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蔡确案子中的参与，有证有据。有学者研究过他的某种奇妙报复心理：当政敌蔡确发生车盖亭诗案，苏东坡是个文字狱的过来人，当然不会相信诗中有什么明显证据毁谤太皇太后，但他确也不甘心就让蔡确太轻易就能脱罪。他心里可能还有点气：自己被贬到穷乡僻壤，蔡确还在南京闲居，这也太宽容了吧？因此他也上了《论行遣蔡确札子》，提出了他的建议与做法。
仔细看这篇文章，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简单地说：第一，他并不想害死蔡确；第二，他想让蔡确也经历一下自己在乌台诗案中的惶恐与不安而已。也就是：他认为应该把蔡确打入监狱进行彻底的调查，最终无罪赦免。（有没有很像他自己经历过的事呢？）只想把自己的苦，让当初的加害者蔡确也去品尝一下吧。
苏东坡从正反两面说到蔡确的处置原则，一是：“若朝廷薄确之罪，则天下必谓皇帝陛下见人毁谤圣母，不加忿疾，其于孝治，所害不浅。”为了杜绝毁谤和闲言闲语，不能放过蔡确。另一方面：“若深罪之，则议者亦或以谓太皇太后陛下圣量宽大，与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谤怨之言，亦于仁政不为无累。”也就是说，若是责罚太重，又会伤害太皇太后的宽大仁政，认为您连一个小小的毁谤都不能宽容也不好啊。所以苏东坡提供了一个“双赢”之法，先以皇帝之名下令让蔡确进监牢，司法审问，再由太皇太后下诏来赦免蔡确。
在太皇太后的盛怒之下，他并没有为蔡确辩论，没有完全以德报怨，但他建议的方法，其实还是可以看出他仍有仁慈之心。
苏东坡的建议比较像一个剧本，让皇帝和太皇太后一个扮黑脸、另一个扮白脸，合演一出吓吓蔡确的戏。也许也想警告那些还没心死的新党之人。学者张忠智写过《苏轼的报复美学》一文，很生动地形容苏轼在想出这个点子时，心中一定也很佩服自己能够想出这么好的办法，这在儒家叫作“以直报怨”，通俗的说法是“以牙还牙”，但终究还是不想伤仁害义。
但他低估了太皇太后对蔡确的厌恶之心。将蔡确贬得越远越好，是太皇太后自己的意思。太皇太后为什么要下重手？《宋史》上有载，高太皇太后曾在元祐六年（1091）跟大臣陈述了这样的意思：“让儿子继承父亲的位子，天经地义，有什么好说的？蔡确当时却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想要混乱朝纲。我不忍心明白说出他做了什么，只是托毁谤之名把他放逐罢了。”太皇太后所不忍明言的事，应该就是在拥立新皇帝的继位上，蔡确和太皇太后的高家侄子产生纠纷的那些事情。而蔡确在朝中的确很没人缘，朝臣在他外放后还在骂他，因为他当时从知制诰一路升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都是以兴狱来夺走别人的位子给自己坐。这个因，也是蔡确自己埋下的。
但最后太皇太后和蔡确的冲突并没有以双赢结束，保守派梁焘、刘安世等支持诗案成立，蔡确被贬为英州（广东英德）别驾、新州（广东新兴）安置。吕大防和刘挚还挺有良心，曾以蔡确之母年老，岭南路远，请改迁他处，但高太皇太后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铁了心，案子就这样定了。当时，将一个曾经位极人臣的士大夫流放到岭南瘴疠之地，可是开了先例，之前没有这么严苛的。
元祐八年（1093），蔡确病死于新州。
《宋史》将蔡确列入《奸臣传》，有人认为很不公平。他曾经害过人，也被害，他的确曾经想为国家做些事，但也有采取过一些非常手段来排除异己。这样，算奸臣吗？
人总是有缺点的，就看是瑕不掩瑜，还是瑜不掩瑕。我不想妄下论断，只想陈述历史上的客观证据。人固然都有自己的喜好，但若不分青红皂白选边站痛批先贤，和因为太喜欢一个人就为贤者讳，都不是客观态度。
当时，蔡确和章惇是新法的重要代表人物。苏东坡这样处理蔡确，章惇应该感到心寒。
后来处置苏东坡，让他一路被贬到岭南，又被外放到海南岛，也依循着处罚蔡确的残酷路径。
这种流放，在当时就属活着的死罪了。
苏东坡一定也怀疑，他的官位不算高，怎么老是他最惨呢？他的最高官位还不如苏辙。一直被当标靶，可能有几个原因：比如，有代表性的都比他早走，司马光任相不到一年即离世，谁想迫害他也无机会，只能祸延其“支持者”。
