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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1938年公布实施总动员法，对各方面的反战力量实施了更为严厉的镇压。逮捕东大教授大内兵卫和有泽广己，禁止出版自由主义者河合荣治郎的著作并将其撤职，1939年对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以“大逆思想”罪名进行审讯，判处监禁。
而巨大的战争消耗和日渐浓厚的战败感，继续加剧日本国内危机，形成了上层集团的巨大分歧，内阁更迭频繁。1939年1月第一次近卫内阁下台，连续更替了平诏、阿部、米内等三届内阁，每届平均不过半年左右。日本为完成战争，不得不继续加强镇压，追求新的专制和集权，并进一步强化总体战体制。
1、如何竭泽而渔？
对斋藤隆夫“反军演说”的镇压事件，为日军达成上述目标提供了一个契机。
1940年2月2日在第75届议会会议上，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发表演说，对政府追加临时军费预算等措施提出全面批评，内容集中于4点：
1.继续以近卫声明作为处理中国问题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否合适；
2.现在成立的汪政权没有统治中国的实力；
3.日本能否同时进行援助新政府和讨伐重庆值得怀疑；
4.国民为事变付出了巨大牺牲，而软弱无能的政府仍要求国民振作精神继续付出牺牲。
斋藤演说并未直接攻击军部，但军部仍冠以“反军演说”，指责其对战争“第一线将士的士气产生恶劣影响”，“冒渎了圣战的本义”，撤销斋藤以及议会中持相同观点议员的议员资格。
新党运动又推展开来，议会中的法西斯右翼成立“贯彻圣战议员联盟”，主张“举国一致、向着完成国策前进”，解散一切政党，建立个大的新党。各政党终于先后解散。
8月23日成立了新体制准备会，10月12日成立“大政翼赞会”，进一步消除了政党的残存势力，强化了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
在“一亿一心”、“一亿总动员”的口号之下，为总体战体制的最后完成作政治上的准备。在城乡各地组织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组织，对全体国民加强控制，同时还作为配给日用生活品的配给组织。对各生产单位也强化了组织控制，原有工会被迫完全解散。
作为翼赞会外围组织而成立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领域成立了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1944年5月改称为农业报国会，此外还有商业报国会、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以及帝国在乡军人会，等等。这些组织将日本各阶层民众彻底地军事组织化，被捆绑在通向死亡和失败的战车之上。
战争所带来的直接冲击还在于经济领域。据统计自侵华战争全面升级之后，1937年军费为1936年的2倍多，以后平均每年递增70.36%；而1941年度直接军费达125.03亿日元，较1936年增长约10.5倍，占国民收入34.9%，占国家总预算75%。
巨大的军费开支必然削减生产投资，影响生产发展。仅1941年直接军费就接近于为完成4年生产扩充计划的总投资144亿元。该4年计划指标唯有机床一项完成，其余重要战略物资如钢材、纯碱、烧碱、船舶等甚至未能达到计划第一年度即1938年的生产指标。
庞大的军费开支消耗了日本的黄金储备，据统计1938年日军用于对美英贸易结算黄金为388.2吨，黄金储备降至25吨。1939年至1941年，日本为扩大战争而抢购战略物资，至1941年12月，日本向美国累计支付黄金609吨，黄金储备降到不足8吨。日本战史记载，日本的国家经济实力，特别是购买重要物资的购买力“于1938年度丧失回旋余地”。
2、国内民众的惨状？
日本驱使其国民充当炮灰，人员损耗甚重。日军总兵力自1937年107.7万人增长为1941年底的242万人。直接从事军工生产人员达200万，导致日本男性劳力锐减，连煤矿井下作业、码头搬运等重体力劳动，也要妇女劳力担任。军部还在1939年11月3日下达命令，破例批准驻本土军队中的农村出身的士兵放农忙假，回乡收割稻谷。出自对兵员及劳力的需求，1941年1月22日日本政府通过《人口政策纲要》，将法定婚龄提前3年，每对夫妻生育5胎，严禁避孕堕胎，对独身男女课以重税，给多子女以补贴。
战争使日本国民生活陷入悲惨境地，而日本当局继续从广大民众口中夺食，以支撑对外战争。根据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限制使用物资多达数十种，尤控制铁器生产，严禁制造铁壶和熨斗等物。耕田面积由于无力耕种，由1937年609万町步（1町步约等于15亩）降为1941年580.7万町步；大米产量由1937年6632万石降为1941年5508万石，1939年对居民生产物资实行配给制。
口粮配给标准依劳动强度而有区别，按1941年3月实行的规定，成人每天配给大米330克，可吸收营养成分计算为蛋白质23.8克、脂肪1.7克、碳水化合物254.3克、热量1158千卡。
官方为配给标准作了大量舆论宣传，1941年厚生省科学研究所公布“科研”数据，证明人体健康所需营养成分有蛋白质70克、脂肪20克、碳水化合物370克、热量2000卡便已足够。
但这一数据仍高于配给量，于是又由御用学者论证：
