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在社交媒体上引用胡适先生的名言，“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并注明胡适，第二天一早这条名言被修改后重新发布，仅删除了“胡适”二字。
一发一删，两方不满。恨胡适先生者必然痛斥大学焉能引用此等人物言语，敬胡适先生者必然讽刺大学竟然引用而不敢署名。人，真的只有非黑即白的一面吗？
胡适的确在抗战爆发初期有过悲观心理，那也是当时知识界普遍弥漫的心态，回看胡适致蒋汪信件原文，他担忧的是当时国际国联没有能力顾忌远东，“自家抵抗万不可能，华北万不可失”，因此主张保全华北，减低损失，保全元气而避免局势扩大，最后主张“华北谈判在一定大范围中应有全权应付危局”。我很难评价胡适当时观点正确与否，历史已经沿着各种偶然和必然的河道，流成今天的样子。在一种普遍悲观的氛围下渴望保全元气而力图长远，某种意义上也看出这是一场持久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在我看来只是报国方式的不同而已，放在合适的历史语境里来考察，而不是凭空飞一顶帽子上去。
上小学的儿子看电影总会问我：爸爸，这是个好人还是坏人？TA这样做对吗？我只能告诉他“我不知道”，我会跟他解释，绝大多数情况下，很难用好坏来评价一个人。《三体》里的程心温柔善良，但当执剑人的时候会引来三体文明进攻，思达林专横跋扈，却也挡住了纳粹东进。一个善良的念头可能导致普遍的灾难，某些自私的动机可能无心插柳成为福祉，因此我们也无法用动机来猜测和评价，最终只能论迹不论心。即便这个“迹”也会有多样的后果，没有人是上帝，能精准把握每一种后果。孩子折下路边的花朵，家长劈头盖脸一顿批评，可能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ta或许只是想送给妈妈；也可能会让ta铭记公物不能不告而取，养成良善的规则意识。问题是这两种情况并不互斥，可能同时发生，也就注定无法用好坏对错来定义。
人过中年后，我越来越不笃定，因为我知道自己面对复杂世界的无知。臧否人物、挥斥方遒固然潇洒，可在论断的时候，我只是个信息不完整的看客，论断中的每一次定义，都在把人物和事实压缩一点，渐渐地，鲜活的人物和事实就变成了一个后缀为.zip的文件名，没有人愿意解压缩。
尤其是速读时代，十分钟看完一部电影，500字看完一本书，最后只为了看一个文件名，便自以为得计，开始为历史和人物分类，“好人”一筐、“坏人”一筐，剩下非帝王将相的，扔到一个叫“其他”的文件夹里，再压缩一遍，除了少数好事的学究，无人问津。那些学究的长篇大论也同样无人问津，历史变得简洁明了，连.doc和.mp4都不需要，有个.exl就已经是万幸。
所以，读者在这篇文字里，看不到什么洗白或踏上一只脚，只有一种同为文人的悲观。胡适曾经面对的，是外在的强敌，尚可养精蓄锐以图反击。而我看到的，是一个个被格式化后，塞满.zip文件的脑袋。这大大提高了杀毒软件的效率，AI抓取和分析起来也变得格外简单，自然也省却了输出的烦恼，给个定义式的答案就好。
论争也变成了相互格式化的过程，必须洗掉以往的定义，用新的定义覆盖，一次次覆盖的过程，脑子里的褶皱几乎被抚平。
我总想，在互联网和AI时代，我们总看到数字0和1，这正是人工智能的视角。倘若我们只被困在数字层面，看到的就是单调的二进制数据流，而无数个0和1构成的，是一个无限可能的世界。当我们超越“扣帽子”的方式，达到这个位面时，学到的定义就如同胡适先生描述的教育，不是一件为了夸耀的锦绣衣服，而是明白观察的有光眼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