宋代不像武则天时可以“自在”地把人家祖坟挖出来捣烂或鞭尸，那太不文明了。看看后来报复的方法：宋徽宗和蔡京（很不幸的，他和蔡确同是福建人，而且是同宗）联手刻的《元祐党籍碑》，把那些“前朝保守派坏人”都刻在碑上，让大家永志不忘，子孙也永不录用：包括曾任高位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文彦博、刘挚、苏颂……苏东坡的官位只能排在第二档首位，但他却是活罪最难逃的一个。被特别对待，想来还是因为苏东坡最有名，整他最有代表性。关键点还在于，苏东坡扎扎实实得罪了一个不可忽略的人，也就是他曾经最好的朋友、后来变成了他最坏的敌人的章惇。
章惇（1035 —1105）成为宋哲宗时的宰相，辅佐皇帝重新往他父亲神宗的理想前进。
他本来和蔡确一起担任神宗时期的左相和右相，后来被弹劾出京。
那个时候蔡确已经被外放了。他留在朝中，应该也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日子可待，却还是为着新法存废理直气壮地争辩着，可以见得他的性格：没在怕。
章惇和苏东坡本来有着深厚友谊，两人是嘉祐二年（1057）同一榜的进士，年纪相仿。不过，章惇后来虽中进士，还是决定这次不算，重考！因为在这次礼部廷试中，章惇有个族侄章衡（1025 —1099）太优秀了，荣获状元；章惇落在晚辈之后，愤愤不平，质疑考官批卷子有问题，自愿放弃功名，宁可又考了一次。
这事你一定觉得莫名其妙，算算章衡的年纪，虽然辈分比章惇小，但年纪毕竟还比他大十来岁。你说，章惇是有气节还是自尊心过强？还是……基本上他觉得章衡才华比他差，竟然拿了状元，让他回家不好看？
这是胆识，还是好面子？是太看得起自己，还是太爱比较，还是……看不得人好？
总之，不是一般人性格。这样的人，自尊很强、爱恨分明，也一定记仇。
章惇和苏轼真正的交往起始于章惇被派任商洛令，苏轼第一次当凤翔府节度判官时。这两个地方都在陕西，相当接近。他们在任内一起被邀请参加长安举行的乡试试务工作，两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好朋友，趣味相投未必要个性相同。有两个传说，说明两人性格大不同。
一是，二人一同游山玩水，到了南山的仙游潭，有一个地方，双峰对峙，之间只有一座独木桥，下有渊深万仞。苏东坡一看惊呆，惧高怕死不敢前往；章惇则面不改色，跨过木桥，而且用藤蔓当绳索，一头绑在树上，一头缠住腰，然后拿着笔蘸墨汁在石壁上写着：章惇、苏轼到此一游。（这一点我实在有点怀疑，写石壁用墨汁，怎么磨墨？就算带着磨好的墨水，蘸笔书石恐怕也没那么方便吧。这故事应属宋人笔记编派，合理性可疑。）
章惇的胆子比苏轼大很多。苏轼看到章惇耀武扬威地又回到对岸来，用手拍拍章惇肩背感叹：“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这样说我？”苏轼解释说：“敢这样拼命的人，就一定敢杀人！”
章惇听了，哈哈一笑。
又有另一个传说。说两人在山寺里喝酒，有人说附近有老虎下山。两个人都喝得醉茫茫，壮壮胆就骑马去找老虎了。果然找到老虎，离老虎一段距离，马就不肯前进。苏轼酒醒了，说：“我们还是回去吧。”章惇不怕，拿了准备好的铜锣用石头猛敲，把老虎吓跑了。后来章惇得意洋洋地对苏轼说：“你这人胆子小，将来肯定不如我。”苏轼不是个会跟人争勇的人，应该也是哈哈一笑。（你认为这个冒险故事真的合理吗？）
章惇的商洛令任期期满，要离开陕西，也曾到凤翔拜访苏轼。苏轼尽地主之谊，招待他游山玩水，留下不少诗文。
两人的感情虽然不能说如胶似漆，但堪称知己，氛围也该称得上是和谐的。在密州的苏轼曾回《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其中有“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还提醒着章惇，我们退休之后要一起过诗酒人生、好好聊天啊。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被御史台一群乌鸦咬得遍体鳞伤，基本上是时任宰相的王珪所主导。之前，我们说过这个故事：当时重返朝堂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在神宗面前反驳王珪，为苏轼仗义执言。王珪列举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句子，说：“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却以为您不懂他，而求之地下的蛰龙，这不是目无君上，是什么呢？”神宗不是傻瓜，说：“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么解释？他咏桧木，关朕什么事？”王珪一时说不出话来。
