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治疗实施的是大脑修复术，心理治疗是观照灵魂的镜子，精神病学中存在着既对立又相辅相成的两大路径——精神动力学模式和生物医学模式。可是，当情绪治疗药物得到显著发展，管理式医疗的介入迫使更多医护人员选择药物治疗而非谈话疗法时，拥有一颗可修复的大脑真的能弥补丧失灵魂所付出的代价吗？
在《心分两路：人类学家的精神科笔记》中，人类学家T.M.鲁赫曼通过对美国医疗保健转型时期精神科的考察，揭示在两种模式的影响下，医生如何接受培训、诊疗患者，患者如何看待自身的疾病，医疗政策和保险行业如何处理难以量化的精神痛苦，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如何解释这些疯狂、苦难，以及个体应肩负的道德责任。这既是对精神病学历史的见证，也是对精神病学世界的审视，包含着对人类心灵的深邃思索。
《心分两路：人类学家的精神科笔记》，[美]T.M 鲁赫曼 著，张继文 译，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从梦的解析到百忧解：我们如何观看疯狂？
精神动力学导向的精神科医生倾向于假设其他人认为精神科患者是奇怪且与众不同的。他们可能会告诉我、告诉人们，我们大家是多么相似。我曾经访问过一家以精神分析为导向的医院，在访问结束时，一位资深临床医生告诉我，当他还是住院医师时，他轮转到了一个科室，发现科室中的一位男性患者是他在大学里认识的人。有一天，这个人伸出手抓起他的雪茄扔到了地上，然后用脚后跟把它碾在了地板上。“这让我明白，”这位精神动力学主任说，“精神疾病只不过是强效放大了我们所有人生活中的情绪波动。”
相比之下，在生物医学科室，医护人员更有可能假设其他人认为患者与我们所有人一样，问题在于公众没有正确地理解患者是多么不同。他们的病远比大多数人想象得要严重，这种疾病是他们生命中非常非常可怕的意外。有一次，科室的一位护士问我，对于我收集到的所有数据，我要拿它们干什么。我回答道我将写一本书，并问她，如果她是我，她要写些什么？她说：“公众不了解这些疾病，甚至我丈夫都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没有人认识到它们的严重性，你应该写写这些。”
当疾病达到最为严重的阶段，而后开始消散的时候；当抑郁症好转，患者从自杀的迷雾中走出来的时候；当躁狂状态缓解，患者不再感觉自己有翅膀可以飞的时候，将患者与他的精神疾病分开来理解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当精神疾病被治好的时候，将患者视为只是曾经患有某种疾病的人颇有意义，因为这样可以消除病耻感的威胁。痛苦并不是那个人的错，也不是他父母的错，没有人应该受到指责。除了身体原因（也许还有一点压力）之外，什么其他因素都没有。这种观点能够带来非常深刻的好处，因为在精神分析占据主导地位的年代，人们会用通俗化的精神分析模型羞辱并冒犯患者的父母。
但是，当精神疾病持续存在的时候，医学层面的解决方案就不那么好用了。如果人们的人格独立于精神疾病，但是疾病又永不消失，存在于他们思考、感受和行为的方式之中，那么他们就无法将自己视为一个完整的人，其他人也无法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的大脑生病了，他们的意图是病态的，如果不能药到病除（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们会觉得自己或其他人都对此无能为力。在他们那里，人之为人的本质——思考、选择、感受——都是病态的，他们无法控制。
有一次，当我在一家城市医院参与查房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妇女在手术七个小时后被送进了精神科病房，手术中医生对她故意切得露出骨头的手腕进行了缝合。她的伤口很可怖，花费的金钱和医生治疗的时间也同样可怖。有一小群医生挤在门口看她，认为这位患者用她无法控制的疾病证明了手术的合理性，这种视角对医生们来说明显颇有帮助，若非如此，我们能以怎样的身份来阻止她如此坚定的自杀行为？然而，仅仅把她的绝望看成是身体上的疾病，并不足以帮助她。她抑郁，但她同时也无家可归，她还酗酒，在一个又一个的寄养家庭中长大。她有充分的理由生气，却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处境有可能改变。要给予她一种可能性，这需要教会她责任和选择：选择不酗酒，选择有家可回。她还需要能够做出这些选择的资源，确信自己真的有选择可做。她需要知道，如果她戒了酒，她会有地方可去，有事情可做。对于一个有着这样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试错，需要做出妥协和灵活变通。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实际的决策来告诉像她一样的人，我们欠他们多少关怀。正如一位精神科行政人员向我指出的那样，把50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放在一个床位充足的房间里，给他们安排几个护士和大量的氯丙嗪，你就可以处理好他们。然而，我们也需要在伦理层面做出决策，仅仅是把这些人理解为有着残破大脑的不完整的人，还是把他们理解为承受痛苦的人——他们的痛苦影响着我们，透过他们的挣扎，我们能看到自己的挣扎，他们处于特定的文化中，他们的复杂和深刻要求我们把他们的痛苦看作是他们在努力成为一个体面的、负责任的人。
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拥有一颗可修复的、完美的大脑，但是，灵魂的丧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