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估计每一所中学，都有一段关于肠子的“校园传说”——
“某学生被欺负惨了，从书包里掏刀捅人，肠子都捅出来了。”
我就是这个传说的见证者。
一位被逼下跪的同学，捅了所谓的校园霸王，他能从哪拿刀呢，学生全身上下也只有书包。那一年我们上学跟过地铁安检一样，都得翻包确认违禁品。
后来，那个同学为何捅人的原因，在传言中慢慢淡忘，大家只记住了：书包里的刀，搂不住的肠子。
今天的故事，就是一起发生在校园里，故事里也有一个书包，包里藏着凶具，凶具酝酿一出骇人的血案。
未成年检察官郭辞沙使出全力，只为一件事，就是让当地所有人孩子和家长知道：“除了血案，我们还需要记住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去年12月，我走出未成年检察官办公室，来到一所初中，递给一位男孩一把刀。
我叮嘱男孩：“等会照着他的肚子刺下去，要用力，拔出来之后记得再多刺几刀。”男孩穿着初中校服，很乖的样子，对我点点头，接过刀，握紧刀把就向另一个男生走过去。
他面目变得狰狞，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为什么欺负我？为什么？！”
“我没有做错什么，是你们逼我的！”他喊出这句话时哭了，用“刀”插进另一个男生的肚子。
他动作不停，拔出刀，不断挥砍。
台下900个观众传出惊叫，我看见有女生捂住嘴，生怕打扰了台上的演出。
这是一场我代表检察院未成年检查部门的话剧，在初中校园里对所有孩子演出。而台上这一幕，正是不久前另一所学校发生的真实惨案——12岁男生小轩，为了一朵花，在全校3000名师生面前，持刀砍杀同学。
我作为亲手办理这桩案件的检察官，将小轩处理后，内心却没得到平静，反而因为接触了他陷入了更深的梦魇。我不知道能为这个孩子做些什么，辗转反侧数夜，我决定为他，为他这样的孩子们办一场话剧。
我要把这个被欺辱的，被轻视的，被逼迫刀举起刀的故事，复原给这个世界。
并告诉每个人：“事情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小轩是在“专门学校”。
我市的专门学校坐落在一个偏僻郊区，学校旁边是座小山丘，山上种满了荔枝树和龙眼树。
从外面看学校有两栋楼，每栋楼都不高，只有四五层，学校门口有保安亭，看起来跟一般的学校没啥区别。保安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指指后面说：“矫治楼在那边” 。
随着保安的指示，我们开车经过一段大约50米的荒地，这才看到还有一栋三层小楼矗立在后面。
校长带着我们走进一个大铁门，铁门过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两边的门卫穿着迷彩服，腰间别电棍和对讲机，校长说这栋楼是武警负责警卫。走了几步，来到铁栅栏前，校长刷脸打开一扇小门，示意我们进去，里边还有警察在负责守卫。
这种外门武警，内门警察的设置我只在看守所和监狱看到过。
校长边走边解释，这里曾收过一些不良行为学生，但因为缺乏专业力量，矫治效果不好被停止了。直到去年底才定下来，由公安局派警察进驻学校，拨了一栋楼收容有过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校长和其中几个老师都是在职民警，他自己甚至还曾是看守所副所长，对改造和教育犯人有丰富经验。
校长说既然名字叫专门学校，肯定是要学习知识的，只是这所学校里面的学生主要是学习遵规守纪和法律知识。这所学校只有一个教学目的：让这些青少年出去之后不再违法犯罪。
校长也很务实，给我们透底说，这所学校刚刚运行，场地和师资严重不足，这些学生出去之后再次违法犯罪率仍然很高。“让他们不再违法犯罪”实际上是个梦想，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才邀请我们来讲课了。
领导给我派的这个活，不单是让我来专门学校讲法治课，还要邀请人大代表来旁听，我反感这种作秀。而且之前来讲过课的社工说过，这帮孩子“根本带不动”， 上课乱讲话。
呵，一个个身上背7、8个治安处罚的孩子，进派出所跟回老家似的，怎么可能乖乖听课呢？
没想到，我进门就听到一声响亮的“起立、敬礼，老师好！”
几十个男孩穿着统一的迷彩服，一起站起来问好，中气十足。看起来训练有素，没有想象中的吊儿郎当，比我之前去过的任何一个普通班级都响亮整齐。
第一节课我给他们讲青少年经常触犯的罪名，比如寻衅滋事罪、强制侮辱罪、盗窃罪等等。第二节课是现场测试——抢答比赛。我来说现实中发生的案例，他们来抢答涉及到了什么罪名。
