对 “公共利益” 的解释趋于严格，避免成为政府规避责任的 “万能盾牌”。
律师实务建议：
证据固定：保留政府承诺文件、会议纪要、投资凭证等，证明信赖基础存在；
协商优先：通过律师函或谈判，要求政府明确补偿标准和过渡方案；
诉讼策略：在起诉时同步申请行政赔偿，避免 “程序空转”；
死磕“程序合法性” ：接到类似案件，先查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程序：
风险防范：企业投资前应尽调政策稳定性，必要时签订补充协议明确违约责任。
巧用“政策合规性审查”现在可以援引179号案例，要求法院对行政机关依据的政策文件进行附带合法性审查。
（本文作者：李肖峰律师，执业于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专注行政争议、刑事案件）
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李肖峰律师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