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小画册《竹蜂战》，讲的是越南少儿抗击美军的故事。那年我七岁。母亲领着我去赶景芝大集，卖了香椿给我买的，九分钱。这本小画册放在书包里，一直珍藏到小学毕业。对书的感觉啊，真的就是“爱不释手”。
后来上了初中，买了《祖冲之与圆周率》《格点和面积》《数学万花筒》等数学书（我一度特别喜欢数学，想当个数学家），后来喜欢上了文学。等参加了工作，买的多是文学书，以小说居多。先有了书箱，又有了书房。书也渐渐多起来，书房满了，就摆在客厅里，有的放到了地下室。虽然看得不多，却依然见了书就想买。直到某日惊觉：书架上的尘埃，都能写字了。
我现在对书的态度，是又爱又恨。扔了舍不得，有时说不定哪本书还用得着呢。不扔吧，太占地方。于是，一本本的书，依然来到家里，越积越多。我想起了一句话，“占有就是被占有。”你占有了书，也就被书所占有。
近日，看到了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夏晓虹夫妇将毕生藏书捐赠首都图书馆的消息。这两位学者的选择，不仅是完成三万册典籍的物质迁徙，更开启了一场学术精神的接力。在功利主义浸染学术界的当下，这份对纯粹治学理想的坚守，对书的钟爱，让人敬佩。
陈平原、夏晓虹夫妇
这对学者伉俪的藏书史，恰是一部鲜活的学术生命史。夏晓虹为编纂《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踏遍大江南北搜集史料；陈平原为研究章太炎，在拍卖会上与《国故论衡》初版结缘。那些泛黄书页间的手泽批注，暗藏着学术发现的密码，连缀成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基因图谱。面对人工智能，陈平原说：“纸质书未来将是典藏的、审美的，而知识传递可交给电子书。”他们以行动诠释：“书比人长寿，短暂拥有已是福分。”在短视频泛滥、知识碎片化的今天，这对学者伉俪的抉择犹如一剂清醒剂：放弃占有，让书流动起来。
我读过陈平原和夏晓虹两位老师的书。2013年，我到北大进修，还选修过陈平原教授的课，他涉猎的现代文学领域，我特别感兴趣。我还利用课余间隙写过一个陈平原先生谈版本问题的专访，话题当然谈的都是书。我对名人书房好奇，很想去拜访，但没好意思开口。
陈平原先生这次呼吁年轻人勿忘纸质阅读的独特魅力，同时强调人文学者需直面AI挑战，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而非止步于知识灌输。这是老学者的期许，但也许将来，就跟我们现在不再翻阅竹简一样，将书真的都放进了博物馆里，不再翻看。
名人的藏书往往包含批注、手稿等个人研究痕迹，捐赠保存了学术思考的“活历史”，为后人研究提供线索，形成跨代际的学术对话。藏书的选择与积累往往反映学者治学路径，捐赠使其私人学术史成为公共历史的一部分，为学科史研究提供鲜活个案。私人藏书转化为公共资源，避免了文献散佚的风险，强化了社会对文化遗产的集体保护意识。两位学者的选择提示我们：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占有，更在于流动；文化的生命力不仅依赖创造，也需依靠无私的传递。这种精神对于当下构建学习型社会、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我暂时还没有把书全部捐出去的想法，当然，我的书没有珍贵版本，价值不大，不值得捐给图书馆。再说，咱又不是什么名人。我想把自己的藏书捐给老家的社区、乡村，以微薄之力推动知识流动。老家要不喜欢，我就卖废品，卖了换酒喝。
（大众新闻记者 逄春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