我的课堂一向互动性很强，也不要求学生绝对安静，我希望和他们是自由交流的状态。
这帮男生放松之后就“原形毕露”，有的斜靠着椅背，有的腿伸出座位，有的侧身坐着方便和同学讨论，但他们会随着我的讲述露出好奇和遗憾等表情，连两个手臂上满是纹身的花臂男孩都积极举手发言。
这帮人当中，只有一个男孩虽然在微笑，但状态游离在课堂之外。
他戴着一副眼镜，肤色被晒成小麦色，脸小小的，长得很俊秀。
他把迷彩服的拉链，规规矩矩地拉到下巴底下，不像其他男生嫌热衣领半敞开。当我讲到好笑的案例，其他学生哄堂大笑，他虽然跟着笑，但手上还拿着一张报纸，似看非看的眼神。
校长告诉我这个男孩叫小轩，是这帮男孩中唯一一个小学六年级在校学生，其他男孩都是辍学后在社会上混，有因为多次盗窃进来的，有贩卖毒品进来的，前科累累。
“但还数小轩危险性最大，上面领导都批了字”校长压低声音告诉我。
小轩虽然长相斯文，却是被警察连夜送进专门学校关起来的人，他是这帮劣迹男孩中最“凶残”的一个。
他就是那个在全校3000名学生的眼皮底下，想要疯狂砍杀同班同学的12岁男孩。
当时周围的学生吓得四散奔逃，被害人一路被砍一路逃跑，长长的走廊上洒下一滩滩血迹，闻声赶来的女老师压根拦不住，最后两三个男老师赶来硬是把他压在地上，才夺下他手里的刀，抢救出了受害者。
小轩在专门学校被矫治教育了大半年，等他出来的时候，同班同学刚好小学毕业即将升入初中一年级。
因为他是我们辖区的，我想评估他还会不会违法犯罪，也想知道他和父母知道怎么应对校园欺凌了没有，于是趁着暑假想约见这个孩子，结果还约不上。
我先是打电话给他爸爸，他爸爸说他不懂这些，他在外面开货车，这孩子是跟妈的，让我跟他妈妈联系。他妈妈说小轩在上全日制补习班，每天早出晚归，因为在专门学校大半年耽误太多功课，想趁暑假补回来。
终于见到他时已经快要开学，我这才详细了解到小轩为何要砍伤同学。
小轩比较内向，喜欢安静，又不太擅长运动，在班上没有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成绩中等偏下，是那种没什么存在感的男生。
大概从四年级开始，班上有一个性格特别活跃的男生喜欢拿小轩开玩笑，给他起外号“呆头鹅”，说小轩戴着眼镜，看起来呆头呆脑的。小轩虽然不喜欢这个外号，但也拿这个男生莫可奈何。
渐渐地，这个外号传开了，迅速成为全班同学枯燥学生生活的笑料。
这个男生的几个好朋友从小轩座位旁边经过，一人拍一下他的脑袋，大喊一声“呆头”，下一个人再拍一下接着喊“大鹅哥”。其他同学觉得好玩，也跟着一起又笑又叫。
小轩尝试过回嘴，他们就一人一句，攻击小轩成绩不好，长得矮等等。小轩气得动手，他们就一起拳打脚踢，根本无法反抗。
小轩也向班主任老师求助过，老师批评这些男生不能乱开玩笑，但是老师不疼不痒的批评完全没有起到阻止的效果。现在的学生们多精啊，他们看出来了，老师不会对这种“玩笑”较真。
久而久之，小轩似乎成了班上的“小丑”，谁都可以逮着他“刺”两句，而且谁的俏皮话说的搞笑，班上应和的笑声就越热烈，说俏皮话的同学好像得了奖励似的得意。
我有点惊奇，我说看你这身高快一米六了吧，比我同岁的儿子高多了。他们凭什么嘲笑你矮？
小轩说反正他们就是找得到说的，其中有个男生嘴巴特别“贱”。
我说那你也骂他呗，谁没长嘴啊。
小轩说骂不过他们，自己嘴巴本来就笨，他们五六个人是一个小团体，会互相帮忙。
我给他出主意，你不会骂的时候就说：“骂别人就是骂自己，骂别人就是骂自己，一直重复。”这招是从我儿子那里学来的。
小轩说有时候他们玩得兴起会动手把他推来推去，像推皮球一样。如果小轩反抗，他们就把小轩骑在地上，根本反抗不了。还会说很多难听话。
我问他什么难听话，他沉默了一下憋出一句“垃圾、人机”。
我追问还有吗？
小轩垂下眼皮掩盖住那一抹湿润，他摇摇头说：“我不想说。”
我理解他不想再提那些令他无比难堪和伤心的话。
我问：“他们四年级开始骂你，为什么你六年级的时候突然想要砍伤他呢？”
小轩冷哼着，似乎是要纠正我的说法那样讲：“我本来是想杀了他。”
这一年的母亲节成了压倒小轩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轩的父亲常年在外跑大货车帮人拉货，一年到头难得回家，即使回到家和儿子也很少交流。小轩在家与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相依为命。他从小就特别依恋母亲。
他买了一束花想要送给母亲，考虑到鲜花保存不久不实用，他选了一盆很逼真的郁金香，翠绿修长的叶子簇拥着粉红、粉黄的花苞，漂亮极了。老板告诉他郁金香的花语是“永久的爱”。
