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年武昌城头那几声枪响，可不得了，直接把帝制中国给送走了，还开启了咱中国现代化探索的艰难旅程。列宁都夸这是 “亚洲觉醒” 的标志呢。可谁能想到，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最后竟让袁世凯复辟了帝制，接着就是军阀割据混战，乱成一锅粥。
这到底为啥呀？其实啊，根子就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特殊土壤里，长出来的特殊 “阶级基因”，让他们根本没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
辛亥革命
一、双重性困境：又想反抗又得依附，太难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 19 世纪中叶在通商口岸冒出来的。他们原始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靠洋务运动带来的技术扩散，另一方面又得依赖外国资本的产业转移。
这么个特殊的 “出生方式”，就注定他们有 “革命性” 和 “妥协性” 这两种矛盾的特质。
你看，《马关条约》签了以后，外资工厂到处开，民族资本只能在夹缝里找活路，这就有了抵制外货、收回利权这些抗争。但同时呢，技术设备得从外国进口，原料市场又被殖民化控制着，他们又不得不跟列强勾勾搭搭，关系扯不清。
就说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时候，钱得跟日商借，技师还得雇外国人，这种矛盾情况在民族工业里可太常见了。
辛亥革命
同盟会纲领里喊 “驱除鞑虏”，这民族主义说白了，就是针对满族统治的反抗，可却故意躲开了更关键的反帝诉求。1912 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里说 “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这就看得出革命派对列强还抱有幻想。
到了《告各友邦书》的时候，这种妥协简直登峰造极了，居然承认所有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就为了换列强承认新政权。
辛亥革命
结果呢，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列强都在一边装哑巴，这就是当初妥协种下的恶果。
二、结构性失衡：革命动员的大漏洞
辛亥革命那会，社会动员就像个 “哑铃”，上头是留日学生、新军军官这些革命精英，下面是哥老会、洪门这些秘密会社，可占人口 80% 多的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动员体系之外。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这问题就全暴露出来了。
湖南都督焦达峰被立宪派给害了，湖北军政府落到黎元洪手里，各省政权的更替，说白了就是旧官僚和立宪派在重新瓜分权力。
土地问题没解决，那可是革命的致命伤。孙中山提出 “平均地权” 的民生主义，可到了实际操作，就变成 “核定地价” 这种改良方案了，既没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基，也没解决农民的生存难题。因为这个政策缺失，革命得不到最广大群众的支持。
后来袁世凯拿 “保护私有财产” 当诱饵，拉拢地主阶级的时候，革命派根本没办法抵抗。1913 年二次革命的时候，江苏农民因为赋税问题围攻革命军，这就把革命社会基础有多脆弱，表现得明明白白。
三、制度移植 “水土不服”：现代性建构泡汤
南京临时政府想照搬西方宪政体系，可一碰上军阀政治的现实，马上就变了味儿。《临时约法》设计的三权分立架构，袁世凯一当上大总统就给破坏了。
1914 年《中华民国约法》直接把总统任期延长到 10 年，还能指定继承人，共和制度就只剩个空壳子了。为啥制度会变成这样呢？深层原因就是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
议会选举被军阀当工具耍，政党政治变成派系斗争，普通老百姓对民主制度也没啥兴趣。
辛亥革命
革命党自己组织也很松散，这也加速了失败。同盟会革命一成功就开始分化，章太炎说 “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这就反映出革命队伍要散伙的趋势。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时候，为了扩大影响力，收了好多旧官僚进来，结果组织纪律性变得特别差。
就这么个松松垮垮的政党结构，怎么能跟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集团斗呢？1913 年国会选举，国民党虽然赢了，可这反倒成了袁世凯镇压革命的借口。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到底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想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结果闹了个悲壮收场。
这事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教训：在外部有殖民体系、内部有封建结构双重束缚下，要是搞现代化，没彻底的革命精神，还脱离广大老百姓，那最后肯定就变成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这场没完成的革命，给后来的人提供了超棒的历史借鉴 —— 只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跟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