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固，你这套迂回战术把越军整懵了！”1979年3月12日凌晨，某师参谋长抓着沾满红蓝标记的作战图冲进指挥部。固辉正盯着沙盘上的谅山地形，闻言抬头道：“打仗就像下棋，总得给对手留个死穴。”指挥部昏黄的灯光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阴影，地图上蜿蜒的箭头正指向越军防线的致命缺口。
这场对话发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最关键阶段。当时越军依托谅山复杂地形构筑三道防线，号称“东方凡尔登”。固辉指挥的部队被阻滞在第二道防线已达四昼夜，伤亡数字每小时都在更新。战地记者后来回忆，他曾在深夜目睹这位时年46岁的指挥官蹲在堑壕里，用匕首在泥土上勾画进攻路线，身旁躺着两名刚牺牲的通信兵。
有意思的是，固辉选择的突破口恰好是越军自认最安全的侧翼。他抽调两个加强营实施“穿山甲战术”，这支奇兵在72小时内翻越11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岭，其间有战士为保持静默用牙齿咬着子弹带行军。当这支满身泥泞的队伍突然出现在谅山南侧时，越军的重炮阵地甚至来不及调整射击诸元。战后缴获的越军作战日志记载：“中国军队仿佛从地底钻出，完全打破常规作战模式。”
不得不提的是，这场战役的战术创新后来被写入解放军教材。固辉创造的“多点渗透、同步破袭”战法，在1986年军区演习中又被改良为“模块化突击群”概念。某次战术研讨会上，有参谋质疑这种分兵战术风险过高，他指着沙盘反问：“五根手指分开是巴掌，攥起来是拳头，谁说分散就是弱势？”
1990年接掌南京军区时，固辉面对的是全新挑战。彼时全球军事变革风起云涌，他在视察某机械化师时突然叫停演习，指着正在集结的坦克群说：“二十年前我们靠铁脚板穿插，现在得学会用信息化大脑指挥钢铁洪流。”这句话直接催生了军区首个数字化指挥系统的建设，三年后这套系统在东海联合演习中成功引导导弹命中移动靶船，精度误差小于1.5米。
在装备更新方面，固辉展现出惊人的前瞻性。他力排众议引进的某型防空雷达，在1993年成功捕捉到某国侦察机的电子信号特征，为后续反制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更令人称道的是他推行的“装备人才双轮驱动”计划，仅1991年就选派127名技术军官赴军工企业跟产学习，这些人后来成为我军装备自主化的重要推手。
某次军区党委会上发生过激烈争论。当有人提出“安全第一”的保守训练方案时，固辉拍着桌上的《海湾战争战例分析》说：“看见没有？沙漠风暴38天打完，我们还在用解放战争的经验练兵！”他亲自设计的“三栖突击”对抗演习，要求特战分队在48小时内完成海上渗透、山地突袭和城镇攻坚，这种强度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1994年6月8日的授衔仪式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当军委领导要为固辉佩戴上将军衔时，他忽然退后半步敬礼：“请先给牺牲的同志们授勋。”这句话让在场将领无不动容。仪式结束后，他在休息室对老部下感慨：“当年穿插谅山，有个小战士被弹片削掉半只耳朵，包扎完继续冲锋。比起这些孩子，我们得到的太多。”
遗憾的是，固辉晚年很少谈及自己的战功。2005年某军事频道制作专题片时，编导再三恳请他回忆谅山战役细节，他却指着窗外梧桐树说：“看看这些树，它们记得每片落叶掉在什么地方，但树自己从不会数落叶。”这种淡然处之的态度，恰似他书房悬挂的那幅自书条幅——“功成不必在我”。
从滇南丛林到金陵帅帐，固辉用三十五年军旅生涯诠释了何为“为将之道”。他办公室的作战地图永远比标准比例尺大两倍，参谋们都知道这是为看清等高线的细微起伏；他要求司令部每天报送的气象数据必须精确到团级作战区域；甚至住院期间还在病床推导某型导弹的拦截概率公式。这些细节拼凑出的不只是位铁血战将，更是个把军事科学刻进骨子里的职业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