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1910年的上海闸北,穿阴丹士林布长衫的陆士谔蹲在煤炉前煎药,药吊子噗噗冒着热气。灶披间墙上贴着褪色的《申报》,头条还在讲宣统皇帝剪辫子。他摸出钢笔在油腻腻的饭桌上写:“黄浦江底要通铁龙,浦东乡下头起高楼”。隔壁王阿婆伸头张望:“陆先生侬又发噱头梦啦?”谁料想,百年后外滩观光隧道里挤满游客时,这本被鲁迅骂作“痴人说梦”的《新中国》,早就在旧书网上炒到了五位数。
一、青浦小开跌跟头
“陆家小开今朝又逃学堂!”光绪十八年的朱家角茶馆里,跑堂举着铜壶到处讲。17岁的陆士谔最欢喜蹲在放生桥边,看苏州河上的乌篷船,白相够了就溜进书场听《七侠五义》。屋里厢阿爹举着藤条追打:“祖宗八代的脸都被侬败光!”
转折来得结棍。那年腊月里,刚满月的儿子得了惊风,请来的江湖郎中扎错穴位,小囡在陆士谔怀里慢慢冷脱。他抱着襁褓在雪地里走了三更天,直到巡夜的保正把他拖回来。第二天,这个纨绔少爷自己跑到唐纯斋医馆门前,“咚咚咚”磕了九个响头,额角血把青石板都染红。
二、闸北陆一针
1905年初到上海的陆士谔,在闸北棚户区支了块“专治疑难杂症”的牌子。头个月统共来了三个病家:修鞋匠的香港脚、包饭作阿姨的齁毛病,还有个白相人非要他治“花柳病”。穷得连大饼都买不起时,转机来了。
虹口码头扛大包的张老三,屋里厢老婆生“绞肠痧”,痛得在草席上打滚。陆士谔摸出三寸长的金针,“唰唰”两下扎在足三里,转头开方子:“鲜藿香捣汁冲井水,加三粒仁丹”。当夜,张老三举着“陆一针”的幡子走遍十六铺,从此闸北陆先生的名头响了。
有趟杜月笙的姨太太胸闷,小汽车直接开到弄堂口。陆士谔把着脉突然问:“阿姐最近是不是常去大世界?”原来姨太太天天看绍兴戏哭湿三条绢头,肝气郁结。他开的方子绝了:“每日吃三只盐津枣,连看三天滑稽戏”。
三、夜班电车里的预言家
陆士谔有个怪癖:夜里坐最后一班有轨电车写小说。叮叮当当的车厢里,他摸出派克钢笔,在电车票背面写:“将来黄浦江要造铁桥,外国赤佬统统回老家”。卖票员老宁波偷看过几回,背后跟人说:“这个郎中脑子有毛病”。
1910年出版的《新中国》里,主角陆云翔喝老酒醉倒,一觉困到1951年。看到马路上“铁箱子在地道里飞”,吓得抱住巡捕房柱子喊救命。书里最扎劲的是浦东变戏法:“泥滩滩上起水晶宫,万国来赛会”。有读者跑到四马路书店骂山门:“这个陆士谔吃醉酒写书骗铜钿!”
最绝的是书中“女人能当先生”的设定。当时城隍庙的说书先生讲这段,台下老爷叔们笑得茶碗打翻:“女人出门做事体?屋里马桶啥人倒?”
四、鲁迅的绍兴火气
1923年北京绍兴会馆里,鲁迅捏着《新中国》书页的手气得发抖。他刚写完《娜拉走后怎样》,最恨这种“瞒和骗”的文学。墨汁淋漓批注:“此等痴语,与义和团刀枪不入何异?”
但陆士谔有他的道理。有次在杏花楼吃早茶,他对报馆朋友讲:“阿拉中医讲究‘治未病’,写小说也是开药方。老百姓心里苦,总要给粒糖含含。”这话传到鲁迅耳朵里,气得他连写三篇杂文骂“糖衣毒药”。
五、百年后的耳光
2010年清明节,陆家后人捧着《新中国》在外滩拍照。书里写的“江底铁龙”正在脚底下轰隆隆跑地铁,“万国赛会”的彩旗飘满世博园。最绝的是浦东,当年书里写的“泥滩滩起金楼”,现在环球金融中心在云里插香。
有个老克勒在东方明珠下头摆摊头,见人就翻书:“喏!1910年就写浦东要发迹,侬讲这是仙人还是妖怪?”小年轻拿手机扫书页,突然尖叫:“爷叔!这里还写'医家视频看病',不就是现在的互联网医院嘛!”
六、弄堂里的穿越者
其实陆士谔的预言有迹可循。当年他在公济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见过X光机,激动得三天睡不着:“将来阿拉中医也要有这种照妖镜”。给洋行职员把脉时,他总问:“侬公司那个电报机,最远能通到哪里?”
有夜他在电车上写书,听见两个圣约翰大学学生讲“社会主义”。第二天就在书里造出“均富党”,后来学者翻档案发现,那年陈独秀还在日本啃面包,李大钊刚考上北洋法政学堂。
结语:
如今站在陆家嘴环形天桥上看,玻璃幕墙上的霓虹倒映着百年前的预言。那个被鲁迅骂“发痴”的郎中,或许正混在观光客里偷笑。历史有时就像弄堂里的传话游戏,1910年闸北棚户区的幻想,传着传着就成了如今的日常。要我说,陆士谔哪是什么预言家,分明是把全上海人都拖进他做的梦里,一梦百年不肯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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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科幻小说中的想象,我们已经实现了?——京报网,2023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