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晚间，湖南师范大学发了一篇微博，引用了胡适先生的一段名言：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胡适
一段再正确不过的教育名言，却未料引发轩然大波，引来各方舆论“围攻”，各种上纲上线的“扣帽子”层出不穷：有讲胡适是“反动派战犯”，有讲胡适是“汉奸”，有的更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责任制”，质问“该校有没有党委”。
迫于这些舆论的压力，湖师大随后将该条名言的作者“胡适”进行了“除名”。这场莫名其妙掀起的舆论风暴，表面上是打着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的旗号，实则暴露了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对公共理性的践踏，堪称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
让我们首先来对标对表权威部门对“低级红”“高级黑”的相关定义：
“低级红”指用低层次的、夸张的甚至极端的形式表达“政治正确”，把党的信念和政治主张简单化、庸俗化，通过夸大事实、无原则的吹捧来引发人们的反感情绪。
“高级黑”是一种居心叵测的刻意的“黑”，甚至有时披着学术的外衣，伪装性、欺骗性、迷惑性更强，或明褒实贬、或指桑骂槐、或指东打西，以精心策划但又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攻击抹黑。在政治表现上，就是极端化地解读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方针政策等，用一种看似合理的言行攻击党、国家和军队，进而达到“黑”的目的。
我们看到，当攻击者将胡适简化为“反动文人”“汉奸战犯”时，他们选择性遗忘的是：胡适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他27岁便执掌北大教席，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推动了白话文革命，其《文学改良刍议》被誉为“新文学开山纲领”。
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时，促成美国对华援助，连蒋介石都承认“没有胡适就没有抗战转机”。而对于所谓“战犯”指控，在1948年我党公布的战犯名单中，根本查无此人。这种对历史人物功过的全盘否定，直接违背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的“历史不能割断”原则。
当攻击者以“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为名，全盘否定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之时，实质上是在解构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根基与历史脉络，也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破坏。
胡适一生中，有相当多的共产党朋友，早期有李大钊、陈独秀，后来更有蔡和森、毛泽东。李大钊被捕时，胡适曾全力奔走营救；陈独秀被捕后，他又前往营救；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胡适理所当然的再次挺身而出，施以援手，不曾想吴稚晖从中作梗，陈延年遇害。君子“论迹不论心”，以上行为足可见胡适的君子之风。
根据陈毅元帅的传达，1947年12月毛主席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在说明纠正三个过左倾向时，说道：“你到北京，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开展过针对胡适思想的集中批判。然而，毛主席曾经在批判运动后这样说过；“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实事求是。”还说：“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按照毛主席的意见，21世纪的今天，至少我们应当以正常的眼光，来审视和评价胡适的历史功过了吧。
实际上，我们今天对于胡适的评价，整体上也是客观公正的。位于安徽绩溪的胡适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大红楼里设有胡适专题复原展；上海青浦福寿园有胡适的雕像；《胡适全集》早已在大陆出版。如果胡适真的是所谓“汉奸反动派”，那么以上建筑和出版物，都应当统统销毁才对。这场风波的本质，是极端思维对意识形态工作本质的曲解与异化。正如胡锡进指出的，真正的意识形态安全绝对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建立在“对复杂历史的辩证认知”之上的。当攻击者用极端对立，“上纲上线”的态度来定义胡适，他们所制造的，恰是意识形态工作最需防范的“低级红”“高级黑”陷阱。
湖南师范大学作为一所培养老师的大学，引用胡适这样一位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思想家的名言，是一件何等天经地义的事情。该起事件引发上纲上线式的围攻，折射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中“低级红”“高级黑”问题的严重性。
湖师大随后被迫删除“胡适”署名而保留原文的妥协，也暴露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某些困境。真正的文化自信、思想自信，应如毛主席对待胡适的态度：既肯定其文化贡献，又批判其政治立场。攻击者表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观念——若连百年前的文化学术遗产都不能批判继承，何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