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误解了苏东坡

夜里给孩子辅导语文，他说有一句古诗词不太能理解。我一看，出自课本上苏轼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九年级语文课本下册）：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孩子不理解的，就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句，课本后面的思考探究题还要求回答，“遣冯唐”的典故表达了什么意思。

课本上对这句是有解释的：

朝廷什么时候派遣冯唐到云中来赦免魏尚呢？云中，古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汉文帝时，云中郡守魏尚抵御匈奴有功，却因为上报战功时多报了六颗首级而获罪削职。冯唐为之向文帝辩白此事，文帝即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复为云中郡守。这里作者以魏尚自许。

看到末尾，我也狐疑了：为什么说苏轼以魏尚自许？ 难道仅仅因为他同样是“太守”身份？ 从上下文来看，这分明意思是借“冯唐易老”的典故，以冯唐的口吻感叹“我一年年老了，却还大志未伸，何时再像当年派我出使云中郡那样起用我啊”。

我自信教科书必是误解了苏东坡，不料上网一查，赫然发现这似乎才是如今的流行解释：

古诗词网：“下片他叙述猎后的开怀畅饮，并以古代英雄魏尚自比，期望能担负起保卫国家、守卫边疆的重任。结尾直抒胸臆，展示出词人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杀敌报国的豪情。” 中国词网（主办单位：中华诗词学会企业家工委会）：“想到国事，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于是苏轼借出猎的豪兴，将深隐心中的夙愿和盘托出，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

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当年曾是同类工具书中最风行的，自1988年4月第1版发行，我家里的是1993年8月第6次印刷，五年时间竟印了46.3万部之多。这部书我从小不知翻阅过多少遍，但以前没留意过这句词的具体解释，现在一查，发现居然也是：

此时西北边事紧张，熙宁三年，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四年占抚宁诸城。东坡因这次打猎，小试身手，进而便想带兵征讨西夏了。“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就是表达这层意思。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因报功不实，获罪削职。后来文帝听了冯唐的话，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仍叫他当云中太守。这事东坡借以表示希望朝廷委以边任，到边疆抗敌。（《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689页，高原撰）

黄拔荆《中国词史》提到这首词，解释是：“下片写请战，以汉文帝时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加以重用，以便能出守边镇，射杀‘天狼’，为国家民族建树功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

到这一步，真是出乎我意料，难道是我自己理解错了？

我并不甘心，还想追溯老一辈词学家的点评。龙榆生是近代词学集大成者，但很遗憾，《东坡乐府笺》 龙榆生校笺对那一句“云中持节，何日遣冯唐”，仅引用 《汉书·冯唐传》典故，想来对浸习于雅文化中的文人们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难道还需要多此一举解释吗？

红学家吴世昌撰有《词林新话》，在谈到这首《江城子》时，带着疑惑的语气说：

此首上片尚平稳，下片“持节”二句意为辞累，自比魏尚，文不对题，轼之移密，非似魏之因罪见拘，何须冯唐持节来赦？上片有无“千骑卷平冈”，亦可致疑。年未四十，已自称老夫，此殆或人所谓“豪放”欤？或谓“老夫”乃谦词，非，乃自负之语。（《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吴氏毕竟是古典文学功力深厚的名家，虽然不知何故认定苏轼此处“自比魏尚”，但他又质疑这么写很奇怪，解读不通，因为苏轼当时并非戴罪之身，也就谈不上期待被赦免。

在他看来，苏轼自称“老夫”是出于豪迈自负，确实，苏轼此时一点都不老（此词作于宋熙宁八年，即1075年，他才38周岁），但他这样理解，也就排除了“冯唐易老”的解释。

翻查下来发现，还是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对这一句的解释最为详密到位。他首先明确，苏东坡确实是自比冯唐，而这与他感叹衰老是密切关联的：

汉文帝遣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事见《汉书·冯唐传》。这里盖以冯唐自比，兼采左思《咏史》“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及王勃《滕王阁序》所谓“冯唐易老”等意，承“鬓微霜，又何妨”来，亦即上文所谓“老夫”。其实作者年方四十。冯唐在武帝时，年九十不能为官，亦见本传，他在文帝朝，持节赦免魏尚时，也并不太老，用在这里似乎不太合式。但词人遣词每不拘。古代文人又有叹老嗟卑的习气，年未半百即已称老。如上录《蝶恋花》词亦云“人老矣”[按，苏东坡写密州上元，“寂寞山城人老矣”]，而作者年方三十九；又如元丰七年有《除夜病中赠段屯田》：“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