“日本人配有330克糙米、23克酱和少量蔬菜（可吸收的营养为蛋白质30克、脂肪10克、碳水化合物300克、热量1400卡)就足够了。”
实际供应中又打了折扣，标准定为白米，后改为糙米，再后以面粉、大豆、高粱、白薯及土豆杂粮混合配给。杂粮占60%，糙米占40%。其他生活必需品，1940年规定糖每人每月300克，火柴每人每天5根等，鱼肉虽规定配给但无力供应。
上述营养标准（热量1400卡）只能满足人体在不劳动、不工作状态下维持生理最低限度要求。可参考的比较数据是：战后日本的自卫队队员营养标准，热量为3300~3390卡，相当于战前约2.5倍。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经济与社会生活领域加强统治。1940年12月颁布《经济新体制确立纲要》，翌年8月又颁发《重要产业团体令》等多种法令，由日本军政当局分配生产任务，分配资金和原材料，还负责动员劳力，解散和合并企业，以及决定价格和利润等。一切生产均以战争为中心而运行，并为更大规模的战争而强化物资储备及对外采购。
据美国方面统计，到1941年底，日本的铝土矿储备为25万吨，石油储备超过了一年用量，1942年初武器储备相当于同年产量6倍，可装备95个师团，弹药储备为同年产量5倍，而日军战史记载，弹药达105个师团会战月份，车用汽油35.7万辆月份，航空兵弹药77飞行团月份，航空汽油165飞行团月份，军粮370师团月份。
日本牺牲国民生活，强化总体战体制，终于聚敛了又一大批战争物资。日军从1938年大规模对华作战消耗中喘过一口气来，作战力量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战争是综合国力、整体力量的竞赛，有限的储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日本的危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物资迅速消耗，来源特别是海外补充线路被掐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全面崩溃，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3、北进还是南进？
日军统帅部长期以来在北南进抉择上举措不定。所谓北进是以苏联、主要是远东地区为进攻方向，南进则是以被称为南洋的地区（包括西南太平洋海域及东南半岛诸地区）为进攻方向。但是无论北进还是南进，均是以朝鲜及中国东北、华北地区为战略基地。
按1936年制定的《国策基准》规定，日本实质上确立了南北并进的两面扩张战略，“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向发展”。同时要求充实陆军军备，“与苏联在远东能够使用的兵力相对抗”，发展海军“能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但1937年“七七”之后，受侵华战争牵制，日军力量严重不足，故对北进还是南进较长时间内议而不定。1938年7月，在东北边境张鼓峰地区同苏军冲突，日军第十九师团损伤惨重。1939年6月至8月，关东军又同苏军在中蒙交界诺门坎地区激战，关东军曾出动兵力6万之众，伤亡1/3，其中第二十三师团几被全歼。
但此时日军束缚于对华作战，无法派出更多兵力，日军参谋本部8月30日对关东军命令：“大本营的企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在满洲戒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
虽然损兵折将，也只能委曲求全。
1939年9月1日德国大规模进攻波兰，空前规模的欧战爆发。德国初战节节获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战争胃口，此时的日本欲乘英、法被牵制于欧洲之机，挥戈占其南洋殖民地，掠取日本急需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
“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成了日本朝野上下的时髦话语。同年12月28日由陆、海、外三相制定《对华政策之方针纲要》，强调不介入欧战，停止北进，准备南进。参谋次长泽田茂说：日本国力投入了中国事变，缺乏余力，因此没有考虑以自身力量解决南方问题，“说到底是借他人之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同期的中国军队却发动了反攻，使日军承认“中国冬季攻势意外的强韧，我军逐渐陷入相当的苦战”。1940年夏秋，中国八路军又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使日军深感中国战场难以取胜，决定实施“大持久战”，收缩战线，逐步做到“兵力渐减”。此时其主要注意力仍置于中国战场。
7月22日上台的第二次近卫内阁，于26日制定《基本国策要纲》，27日同大本营联席会议又制定《伴随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要纲》，强调：“首先将重点置于结束中国事变方面”，在此基础上“捕捉时机向南方发展”。而此时的日本在北面对苏作战问题上，却逡巡不前。
由此可见，此时的日本对南方兴趣已愈见浓厚，南进论开始抬头，甚至确定：“如果内外各种形势的发展特别有利，为解决南方问题，可以行使武力。”
根据上述方针，1940年9月23日日军武装侵入印支北部，打破了同法国的协议，以切断中国的南方补给线。该行动加剧了同英、美等国的矛盾。美国宣布对日禁运石油及废钢铁，英国重新开放缅甸公路，输送援蒋物资。日本完全切断中国南方补给线的企图落空。