那个嘴巴特别“贱”的男同学，看到小轩买的花哈哈大笑，还招呼其他人来围观，说：“塑料花？塑料花是送给死人的，原来你妈是死人，你要去给她上坟啊？”
其他同学跟着起哄，笑得前仰后合，连斯文的女同学也捂嘴偷笑。
小轩看着周围一张张嘲笑的脸，只感觉脑子轰地一声炸开。他抓住男同学领子就是一拳，却反被战斗力更强的男同学按在地上扇耳光。他的头被对方压在水泥地上，奋力挣扎却无用，脸被粗粝的水泥划出血痕。
他像一只被困已久的野兽崽子，第一次这么强烈地想要骑在他身上让“贱嘴”消失。
半个月之后，周一早上是例行升旗时间，全校3000多名师生将齐聚在操场上。小轩的班级在一楼，眼看着其他班级都陆续在操场上排好队，班主任老师急着招呼全班同学在走廊上排好队伍，向操场方向走。
趁着走廊上乱哄哄，小轩从怀里抽出一把刀扑向那个嘴“贱”的男同学。
男同学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手臂上已经被砍了两刀，鲜红的血液顺着手臂滴在地上。这把刀，是小轩妈妈新买的菜刀，刀刃锋利，木色的刀把上白色的标签还挂在上面，这把刀已经藏在小轩书包里好几天了。
处理这个案件的民警一边给我描述当时的场景，一边“啧啧啧”地表示遗憾。
我知道，他跟我一样都觉得本不该发生这样的惨案。
我问小轩：“你砍他之前的半个月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和你父母，让他们来帮助你？”
小轩说：“我跟他们说过的。”
正好那段时间学校例行发问卷调查有无学生欺凌现象，小轩就把受到男同学辱骂殴打的事情写在了问卷上。
我急忙点头说，你这样做就对了，老师处理了吗？
小轩说老师就把那个男同学叫出去教育了几句，后来，对方连一个道歉都没有说。
我长叹一口气，问：“那你妈妈呢？怎么说？”
小轩低头不吭声了。
无奈之下，我让助理带小轩出去喝点水，让小轩妈妈进来。
小轩妈妈说：“他跟我说了他同学骂我的事情，我安慰他说妈妈都不计较了，你也别往心里去了，别理他。”
我着急地追问：“但他那时都想杀人了，你知道吗？”小轩妈妈说只以为是孩子的气话，她还说了解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善良的人，不会是坏孩子的。
小轩妈妈接着说：“检察官，我已经教育过小轩了，他已经答应我以后做事不要那么冲动，凡事要考虑后果。被砍伤的男同学手还在做复健，应该能恢复，我们家也借钱赔偿了对方10万元。”
小轩妈妈可能怕我对小轩印象不好，急切地想表明小轩已经吸取教训、改过自新。
我转头问刚坐下的小轩，对刺伤同学，自己被送去专门学校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小轩说是自己冲动了，那办个月想了又想，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想要杀死对方的心情。
小轩说着，居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笑着说：“其实我应该再忍一忍的，反正还有几个月就小学毕业了，以后也不会跟他同班。”
“忍一忍？难道你们从这件事里面吸取的教训就只是忍一忍吗？”我指着小轩，转头又质问他的妈妈：“你不觉得你欠你儿子一句道歉吗？你儿子被人语言霸凌了快两年，却求助无门，你尽到保护他的责任了吗？”
小轩妈妈惊呆了，她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有这样的问题。
小轩猛地把脸别到一边，露出的半边脸上眼眶湿了，但没有掉落一滴泪。他到现在还在强忍着。
我气不打一处来，说：“你为什么不去找老师解决这个事情？你们老师也是，明明跟她反映了被欺凌，她却连让对方最基本的道歉都没有！这个老师是不是特别不负责任？”
小轩妈妈连连摆手说：“不是不是，他们是五年级换的这个女老师，很年轻但负责，经常鼓励小轩认真学习，小轩这一年成绩进步了很多，眼看着就要起飞了，没想到出了这个事情。”
我陷入沉思。
小轩妈妈无疑是个疼爱孩子的好母亲，不然，她的孩子也不会因为一束要赠与她的花而愤怒。
而那个老师，也是家长眼中的好老师，但悲剧为什么还是发生了呢？
我试着跟小轩妈妈解释一件事。
成绩进步是一个方面，孩子在学校是否开心也很重要，不信去看看，医院天天排着多少抑郁症学生？
我甚至拿自己举例，我儿子就被一个男生打过，那个男生妈妈还是学校老师，班主任可能碍于同事情面不好多说。我直接联系男生妈妈，先礼后兵，请她管一下孩子，不然我就去找校长。
第二天，那男生就带了一个很漂亮的小机器人给我儿子道歉，后来我儿子和那个男生还在一起玩。
