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雄才大略的圣明君主往往是残暴的独裁者，在他们的治下，统治机器高效运转，却往往以牺牲社会活力为代价。
如果我们翻开《竹书纪年》会发现所谓的尧舜禹禅让的上古美谈不过是后人牵强附会的想象罢了。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这段惊心动魄的记载，与《韩非子·说疑》中的“舜逼尧，禹逼舜”互为印证。
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制王朝的秦朝更是率先完成战争机器的改革而领先于诸侯国。
商鞅变法指导思想就是“国弱民强，民强国弱”，他雷厉风行地打击社会中的豪强大户，瓦解底层血缘为基础的信任关系，废黜与秦朝官方思想相异的学说，堵死人们的进取之路，一切都必须为耕战服务，为朝廷服务。
商鞅深谙人性又极其狡诈，变法之初就搞了城门立信的服从性测试游戏，攻打魏国之时更是将前来做客的魏国将军直接俘虏。无论人们是否支持他的变法，商鞅对于胆敢妄议的人，都只有一个处理方法，那就是流放。
尽管商鞅后来死于非命，但是他留下的高效而又残暴的驭民机器被顺利继承，不仅帮助秦一统六国，更成为了两千多年来悬在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秦帝国的寿命是短暂的，汉朝对秦的反思只持续到了汉武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被披着儒家外壳的新法家所替代。
汉武帝北征匈奴，看似风光，其实百姓早已民不聊生。他一刀斩断了百家争鸣的遗风，二刀与民争起了盐铁利润，三刀挖空了国库，把前代人留下的家底全部败光，让中产以上基本陷于破产境地，“腹诽之法”更是开创了看表情、猜想法而杀头株连的先河。
秦汉的高压传统一直流传千古。
一代思想家胡适曾说:
明太祖和成祖，是明朝两个专制魔王。明太祖中年读《孟子》，认为《孟子》是可怕的，《孟子》是危险的思想，而不能全部让人人念，于是叫翰林们删减，叫做《孟子节本》，整整删了三分之一，实际上人人仍念二千多年来作为教科书的《孟子》。明成祖杀了方孝孺，灭九族、灭十族，甚至对留有片纸只字的也有罪。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驭民机器的使用可谓
炉火纯青，一方面是无以复加的血腥屠戮，对于任何有可能威胁到他统治的人予以肉体消灭，所谓的洪武四大案，动辄株连数万人。
一方面是思想上的高压控制，流传千年的《孟子》被他公然斥责为大逆不道，他下令把书院收归国有，严格思想家在书院讲经布道，想要当官必须通过官方渠道。
张居正被称为一代能臣，可他却对王阳明的心学一再打压，他不仅关闭书院，甚至迫害心学门人，使得思想解放的风气戛然而止。
清朝皇帝出了名的勤奋，但却是“万马齐喑究可哀”，所谓的“康乾盛世”更是以大兴文字狱著称，尤其是乾隆时期兴起了130多起文字狱事件，修订《四库全书》被禁毁的书籍约有3100多种，共15万余部，销毁书板8万余块。
纵观中国古代，皇帝个人才略越高、越勤劳，老百姓就越受苦，统治机器越高效，社会的活力往往也就越低。思想与经济的黄金时期，往往是统治机器失灵之时。权力与暴力是孪生兄弟，活力与思想力则是他们的死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