他继而更进一步，辨析了为何以冯唐自比是更为允当的：

近来注家，或释本句为作者以魏尚自比。按史所载，魏尚时因有罪，下吏削爵；东坡于元丰七年自杭州通判调密州太守，是升官，非贬职，更非有罪下狱，与魏尚事不合。其另一面，史载冯唐其时不但持节为使者，且做车骑都尉，带了许多兵，也和本词下文“挽雕弓”“射天狼”等等意思得相呼应。审文意，仍以自比冯唐为较惬当。以有异说，故附记所见。（《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苏轼词编年校注》既以苏轼词为研究主旨，对历代注释、评论可谓搜罗殆尽，在解释这一句时 引《史记》卷一〇二冯唐列传，然后 显然采纳了俞平伯的观点， 几乎就是原样复制了他的一句：

此以冯唐自比，兼采左思《咏史》“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及唐王勃《滕王阁序》所谓“冯唐易老”等意。（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148-149页）

我也信从俞平伯的观点，倒不是因为这位古典文学大家比其他注家都更为权威，而是因为他确实从苏轼的生平、语境出发，给出了更妥帖的解释。但随之而来的就有一个问题：既然俞氏早有定论，为什么后来流行的注解、乃至现在的教科书，却视而不见，并不予以采纳？

单单盯着这首词咬文嚼字，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因为之所以有这样理解的分歧，与更大的社会思潮变动有关。

苏轼画像

苏东坡这首词，虽然现在都进了初中语文课本，但在传统时代并不被看作是其代表作，更谈不上是最好的作品。

最早的唐宋词选集《草堂诗余》，选录唐五代宋词367首，收苏轼词15首，不含这首词；清朱彝尊《词综》收词2253首，其中苏轼词也是15首，这首落选；清末民初的词学大师朱孝臧（ 上彊村民）编选《宋词三百首》（1924年），苏轼词作入选10首，这首仍不在其中。龙榆生《东坡乐府综述》（作于1935年）举出苏轼词11首，其中有两首《江城子》，却独独没有这一首。

不仅如此，历代词学家也不像现在这样将苏轼简单看作是“豪放派”，甚至强调他写的最好的词其实是婉约风格的。

1933年，词学大师吴梅著《词学通论》，谈到苏轼词，最推崇的倒是那首《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认为“豪放”只是前人讥诮他作词不够本色，但其实他也擅长婉约：“余谓公词豪放缜密，两擅其长。世人第就豪放处论，遂有铁板铜琵之诮。不知公婉约处，何让温韦。”

更进一步，吴梅还强调苏轼的风格与其人格密不可分：

要之，公天性豁达，襟抱开朗，境遇迍邅，而处之坦然。即去国离乡，初无羁客迁人之感。惟胸怀坦荡，词亦超凡入圣。后之学者，无公之胸襟，强为摹仿，多见其不自量耳。（《词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近代对“豪放派”的推崇，受“救亡图存”的国家主义意识影响甚深，这随之兴起了一种文学观，认为文学更重要的不是文采（文学艺术价值），而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要能激发社会“正能量”，尤其是爱国情怀。在这种视角下，“豪放”其实也不再是原先那种人格气度意义上的“豪放”，而是与个人生活情调相对而言的“大格局”。

苏轼原先并不专意为词，在两宋词人中算不得是最受推崇的，但受此文学政治化的意识推波助澜，遂得以一再拔高。

上彊村民编选《宋词三百首》中，苏轼词10首，辛弃疾12首，虽然也已不少，但这豪放派两大家加起来都还不如吴文英（25首），周邦彦（22首）、姜夔（17首）、晏几道（15首）、柳永（13首）这几家也比更多。

然而到胡云翼（宋词选》（1962）入选290多首，辛弃疾作品数量位居第一（40首），苏轼次之（23首），周邦彦、姜夔各10首，柳永（7首）、晏几道（4首）、吴文英（4首）均被降格到微不足道，号称是 “根据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原则来评选宋词”，对“思想内涵”的注重压倒了注重音律词藻的选词传统。

此种时代风潮，无人可免。俞平伯1962年著《唐宋词选释》，苏轼词入选最多，19首，辛弃疾17首，婉约派的宋代词人入选均不多：周邦彦、姜夔各9首，吴文英（7首）、晏几道（4首）、柳永（3首）都很少，倒是李清照还有13首，因为她的女性、爱国双重身份标签很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

可想而知，当这样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理解之中，像这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开始被推崇为好作品了，因为它似乎抒发了一种为国效命的豪放情怀，进而还难免曲解作者的本意。

本来，苏轼的感叹是士人传统中惯常有的，自比冯唐，无非是说“岁月催人老，我期望再有机会建功立业”，但这种求取功名的想法似乎如今看来已经不够高尚，而如果理解为自比魏尚，就显得像是渴望再度为国抗敌了，至于这与苏轼本人处境的种种不合，也很少人会去细辨了。

然而，不妨静下来想一想，这是那个襟抱坦荡、光风霁月的苏东坡吗？这倒更像是一个想肝脑涂地为朝廷效力的工具人。要是这样讲，我们恐怕不仅误解了苏东坡，还会误导了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