我跟小轩妈妈强调：“遇到校园欺凌，母亲一定要站到儿子前面保护好他，这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去找老师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就去找校长，再不行就去教育局。”
小轩妈妈听得很认真，但面露难色说：“二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打小轩，我就去找过老师，可老师说没有这回事，反而对我儿子态度更差了，觉得家长事儿多”。
原来小轩妈妈这次没向老师反映塑料花的事，是担心老去麻烦老师，老师会不高兴，反而对儿子不好！
我听得火大，拍着桌子说：“那就任由你儿子被人欺负吗？哪个老师敢明目张胆地不处理学生欺凌还报复学生，你就把微信截图，把通话录音，我帮你向教育局反映。”
对谈结束后，小轩妈妈带着孩子走了，而我还在情绪中走不出来。
检察官这个职业，能接触很多校园欺凌案件。成年人打架就是真刀真枪地拳打脚踢。而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却喜欢让人跪下来扇耳光、吃屎喝尿、扒衣服拍裸照，怎么折辱怎么来。
从某些方面来说，未成年人的恶比成年人更大，因为无知和纵容，会暴露出人类的兽性。
小轩这个案件给我的触动在于，我见过不少三观不正的奇葩家长，在他们的影响下，孩子变得无知无畏。但我没想过，一些“好家长“、”好老师“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客观上是他们的失职，才导致小轩这样的好孩子，走上了用暴力反抗暴力的违法之路。
这些年来，我们不遗余力地进学校搞法治讲座，孩子们倒是已经学会告诉老师和家长自己被欺负了。那么现在，是不是我们要重新开一堂课，让那些老师和家长知道，这样一场对抗霸凌的战争，该你们上场了？
但要做到这样一件事太难了。
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新发展的城市，每个人的忙碌状态超乎常人想象，比如我们检察机关，都可以说是全国人均办案量最多的检察机关之一。那些家长也是如此，在岗位上连轴转已是常态，过去需要大人一起来上课，就有许多人说，还要上班养家啊，哪能有空。
最终我想到了一个形式。
如果成了，不仅能让家长愿意来，而且能让他们亲眼目睹，在学校里，他们的孩子身上都发生了什么。
我打算排一出校园欺凌的话剧。
就用小轩的这桩真实案件做底子，演出来，让家长和老师亲眼看、亲耳听、近距离感受。我要让这些老师和家长们好好想一想，他们是不是跟话剧里面的角色一样，到底有没有尽到保护孩子的责任？
人，只有看到痛苦，才会不再漠视，才会回应那些孩子的求救声。
而且一说讲课，大家都觉得乏味，找理由说要上班。但话剧，能演绎出冲突和矛盾，让人看得开心，在笑声中有所思索。说不定那些很“忙”的大人们，能够更加愿意为此抽出时间。
话剧计划刚开始显得很顺利。领导很支持，亲自带队考察合作学校。这学校有一个戏剧团队。我们谈得很顺利，由学校出面申请市级“金点子计划”，该计划如果申请成功可以得到50万元支持经费。
可惜的是申请交上去之后再也没有回音。
我早早就把几个关于校园欺凌的真实案例交给话剧团长，指望他们可以先创作出精彩剧本，但每次催问都石沉大海。校长被我催急了，不得不告诉我所谓学校的话剧团，其实只是学校的合作方，校长去催过，但人家就是不动。
我明白了，人家这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事实证明他们是明智的。因为经济下滑，财政紧张，市里的“金点子计划”被取消了。就算人家写好剧本也找不到人买单。
我不想这么放弃，领导也觉得话剧项目有创意，但院财务说只能挪35000元出来。
我觉得35000元应该可以吧。高大上豪华版的话剧搞不了，我弄个能演就行的简陋版总行吧。事实证明，是我孤陋寡闻了。
最先洽谈的是文化中心的馆长，馆长介绍了一位名片上一长串头衔的导演。寒暄一番之后聊到关键处，导演透露光是导演个人的劳务费市场价一般在8、9万。
我强装镇定：“那排练出来加上巡演几场，大概需要多少经费？”
导演估摸了一番说：“40万”。
我逃似地走了，然后连续咨询了五六家话剧公司，最便宜的一家报价20万。我就一个心理活动：“排个话剧而已，要不要这么贵啊！”
其实没钱办活动这件事，我早就经历过。
几年前，我曾向领导提议请个作家来写一写犯罪青少年的故事，让大家看到孩子们的所思所想，吸取教训。后面我发现不太现实，因为太贵了。那时我的解决方案是自己上，在天才捕手计划上，记录办案的故事。
