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中，上不了岸的秀才都去哪儿就业了？

古代科举中

上不了岸的秀才都去哪儿就业了

作者丨潘剑冰

在古代科举中，秀才这个身份一直以来都比较微妙，秀才虽然取得了初步的功名，但又不够做官的资格，按照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还没上岸，那么这些还没上岸的秀才，都去哪里就业了呢？秀才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

《儒林外史》中范进虽然中了秀才，他那个杀猪的老丈人还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还会羞辱他。范进的屠户丈人看不起他主要是因为他穷，但其实大部分秀才并不会很穷，至少上榜以后生活水平将大大改善。

以前读书人少，大家崇拜知识分子，普通人家的婚丧之事都要请秀才主持，红包大概或多或少通常都有。退一步来讲，即使没有红包拿，吃一顿好的打打牙祭那是板上钉钉的。以前普通人甚至是小地主往往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顿好的，开个荤，换句话说，对普通人来说开一次荤等于过一次节。

秀才们靠着当红白喜事的座上宾，一年过的节比普通人多多了，小孩子最羡慕这个，看到学问可以转化为油水，于是也立志努力读书了。

↑《武林外传》剧照

最重要的是，中了秀才就有可能通过社会地位的提高进而谋求经济地位的提高。在清朝，中了秀才虽然不能一步登天，但身价上至少也比平民上了很大的一个台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特权。没有功名的老百姓见了地方官要叩头下跪，称呼县官为大老爷（清朝外官只有知府以上的才能称为大人），秀才则可以长揖不拜，口称公祖，自称生员，与知县谈话有座位坐。而且秀才连自己家的房屋也可以立马加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高出三寸，因为秀才头上可戴三寸的顶子。

第二，法律特权。前面已经说了，在清朝即使童生的屁股也已经开始变得宝贵了，犯了罪轻易不能打。而一旦有了功名成了秀才，屁股就更动不得了，县官连打的权利都没有，最多只可打手心，而且要教师（学官）才能打，不能由衙门里的役吏打，因为秀才比衙役地位高，“下等人”是不能随便打“上等人”的。除非犯了重大罪过，由知县禀明学政革去功名，方可受普通刑罚。

第三，经济特权。秀才可以不应徭役之征，因为徭役主要是体力劳动，现在中了秀才，就得从劳力者变成劳心者了。不要小看这些徭役，因其名目百出，往往比田租更加沉重。在北方一些地区中了秀才甚至可以免除几亩地的官租。

由于秀才能享受这么多的特权，老童生们才拼了命也要考一个秀才。哲学家冯友兰的父亲是进士出身，曾当过县令。在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中，曾提到父亲的一句话：“不希望子孙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孙代代出一个秀才，能耕读传家，虽然没有官宦之家显赫，却比普通百姓之家风光。”

这还不是全部，中了秀才虽然还当不了官员，但却很容易成为一名绅士。

中国的封建王朝虽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则天高皇帝远，皇帝的势力只到县一级，县官作为皇帝的代表存在于地方，而大多数的老百姓一辈子并不需要见他，官员更替乃至改朝换代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也远非那些上层人士感受得那么明显，“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形不仅存在于桃花源中，现实中也并不罕见。

在古代无为而治的社会中，朝廷下边的老百姓主要靠那些地方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民众内部的矛盾由这些有德望的人出面往往就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调解。

特别严重的案子或许要族长开祠堂在祖宗面前进行审判，但大家对于惊动祖宗的神灵很不安，这种事情一般很少发生，更不要说上诉于官了。以前一个县官要包揽公检法等诸多事务，如果像现在一点小事都要法庭上见，得累得吐血身亡。

在此情形下，“读书人与绅士在地方上的权威很大。他们排难解纷，也参加制定村里的规矩，他们还与邻村的士绅成立组织，共同解决纠纷，照顾邻近村庄的共同福利。”（蒋梦麟《西潮》）

而在这种士绅自治的体制中，秀才们自然成了绅士们的主力，因为能考上举人的都排队做官去了。当然绅士的群体除了当不上官的还有辞官归来的，或者退休的，或者下岗的，这两种人不是人老了就是心老了，总比不上那些年富力强的秀才们热心公共事务。

这些秀才绅士们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自然也享受了种种好处，积累了人脉，致富的门路也多了起来，不少人开始从无产阶级发展为地主阶级。

事实上，以前的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大都是比较和谐的，绝不是文艺作品中表现得那么势不两立。倒是科举废除以后，知书达理的地主减少了，涌现出了大量没有文化的土豪劣绅，激化了社会矛盾，并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与变革。

除此之外，在古代，秀才也是私塾教师的主体。

以前的教师没有令人头疼的职称，但却分等级，不过这个等级的争议很小。最低等级的童生自然付的聘金或者收的学费也最少；然后就是秀才，这也是私塾教师的主体，但又按照秀才的级别区分等第，如果你选择一个廪生当教师，作为高级秀才，他的收费肯定也是比较贵的。至于举人，其地位和资源已经截然不同了，自然不会轻易掉链子当孩子王，即使当教师一般也是在官宦人家，进士就更不用说了。

穷人家的子弟要通过考秀才过上好日子，富人家的子弟也要考秀才，除了光宗耀祖之外，也有实际的目的。对此，早期中共托派领袖之一的郑超麟说：“（富人）的财产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就保存不住，许多方面的人都要向他伸手，敲诈勒索，他无法保存他的财产。但若他有个儿子，读了书，进了学，即考取了秀才，形势就不同了。他的家一下子跻身于斯文的家庭，同案的秀才，以及一般的秀才，都会来保护他。所以富人必须培养子弟读书，不是为了子弟能知书识礼，主要的是为了保护财产。”（《郑超麟回忆录》）

由于秀才这两个字蕴藏着丰富的可开发资源，许多尚未婚娶的新进秀才成了媒人眼中的香饽饽，而那些官宦人家、富有家庭也喜欢为家里的小姐物色一个秀才做新郎，哪怕对方是穷光蛋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