自此，日军在南方的战线缠绕着中国的补给线而移动，同英美的矛盾酿成新的战争危机。
随着南进论的抬头，日本采取了新的外交行动。9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由日本支持德、意在欧洲的侵略战争，最大限度地牵制英国，而日本在南进时可以得到同样的支持。同时，日本又竭力调整对苏关系，尽管双方在北库页岛的煤和石油等利益方面存在矛盾，仍于1941年4月13日达成妥协，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条约规定两国互不侵略，如对方和第三国发生军事行动时，另一方保持中立。双方还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互不可侵犯”。
此外，苏联还继续供应煤、石油给日本，日本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双方在瓜分中国权益问题上达成暂时性一致，日本暂时放弃北进。日本还企图将苏联拉入日德意三国同盟而实现《四国协约》，同意将伊朗、印度等地域划归苏联势力范围。但苏联要价更高，要求在芬兰及巴尔干地区拥有更大势力范围，这同德国的要求相抵触。德国决心进攻苏联，四国协约谈判未有结果。
尽管如此，日本通过《日苏中立条约》消除了北部之忧，转而放手南进，并在中国战场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发动新的全面攻势。国民政府的中条山根据地，就在这次攻势中失手。《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是促成日本南进的一个重要外交因素。
4、南进战略的胜出
正当日本决定南进之际，德军又于1941年6月22日大举进攻苏联，这对日本的战略抉择又带来了新的冲击。军部中的北进派再度抬头，与政府外相松冈等对苏强硬派相呼应，要求依据三国同盟条约，对苏开战，并认为夏秋之间是对苏开战最好时机，其时苏在战争中必遭削弱，日军称此攻击为“熟柿攻击”。
但是，日本军政当局经过反复争论，认为在对华战争僵局之中，对苏作战还不成熟，参谋总长杉山元强调：“目前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可能。”
海军方面也主张夺取南方英国领属的新加坡等殖民地，以改善日本的战略地位，增强作战能力。7月2日御前会议最后决定《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
方针第二条规定：“依然向着处理中国事变的目标前进，同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
南进也是为促成中国问题的解决，这在“要领”中有所说明：
“为促使蒋介石政权屈服，进一步从南方区域施加压力。”
为照顾北进派意见，不放弃北方的机会，仍决定要在合适时机对北方行“熟柿攻击”，在“要领”中决定“如果德苏战争进展至对帝国有利的时候，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以确保北方之安定”。动议一时的北进论又被搁置下来。
作为南进论胜利的一个结果，7月18日改组了内阁，松冈被解职，丰田贞次郎继任外相，使政府能够协调南进战略。7月23日日军正式侵入印支南部，30日占领西贡。英美等随之决定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形势顿时紧张起来。8月4日日本联席会议制定《对苏外交谈判要纲》，准备向苏联表明日本将继续遵守《日苏中立条约》，放弃北进。8月9日御前会议制定《帝国国策实施要领》等纲领，再度明确不惜对英美开战，日军南进之势不可逆转。
10月16日东条英机组阁，并先后兼任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内务大臣、军需大臣、文部大臣、外务大臣等职，成为日本近现代以来揽权最多的首相，被称为“东条独裁”。东条独裁政权实质是日本空前强化的总体战独裁体制，是战时体制、南进体制，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极端形态。
在制定上述7月2日“要纲”之后，7月5日下达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命令，向中国东北和朝鲜等地调派军队70余万人、马匹14万匹、飞机600架，摆出对苏大规模作战架势。在北方虚晃一阵枪，即调头南下，进占西贡等要地，实施南进。关特演实质为惯用的虚虚实实、声东击西的战术，是日军南进之烟幕。
日军决定南进之目的，按参谋总长杉山在制定上述要纲时的说明：目前日本不向重庆政权直接施加压力“而相反向南方发展，以分断从背后支援重庆政权，使其抗战意志愈加增长的英美势力同重庆政权之联系，这是促进事变解决的极为必要的措施”。
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也认为“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作为综合欧亚国际大变化之一环，才有解决的希望”。
由此可见，所谓的南进，实质是侵华战争的继续，其主要目标之一仍在于解决中国事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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