这次也一样，我决定自己来写话剧剧本。
至于演员嘛，就让闲得发慌，老给我整事的职业高中的学生来演好了。
后来，我们话剧的两大噱头就是这么来的。
噱头一：检察官根据真实案例改编。
真实情况是请不起编剧，司法民工兼任。
噱头二：学生演绎学生的故事。
真实情况是请不起演员，哪怕兼职演员也请不起。
我所在的检察院大概是人均办案量最高的检察院之一。所以，我上班时间根本没空写剧本，下班时间也不一定能写，要加班，家里还有两个小崽子不盯着就不好好做作业。
我索性趁着暑假休了半个月假，把小崽子们带回老家玩，我趁机疯狂地写写写。
我以为最难的就是写出精彩的剧本，没想到后面每一步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我得给小轩的这场话剧，忽悠一个收费极低，又能极度尽心的导演来。
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奇怪的导演。他叫杰克，中国人偏偏起了个外国艺名。
我第一次见到杰克时，他正带着几个演员在学校舞蹈室里表演“一人一故事”。就是观众述说自己被校园欺凌的故事，几个演员把这个故事表演出来。
我在底下，发现连带上我自己，观众才二三十个，看起来有点寒酸啊。
杰克本人也没啥艺术风范，人微胖，穿个白色T恤、蓝色牛仔裤，看起来就是个路边偶遇的普通大男孩。
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他们演得多精彩，但架不住他便宜啊。
这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上来就给他画了个大饼。我告诉他：只要把话剧排出来，以后每年都去学校巡演，这是个长期项目。
那为什么编剧是我自己呢？
我这样跟杰克解释，别小看我了，我是某大平台的签约作者，写的故事达到10万+加流量（其实只有一篇达到10万+），计划出版一本个人专辑（其实遥遥无期）。
杰克不知道是被我的马甲震住了还是被大饼迷住了，他表现得很积极。
他是唯一跟我说3.5万可以排话剧的导演，所以也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知道杰克是小公司，所以便宜。但我没想到这公司小到就一个人，老板就是员工，还是一家皮包公司，压根没有办公场地。
我找杰克商量话剧，经常不回微信。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他压低声音回一句：“郭检，我在给学生上感统失调课，晚点打给你”。还有一次，是说他马上要去给学生上心理减压课。我看他朋友圈好像晚上还去带人跳舞。
我说实话，看他身材也不像跳舞的啊，而且他不是号称是戏剧社社长吗，怎么还上起儿童心理课来了。
这人到底是干啥的？
我感觉杰克这个人，好像啥领域都在涉足，啥领域都不算精通，还老玩失联。我心里打起了鼓，到底行不行？不会搞不成吧，我们俩，真不知道是谁忽悠了谁。
司法民工兼职编剧，职高学生兼职话剧演员，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身份的杰克兼职导演。
至此，我们这个草台班子算是正式成立了。
学校替我招募了十几个学生排练话剧。但这些学生每次来都是稀稀拉拉，没一次准时的，排练时开小差、讲小话、磨磨蹭蹭。我第一次去学校检查他们的排练情况，说好下午4:50开始，结果6点才凑齐人。
杰克告诉我这些学生都是其他社团“挑剩下的”，报名话剧社团的学生也都是冲着“自由”来的。只有新成立的话剧社团不用考试、不用点名。
杰克导演采用雷霆手段，无故迟到、旷课的学生通通靠边站，排练过的角色也被新人顶替，在内部形成了“竞争上岗”的氛围。要想保住自己的角色就要准时参加排练，还得用心磨练自己的演技。
逐渐地，欺凌者、被欺凌者、旁观者、家长、老师等几个主要角色都有了固定演员。筛选后留下来的都是真心喜欢表演的同学，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散漫。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才排完话剧上半场，但我不好责怪杰克，因为合同上写明了杰克的上课次数是七八次，而实际上到最后，杰克至少去学校排练了二三十次，远远超过了合同约定的工作量。
更让人不好意思的是，杰克完全是垫资排练加巡演，直到我写下这篇故事之前他还一分钱都没拿到。
作为没有付款的甲方，我是比较心虚的，不好意思对杰克有过分要求。
接触深了，我对这个杰克有了一些了解，他习惯在自己的人生里，把事儿区分成两种——
