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当护工，照顾失能失智老人的最后一程

90后中国东北女孩茄子在日本当护工。日本的养老院种类繁多，她照护的是难度最高的需要“特别养护”失智失能的老人。

当中国的老龄化逐渐深化时候，日本已经跨入“超老龄社会”。日本人口1.2亿，65岁以上的老人超过3900万，80以上的老人超过1000万。医学研究显示，包括阿尔兹海默病在内的认知症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2022年，日本65岁以上认知症患者有443.2万人，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有558.5万人。随着老龄化率的升高，老年认知症患者人数仍将持续增长。

茄子的讲述，呈现出了一个“超老龄社会”的现状：一方面，政府和相关机构如何用制度安排确保“老有所养”，包括老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照护人手的短缺、照护工作本身的巨大负担，都是超老龄化难以解决，但又必须面对的问题。

口述｜茄子

作者｜曾好好

编辑｜徐菁菁

夜班

日本大阪，晚上10点，我的工作刚刚开始忙碌。

“妈妈，妈妈，要吃饭。”我听到201房间老人在呼唤。A爷爷88岁，患有认知症，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认识家人。我所照看的老人，大多数在晚上7:30换上尿布、服用安眠药睡下了。但药物对A爷爷已经不起作用。每天晚上，他要走出自己的房间，踉踉跄跄、到处徘徊。

“妈妈，我害怕。”他对我说。失智的老人好像都回到婴幼儿期，都管我们护工叫妈妈。

“A桑，我们回房间吧。”我搀扶着他干瘦得皮包骨的胳膊，回到小房间床上。

在日本，捆绑、拘禁老人是犯法的，哪怕把老人锁在房间也不行。这一晚上，A爷爷要出来走动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我一次次扶他回房间，或是陪着他徘徊，确保他不会摔倒受伤。

《熟年》剧照

可能是糖尿病的缘故，A爷爷一直在寻觅吃的。不一会儿，他又摸到公共客厅，把一盒速溶咖啡包打开坐在地上啃食享用。

吃得差不多了，他把咖啡包扔到马桶里，“现在是睡觉的时间哦，A桑。”A爷爷不听我的，爬到马桶边把咖啡包掏了出来。我还没顾得上把他拉开，清理干净，205房间的门也开了。90岁的B奶奶，手脚并用爬出来了。

B奶奶也有严重的认知症，晚上很难入睡，哪怕腿脚不方便，也无法阻止她出来。

“妈妈，我冷。我要回家。”她眼神空洞，坐在地上。

“B桑，我们一起回去。”我拍拍她，引导她回房间。为防止她滚落，B奶奶就睡在地板的床垫上。同样的，反反复复、她不断爬出来、我一遍一遍带她回房间。

有时候我太忙了，就干脆让她坐在轮椅上，走哪带哪。

推着B奶奶，追着A爷爷，我像一个手忙脚乱的照顾婴孩的母亲。

直到凌晨两三点，徘徊的老人们终于累了，跑不动了，睡着了。

《飞越老人院》剧照

这是我夜班的日常。我在日本从事“特别养护”工作，也就是照看那些失能失智的老人。每次夜班，我要照护住在18个房间里的18位老人。这一夜，我的手机每30分钟定一个闹钟，我就在闹钟的间隙里眯一会。最近，养老院新引进了老人离床警报器，一旦老人离开床，办公室警报声响，门口的红灯亮到刺眼，护工一定要进房间确认情况。但即使相安无事，每一小时，我也需要巡视所有18个房间一次。

每个整点，我轻推开门，静听几秒，确认老人有呼吸、在床上熟睡中、没有特别情况。

巡视到C奶奶的房间，又是熟悉的气味。我赶紧打开灯，C奶奶正在把大便从尿不湿里掏出来，抹在床上。

我火速取了大量温湿毛巾，先给她擦手、再换衣服、换床单。毛巾擦是不能完全擦干净的，但洗澡只能等第二天了。

“C桑，我给你擦手啦，我给你换尿布、换衣服啦。”我一边工作，一边和C奶奶说话。每个月，我都会遇到几次需要半夜擦便换衣服床单的情况。我曾经照护过一位老人，每天晚上都会把尿不湿摘掉，随地尿完后躺在尿里。我常常在凌晨一点发现她出了状况。我把身高超过我大半个头的老人拖回床上，全身换衣服、换床单、擦地，忙到两点。凌晨四点巡房时，发现她又泡在尿里。又一轮收拾过后，已经到凌晨五点。不容喘息，已经到了给所有老人的换尿片时间。

《狮子之家的点心日》剧照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并不生气，也不责备老人。他们已经无法正常思考，身体也在衰老溃败的尾声，“特别养护老人之家”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

