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史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拓展中国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等。
本文摘自学人公众号对杨念群老师的专访，标题为编者所拟。
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有一套“道”是可以跟西方衔接的，比如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类似西方的科技思想，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组织中包含着一些“早期现代”的因素。
现在最时髦的说法就是，你西方有，我们中国也有不是吗？但中国古代出现的一些貌似西方的现象，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深层结构还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起作用。比如说从表面上看，十九世纪一些中国城市就开始出现了类似西方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性质的自治组织。现在很多近代史研究者都在尝试发现其中的某些类似西方的近代痕迹。但我认为，大多数地方组织都是传统固有形态的一种复制和变形。它只是变换出另外一种表现方式，不是我们自身有能力萌发出一个具有真正自治性质的组织。所以不是道出于二，我认为仍是道出于一。中国目前的政治思维和社会运行逻辑与古代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区别。
实际情况是，西方输入的思想不断在刺激原有的“道”，使得它不断更新换代，但这种改造只不过是对原有“道”的修正，却不可能全盘接受新的“道”。西方的“道”由外而入，还是要经过中国传统“道”的筛选，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道”也随之有所变形。列文森曾说，梁启超在情感上认同中国传统，在价值上却接受西方影响，两者处于分裂的状态，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虽然梁启超的思想非常开放，但他从根本上是认同中国传统的，他的许多观点其实是用中国思想改造了西方，而不是相反。
梁启超到晚年讨论中国文化史的几个问题的时候，基本放弃了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他认为进化论强调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目的论的味道太浓，这与中国传统观念是难以调和的，中国思想讲究“业力”的因缘连接作用，不是一种直线式的演化观。梁启超虽然宣传了很多西方思想，但他晚年的历史观还是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和延续，或者说，他并没有走出中国思想对他的限制。
我认为中国步入近代以来，所有的人都没有走出传统的制约，包括我自己也没有走出来。其实我们血液里传承的文化基因，深层的行为方式都是中国式的。生活在西方的人也有这种经验，我们中国人自己总是扎堆抱团，根本没法融入当地社会，西方的很多价值观你不可能去真正认同，比如中国人对家庭的理解、对政治的理解、对国家的理解、对一些传统组织的理解，我认为没什么变化。对于这点我是比较悲观的，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清晰的边界感，主要是靠一种模糊的人际关系来运作社会和法律秩序，只要一个人有背景，他就可以通过个人编织的关系网络，改变法律的正义程序。当代某些地方甚至会出现法官把律师赶出法庭的例子，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国不需要严密的契约制度，社会运行所依靠的最重要组织体系就是亲属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外扩形成的一种广义的亲情关系网络。契约的有效性往往服从于人际关系的制约和安排，法律程序常常是亲情关系的放大和变形。契约的签订大多只是一个表象，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也是这种关系运作的变相体现。商人企业也往往采取家族式的经营模式。玻璃大王曹德旺在美国运营的工厂完全是个家族式体制，所以美国人信赖的工会组织在这个体制内是根本无效的。所以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思想背后蕴藏的始终就是一个家族式行为逻辑以及这种逻辑的延伸形式，而不存在第二个逻辑。从这点观察，道怎么可能出于二呢？。
现在知识界普遍都在倡导学术自主性，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一些正面的能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但我仍然主张对中国传统思想应该继续保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中国传统思想表面上受到冲击，似乎已经“西化”掉了，但其以泛道德关系为主导的内核价值体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思想文化不能说全部都是负面的，但是中国人的思维又时刻受到传统的羁绊和限制，许多东西并不一定符合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需要不断地更新改造，所以中国思想要保持活力，就必须采取开放、多元的态度，尽量使自己融入世界发展大势，与其它文明多交流多对话，封闭没有任何好处，封闭往往导致一种盲目的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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