“有意思的”和“没意思的”。
曾经他在国企干编制，没意思的，那就辞职了。现在做社会公益活动，还算“有意思的”，那就做。
我曾经问过杰克，要是经费不够咋办？杰克说不亏本就行，哪怕亏本了，他也愿意把这个话剧做下去，仅仅因为，他觉得这事儿是“很有意思”。
更意外的是，杰克居然邀请到一位大学教授兼市戏剧协会会长，来指导我们的话剧。
按照市场价，我们所有经费都不够支付对方指导费。
杰克说，那天他去大学本来是想去邀请教授的研究生学生来指导，但教授听说之后觉得这个话剧“挺有意思”，遂主动说自己来指导。我不放心，问那指导费咋办？
杰克说：放心，教授说了，那么有意思的事儿，指导费随便意思一下就行。
教授是个特别爽朗的资深帅哥，早年参演过很多经典话剧。他直言不讳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寒酸的话剧预算，回去告诉你们检察长，这点钱不够，道具、化妆、服装都不做的话，台上太难看了。”
我立刻感受到一种深深的伤害，然后就把这种伤害传递给了领导，让他感受被鄙视的感觉。
领导原本是觉得，他知道便宜没好货，所以对话剧质量都不抱期望，当我小打小闹算了。但听到了那些转述的“鄙视”，他转头丢给我两句话，第一句是：“行吧，有一笔从其他项目追回来的经费，给你用。”
第二句是：“但我年底要验收你的话剧。”
从现在开始，这个关于小轩的话剧，就开始走上正轨了。而我也被彻底架上了火堆：话剧只能好，不许差。
我的计划里，这个话剧想要做得真正好，必须有两种结局。
上半场，我们讲述了一个初中男生受到校园欺凌，却求助无门，老师漠视“一个巴掌拍不响”，家长只会劝他“不要惹事”，最后无奈之下男生用刀反杀欺凌者，被警察抓走的故事。
这是最贴近小轩真实案件情况的版本。
下半场，我们设计了一个“时光重来”的情节，让时间穿越到小轩持刀行凶之前——
在这个版本里，小轩母亲得知儿子被欺负之后，哪怕还身在外地出差，再忙都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班主任，要求学校出面保护孩子，惩罚欺凌者，否则将采取报警等法律手段。
老师也不再是敷衍的态度，认真处理，后半段全是老师与霸凌者母亲斗智斗勇的情节。
霸凌者母亲是一个嚣张跋扈的母亲，仗着儿子年纪小，不会被判刑坐牢百般抵赖，但她不知道，儿子虽然不会坐牢，但是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她的儿子会被强制送入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
这才是事情本该有的样子！
被关起来矫正的，不该是被欺凌到无法忍受的孩子，反而是那些肆无忌惮的人才对！
我想通过话剧后半段告诉霸凌者的家长：未成年不是犯罪的“护身符”，过度宠溺的孩子，是有地方关的。我还想告诉老师和其它家长：遇到未成年霸凌者，老师和家长再不站出来，他们就有可能掏出刀子来。
话剧里涉及到小轩及其父母的隐私信息，我们都做了隐去，在各个学校巡演了五场，
一般来说，德育主任会优先让比较调皮的班级来接受“教育”。我也要求家长最好能和孩子一起来的。
出乎意料，因为是话剧，所以来的家长最少都有几十人，有一场没座位了，其它学校的老师都来站着看。
过去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大人，来听未成年保护的课。
要说最受人喜爱的演员，当属饰演霸凌者母亲的小童同学，她每次出场都会能引发一片片笑声，不只一个人跟我夸她“演得太像了”。
第三场演出的900名观众中，至少有一半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相比成人和高中生欣赏演员的幽默，小学生们就很较真。小童饰演的霸凌者母亲在台上的奇葩发言，频频被台下的小学生们大声怼回去。
霸凌者母亲：打人？这不就是开个玩笑嘛，何必这样斤斤计较？
台下的小学生：都把人家打成这样了，这还叫开玩笑？有病吧！
霸凌者母亲：我儿子才13岁，对呀，明天才过14岁生日呢，法律也不好拿他怎样的吧？（傲娇样）
台下的小学生：切！这是什么妈妈呀！太坏了！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小学生们的座位都在前排，义愤填膺的议论声被台上的小童听到了。我看到小童在台上明显有点发愣，被怼得演技都不敢放开了，差点跑下了台。
另一边，熟悉的朋友向我确认：“那些演员全部都是高中学生？演霸凌者的那个也是？演母亲的也是？”
“那你得查查是不是本色出演，可能平时也这样欺负人。”