成为护工

我所工作的“特别养护老人之家”是一个五层楼的养老院，40个护工照护着近100位高龄老人。“特养之家”就在在大阪府内、周围都是居民住宅，不远处是临河的公园。

整个施设按照日本“特别养护”养老院要求建设：每层的中间有个大的公共空间，是大家的公共客厅、吃饭休闲的地方，围绕客厅是18个单人居住的小房间。每个老人的房间10多平米，配有电视、床、柜子，洗手台。

在日本，普通居民可以获得的介护支援种类非常多，当一位老人发现自己生活有困难了，除了依靠子女，他可以打电话给自己家所在地区的区役所（区政府）或者地区支援中心寻求支援。政府会派一名介护经理（Care Manager）上门，到老人家中，对其生活和身心状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和老人、家人的意愿，帮他制定介护计划。

日本政府将介护等级由轻到重分为七档：要支援者分为两档，可以有专人帮忙买菜送上门，上门帮忙洗澡、打扫卫生。要介护者分为五档。最轻度的是“要介护1”，即认知功能衰退、独自起床和步行都非常危险。最重度的是“要介护5”，这些老人只能卧床，身心功能衰退，无法自己进食排泄，需要24小时照护。

《熟年》剧照

相对应的，日本的养老院，有早接晚送的日托养老院、介护老人保健施設、收费较高的“高级老人之家”，到24小时看护的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等等种类花样繁多。

谈到介护服务，自然离不开钱的问题。为了实现全民有老可养，日本从2000年实施《介护保险法》，介护险成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一样必须收取的费用。

我所在的“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简称“特养”，只有介护3级以上的老人才能入住。介护3级，意味着认知衰退，有认知症、无法独立生活、24小时需要看护。虽然“特养”工作繁重，但其实在所有养老院中，“特养”费用低廉，每月费用13万左右（6400rmb）,在介护保险的支持下，个人只需承担10%。截止到2021年数据，日本10469家“特养”养老院照护着65万渐渐失智失能的老人。

尽管有这些制度上的安排，但照顾失智失能的老人，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最头痛的问题。

日本最大的困难是人手常年紧缺。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日本对中国、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开通“介护签证”，如果想当护工，学习语言和介护培训都免费，条件是学出来必须在日本养老院工作五年。此外，日本还有各类福祉大学。福祉大学以社会福祉、医疗保健等专业为核心。这类大学直接对口语言学校，留学生可以免考入学，如果努力一些拿到奖学金、几乎可以抵消学费。

我入行介护是2020年。那时，我刚从福祉大学毕业没多久，在美容行业找了份工作。但是正好赶上疫情，工资越发越少，我听说护工哪哪都非常缺人，于是果断决定改行。

《狂飙》剧照

原本在我印象中，做护工需要考到介护士资格、再高级一些是福祉介护士，但是近年，由于护工人手严重不足，有没有资格、是不是有经验也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完全没有经验者，上完130小时的培训便可以拿到一张“初任者研修证”上岗。我给大阪这家“特养”养老院投简历，对方很快就通知我可以上班。

权利与边界

刚开始做护工，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至暗时刻”。白班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除了午休一小时，几乎一秒不停歇，每天要把十几位老人从床上抱起来，转移到餐厅吃饭、帮老人们洗澡、换衣、换床单、一天下来腰痛到没有知觉，手表记录日行三万步。

在养老院，如何保护老人，特别是失能失智老人的权利和尊严，日本有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定，护工必须遵守。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规定，养老院的床单必须一周一换、洗澡一周两次。养老提倡“自立支援”，老人自己能做的事，尽量都让老人自己完成，比如进食和排泄。这往往意味着护工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加耐心。

未获得老人或家属同意，我们甚至不可以给老人穿尿不湿。有老人无法接受穿尿不湿的事实，坚持自己上厕所，一晚上按铃29次，要护工帮忙起床移动上厕所。但无论如何，遵从老人自身意愿非常重要。

《老有所依》剧照

面对任何情况，都不对老人说“不、不可以、不行”这样否定的词，这是护工们心照不宣的规矩。对于认知衰退的人来说，否定词很容易让他们受到刺激，进而反抗，变得更难照护甚至失控。一次又一次的研修培训也都在告诉我们不可以虐待老人——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虐待、即便是喂饭的时候说“不好好吃饭会生病的哦”之类的话，也会可能让对方感到恐惧，被指为心理虐待。

在服务老人的同时，如何让情绪和体力上都消耗极大的护工得到应有的保护，也是个很大的学问。养老院也懂，护工过得不好，老人也别想照顾的好；护工情绪失控、老人都遭殃；护工辞职了，找到下家“分分钟”，护工的专业程度和状态决定养老院的品质。