退朝后章惇继续质问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家破人亡？”王珪推说是舒亶告诉他的。章惇还直接讥讽王珪：“舒亶的口水难道可以吃吗？”对于王珪此举，章惇很不服气，曾批评这名长官“想要害人，真是无所忌惮，什么都说得出来！”所以后来苏轼才无性命之忧。
苏轼被贬到黄州后，不久就收到章惇表达慰问之情的信。苏轼十分感激老友的慰问，在回给章惇的书信中赞美他：“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他也认为，章惇在大家落井下石时，还这么敢挺他，此种胆识，一定会出将入相。这段时间，很多官员因怕被牵连故都避之唯恐不及，章惇却还会寄药物及生活物资给苏轼。
得知苏轼在宜兴买地，计划将来隐居于此，章惇还写诗相赠：“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余。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子瞻你在宜兴建筑新房，我也准备修葺一下在苏州的旧屋子。将来咱们俩驾驶扁舟相约湖上，一起写诗喝酒，与樵人渔夫为伍，这种日子多逍遥啊。
什么时候从最好的朋友变成最坏的敌人呢？
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重新起用旧党人物，苏轼得以回到朝廷，这是苏轼仕途中最为风光的七八年，也是章惇最不得意的那些年。这个期间，友谊渐渐变质。
起初，苏轼还当和事佬调停章惇和司马光。太皇太后摄政初期，章惇由右相改为执掌枢密院，也就是最高军事长官。当时新、旧两派人士，还在为新法的存废激烈交锋。司马光口才不是章惇的对手，章惇的激烈言辞常常让司马光很尴尬，苏轼还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替司马光传话给章惇，劝章惇不要当众羞辱前辈，章惇也尽量听了，态度稍好一些。两人关系并未破裂。
话说司马光当宰相之后，废除新法的诏令一道又一道。变法派人士也纷纷外放了。章惇也被旧党围攻，攻击他的用语也都很刻薄，他被列为新党罪大恶极的“三奸”和“四凶”之一。
章惇可能认为，苏氏兄弟恩将仇报，是他落马又入泥的推手。
章惇最不能原谅的，应该是苏氏兄弟也加入了对他的攻击行列。元祐元年（1086），刚接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批评了章惇和司马光在太皇太后面前争论时态度无礼，又说他阻挠了免役法的废止及传统差役法的进行，希望罢免章惇的军事长官职务。
这个奏章是苏辙写的，也许你会问，关苏东坡什么事？章惇有恩于苏轼，和他感情这么好的弟弟，却来罢免他？即便苏辙上奏章前，苏轼不知道，但在苏辙上表之后，苏轼也没有为章惇讲话，在章惇看来，这不等于是帮凶吗？
其实苏辙这个奏章写得有些奥妙。这件事情，导因于司马光废止新政的免役法，改回传统的差役法，产生不少弊端，弹劾的竟然不是司马光，而是曾经气呼呼阻止司马光废免役法的章惇。章惇一定感到愤恨难平。事实上，苏东坡本也反对废止免役法，不是还气呼呼偷骂司马光比牛还顽固吗？可是，苏东坡此时装聋作哑。
苏辙的弹劾让章惇在几天后就被贬为汝州知州。在章惇已出知汝州后，苏东坡竟还补上一奏。在《缴进沈起词头状》之中，说新党等人，包括章惇在内，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导致朝廷巨大军事损失，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这些人随意激起边区战争，后来吃了败仗。不是针对章惇，但文中提到章惇“招降五溪边民”的事情，本是章惇的得意功绩。苏轼在密州时，曾写诗给章惇赞美他“功名谁使连三捷”，这回竟然出尔反尔给予负面评价。这算不算是落井下石呢？没过太久，章惇又被贬为提举杭州洞霄宫，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跌落为一个闲人。章惇曾因此作诗自嘲道：“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苏东坡提到章惇涉及的军事行动，或许是出自后来的反省，因为这些神宗时期的边区战事，在当时看来是威武凯旋，盖棺定论来看是错误策略，而且还害死了很多人。你也未必能够说他前后不一。很多事情，当时舆论和后来结论是不一样的。
然而在章惇心中，苏东坡应该已经从好朋友变成一个小人！
之后，章惇在哲宗时咸鱼翻身，当了七年宰相，成为苏东坡最可怕的敌人。
本文经 岳麓书社 授权，文摘自 吴淡如 著《成为苏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