刚开始对巡演剧团的到来，不冷不热的学生处主任，看过演出后感慨太接地气了，提出自己学校也要组建话剧团参加巡演。所以，今年我们将有两支演出团队轮流巡演。
以前我去学校讲法治课，结束之后，经常有学生拦住我，求教要怎么应对同学的欺负。
现在，话剧结束之后，来问问题的变成了家长，他们都在问：“怎样才能避免我家孩子在学校被欺负”。
我告诉他们：“让孩子知道有你在身后无条件地保护他，你就是他的底气。”
话剧顺利巡演过后，我的直属领导曾经问我：“（职位）有没有想法更进一步？”
我回答：“没有这个想法。”
这种回答，等于在仕途上是自断绝路，没有哪个人会提拔自己都不积极向上的下属。
我直属领导很好奇，一个不追求升职的下属又这么卖力地干活，图啥？后来我都已经对他十分信任了，口无遮拦地抱怨，我觉得升职性价比不高，我要在职位这件事上“躺平”，因为很累，也没有意思。
但是，躺平并不是不做事。
以前我觉得自己干不了什么，一个小小的最最普通的检察官而已，能起多大作用？顶多就是办好自己手里的案子。至于传播社会价值，改变不良现象，那不是专家和精英们的事情吗？
后来我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犯罪这一块真的太小众，就算专家在某些方面，也不一定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我们就是最大的基层。因为办案，我们知道哪些人群急需帮助，哪些人群需要惩戒教育。
那就干吧，无论是写作，还是办话剧，是不需要计较得失的，因为那是该干的，也很有意思。
其实这句话我在很多人的口中听过不同的版本。
杰克导演之前跟我说，打算做一个关于话剧的文创小人偶，让更多人看到周边，关注到校园欺凌。
看我不吭声，杰克导演笑着连忙解释：哦哦，我知道你们没有经费，这个是我自费想做的，因为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好玩的事情。我真的不好意思去回应他，因为没钱。
虽然我总是开着经费有限的玩笑，但我真的不能因为对方善良，就让其无止境付出。
我好奇地问杰克，你为什么总想做一些青少年公益项目？因为是你的谋生手段吗？
杰克笑笑说对，虽然是公益项目，但是有些政府机构是会赞助的。
我说：“不对啊，之前做话剧的时候，你说即使经费不够，亏本你也想做下去的啊。”
杰克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因为那件事他觉得有意思。
我刨根问底，为什么做哪个项目都说“有意思”，难道“没意思”的项目就不做吗？
杰克很认真地说：“那当然。我以前也做过电台策划，还给富人的孩子教过戏剧英语，收入还不错，但是一天天重复机械的工作，感觉整个人状态越来越差。”
他说，现在做的项目，能帮助到急需帮助的人，都能看到切切实实的效果，就感觉“很有意思”。
我懂他的意思了，跟我一样，我们都是那种腼腆的，不爱扯大旗的人。我们愿意守在校园，等一朵朵“小花”慢慢地开——我们打心底认为这样的事儿有“意义”。
但别人问起，我们总会害羞，只能大大咧咧开玩笑说：“哎呀，就是有意思而已嘛。”
如今，小轩已经从专门学校回家，顺利踏上了初中生旅程，他的父母也从这件惨案中认识到自己的忽视，才导致孩子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独自面对残忍的校园欺凌。
他们向我承诺以后必定会保护好孩子。
遗憾的是，就在写下这个故事的半个月前，我又见到了另一个“小轩”。
这次的“小轩”名叫小达，他是一个15岁的初三学生，因为和女同学多说了几句话，被女同学的男朋友——一个染着黄头发的16岁辍学少年堵在校门口。
小达侥幸逃脱后，黄毛并没有打算放过他，在微信上用难听的话语辱骂他，叫嚣着“不出来单挑，下周一就去学校门口刀了你”。
我看到小达在微信上已经竭尽克制，无奈黄毛自持毕业前就是学校的“校霸” ，压根不接受小达隐晦的求和。小达像小轩一样也告诉了父母，可惜他俩的父母也是同一款。
小达的母亲教导小达：“别理他，免得更加激怒了他，我们周一去告诉老师。”
小达心里觉得找老师也没用，因为老师也管不了学校外面的混混，于是他买了一把水果刀防身。
小达不想再在学校门口被堵，丢不起这个脸，没有等到周一就主动约黄毛出来，想看看能不能给黄毛道歉了结这事。结果说好“单挑”的黄毛，还带着六个兄弟，见面就推搡辱骂。小达冲动了，掏出刀就刺。
黄毛被刺得肝破裂被鉴定为重伤，小达因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我作为此案的检察官，做了一个超出其他人意料的决定——
我拒绝了公安机关提交逮捕小达的意见，而是对小达取保候审，让他回去学校准备今年6月的中考。