1个月前，有一位88岁的老人夜晚徘徊，我没有实时跟随，整点巡查的时候发现满地都是血。老人皮肤薄且脆，擦破一点就很容易出血，他在徘徊时磕到了头部。我赶紧抓来毛巾止血，一瞬间白色毛巾染成红色。救护车来的时候，我也跟随一起去了医院，还好老人救回来了。

其实，每几个月，养老院都有类似的突发状况。护工也是人，不可能对每位老人24小时寸步不离。遇到这样的事，护工也难免会感到惊心动魄、愧疚自责。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事护工必须书写详细的介护报告。好在，养老院对护工比较信任。养老院没有摄像头，出现事故需要护工把情况描述清楚，问责的情况很少。

得到理解后，护工也会将心比心。在“特养”，暴躁失控的老人，抗拒护工换衣服换尿布、动手打护工的头时，都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我曾经尝试抱一位老人起床，老人一口咬在我的胸上，我挣脱不掉大喊、楼层里其他护工听到声音赶过来，三个人合力才把他拉开。流血沁透了我的四件衣服。养老院给我放了几天假。虽然我可以要求索赔，但是我也没有再深究。

《八零九零》剧照

在养老院，护工的休息时间必须得到保证。最近，我一个月工作时间21天。值夜班的话，17:00上班，第二天10点下班，之后能够有30小时的休息。

除此之外，养老院也尽力减少护工的情绪负担。在日本，护工不需要对应家属，只需要做好照护的工作。负责家属和养老院之间沟通的有另外一个工种——生活相谈员。

我所在的养老院，40位护工照顾近100位老人，另有一位生活相谈员对接所有老人的家属。他需要了解所有老人的照护情况，手机24小时待命，出现任何突发状况，他要第一时间联系家属、与家属沟通。

一个月前，在深夜的急救中心，我又遇到了30岁的生活相谈员佐佐木。无论什么突发状况、深夜几点出现，他都毫无疲态、元气满满，处理各种扯皮纠纷。平和的日子，他坐在电脑前处理海量的介护资料。我还记得有一回，一位家属咬定老人被虐待，在办公室争吵。佐佐木一遍一遍面带专业的笑容，耐心地解释。我很庆幸护工不用应对这样的情况，虽然生活相谈员不用亲手照顾老人擦便擦尿，看上去是坐办公室的文职，但是比护工的工作复杂多了，压力也大多了。

良心活

在养老院，领导在给客人做介绍的时候总会说：“这是我们这里最棒的介护，来自中国。”工作的这些年，我的工资一涨再涨。夜班多的日子，我一个月工资接近四十多万日元（按现行汇率，大约是2万余人民币）。

我的护工同事70%都是外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缅甸人占多数。做这行的日本人非常非常少，活太累，精神压力太大，相比这些辛苦，收入也不高。

按厚生劳动省的规定，一位护工对应三位老人，但现实是根本无法招到这么多人手，现在只能一位护工对应九位老人。而这为数不多的护工也不稳定，身边的护工们几乎干两三个月就会离职。即便是院长，也是半年一换。铁打的老人、流水的护工，哪怕养老院本身对护工有一些保护和照顾，但大多数人都无法长期从事这种充满死亡、意外，又要求高强度劳动的工作。

我最难忘的是那个越南的护工同事，在我刚入行那段日子，她总是开导我、安慰我。在我眼里，任劳任怨、最能吃苦的人是她，对谁都温柔友好的是她。可有一天，越南女孩对我说：“我要走了，你保重，我始终不理解这样坚持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多苦的苦，可以逼退吃苦耐劳的越南人。越南女孩时介护留学来日本的，解约意味着要赔偿180万日元（9万rmb）的学费——在一碗拉面要800日元（40rmb）的东京，每个月只用2万日元（900rmb）做生活费的人，可以咬牙拿出180万日元来寻求解脱，这期间一定经历了透顶的绝望。

在做护工的这些年里，我也慢慢调整了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在工作中投入过多的情感。2个月前，一位93岁的失智老人吃饭吃太急，窒息离世。大家的心情并不沉重。有护工忍不住嘴角上扬“太好了”。大家替他，也替自己感到解脱。

老人吃饭的时间是17:30-18:00，餐盘撤去的时候，有的吃饭慢的老人还没吃完，如果让他们继续慢慢吃，我又来不及开展下面的工作。从反应迟缓的老人手里夺走正在吃的饭，以前会让我愧疚不已，现在告诉自己，“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调整心的硬度，负责任但又不要太“走心”，才能陪伴这些老人走完这“老、病、痛、死”人生最后漫长崎岖的夜路，把自己与这残酷的生活隔绝开来不受侵蚀，才能持久地做这份工作，就像养老院里那些干了很多年的护工一样。这工作在人间最低处、在人性幽暗处。没有吃完的饭、头发里的尿、指甲缝里的便、深夜徘徊的失智老人——是无微不至还是视而不见、除了规章制度的纸上要求，做到什么程度全靠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