然后，我打电话给黄毛的父亲，给他复述了黄毛和小达的微信聊天记录。
我告诉黄毛的父亲，你看小达已经明确表示不想打架，你儿子非要逼小达出来单挑，还说不出来周一就去学校门口“刀”他，你儿子的行为属于校园欺凌。
幸运的是，黄毛的父亲非常通情达理，他对儿子的错误并不避讳，他说小达父母已经赔偿了八万八千元医药费和误工费，他考虑到小达才15岁，不想他小小年纪就去坐牢，希望我们检察机关不要起诉小达。
黄毛的父亲还主动提起，小达家赔偿的钱听说都是借来的，他也没有狮子大开口去多要赔偿，家里医药费就花了几万，还有照顾黄毛的误工费等等。黄毛肝脏损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另外，公安机关也会对黄毛寻衅滋事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我能看出来黄毛的父亲的确算是讲道理的家属。我主动提出委派社工去跟踪帮助黄毛，黄毛的某些想法和做法需要纠正，当然这些服务是免费的。黄毛父亲欣然接受。
小达的案件处理告一段落，但我在小达和他爸妈身上，又看到了“小轩和妈妈”。
我问小达父母一个问题：你已经知道黄毛威胁要用刀杀你儿子，而且之前已经在校门口堵过你儿子一次了，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
小达的父母与小轩的父母回答类似，以为对方就是说一下狠话，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
其实，小达、小轩的父母以及某些老师都一样，他们没有对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不知道多少孩子的抑郁症与校园欺凌有直接关系。直到孩子上不了学了，在精神科挂号了，他们才会开始恐惧。
和小达的父母告别之前，我对他们发出邀请，一定来看一看这场给大人准备的话剧。
我希望悲剧只在舞台上出现，不在生活里重演。
这个愿望很天真，可能永远不会实现，但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
直到今天我依然在筹备下一场演出。
其实这场话剧，郭辞沙所做的，远远不只是舞台上的努力。
除了演出，她还说服了一众检察官，与她一起在舞台上跟孩子与家长分享，说说关于校园欺凌的问题。但要说服年轻同事，是不容易的，她甚至要做一次“演讲”。
演讲的主题是，检察官的社会价值。说人话，就是我们检察官到底干啥事儿。
年轻的检察官都以为她会讲牺牲、奉献那一套。
她直接问：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你们判断一下自己实现了哪一级需求？底下议论纷纷。
她说，检察官这个职业，权力很大的，大到可以直接实现最高的需求，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检察官的权力在于办理案件，郭辞沙这样形容：“你办理的不是一个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更进一步“甚至你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又或者，改变一群人的人生”。
这群人可以是孩子。
她说了一个被援助的女孩，曾经因为父亲的性侵陷入阴影，还要被母亲抱怨。但是她为其申请了司法救助金，现在女孩已经读完书，走上工作岗位，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被改变了人生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的故事，她可以讲很多很多。
那一天，在场的检察官都答应了她的邀请，与她一起前往话剧的舞台，去尝试改变一些东西。
我们俩曾经聊过，保护未成年这事儿，挺残酷，就跟战场一样，不能只让孩子独自面对。理所应当，家长和校园也应该参与其中。而检察官呢？在这场战争里扮演什么角色？
我还没问过郭辞沙这个问题，但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一支矫健有力的轻骑兵。
在小轩这样的孩子陷入至暗时刻，是她撕开了一道包围的口子，扭转战局，带来我们这些援军。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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