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伯
回望历史，勿忘征程。
从翠亨村的晨曦到辛亥的惊雷，从帝制的终结到共和的初啼，孙中山以毕生热血熔铸民，以金融为刃，在近代中国的裂变中劈开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他主张“钱币革命”，以货币主权为盾，抵御列强经济殖民；倡导“民生金融”，将土地资本化为杠杆，撬动社会财富的公平流动。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让我们以山河为账本，续写这份未竟的金融宣言。
金融救国的先行者
《银行博物》：
众所周知，孙中山在发展中国金融事业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并在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将其金融理论进行了必要和可能的实践。请几位老师帮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孙中山会这么重视金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乘专车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上海火车站与欢送者合影
吴景平（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晚清时期，“革命家”几乎是孙中山唯一的身份，但实际上，发展现代金融业很早就进入了他改革社会的视野，尤其是银行业在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中的地位，颇受到其重视，曾多次提出设立近代银行的主张，也有过相应的实践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清政府中央银行的大清银行在各地的分支行纷纷受到冲击，损失颇重。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正式上书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大清银行的方案。孙中山旋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颁令改组原大清银行，并在此基础上于1912年2月初在上海设立了中国银行，这可以说是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央银行主张的尝试。
石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导师）：正如吴教授所讲，孙中山对于银行业非常重视。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筹集军政经费是孙中山主要任务之一，筹措资金所遇到的重重困难，让他对于财政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财政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资金，而获取资金最便捷的途径无疑是成立由自己所控制的银行，发行钞票，募集公债。因此，在孙中山的金融思想中，银行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拥有特权的国家中央银行。
1912年，孙中山提出实行“钱币革命”的主张，“以国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通过国家法令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钱币革命”理论提出后，一直贯穿和影响着国民党政权的金融活动，它不仅对国民党政权的币制改革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钱币革命的实施是与建立中央银行紧密相关的，设立中央银行是实施钱币革命的必要措施。
民国元年陆军部发行军事用票壹圆
徐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孙中山金融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他的纸币制度思想，即钱币革命论。他所提出的纸币制度与当时的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有本质区别。从他主张的纸币制度的最初动机来看，是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纵观近代金融思想史，孙中山的货币思想在当初颇显独特，不可否认孙中山已经看到了有限的金融货币与无限增长的货币交易之间的本质矛盾，所以他的纸币制度思想具有极大的实践性，成为日后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理论的核心。
当然，要了解孙中山利用国家资本发展银行的思想，应追溯其国家资本思想的形成过程。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指出，中外贫富差距及生产能力的迥异是中国“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因。1924年，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将国家资本思想明确表述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可见，孙中山将国家资本的概念主要抽象为一些国有或国营的形式。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的具体形成过程，而利用国家资本发展银行的思想则是其国家资本思想在金融领域的直接体现。
1921年，孙中山与部分内阁成员合影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这里我要提一下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困境。除了革命要用钱，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直遭受严重的财政危机的困扰。辛亥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各地相继成立的军政府，面对清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普遍发生财源枯竭的困难。帝国主义的干涉，特别是它们对于海关税款的扣压，更是加重了革命党人的财政危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认识到，要组织一个有效的行政当局，并从当前革命各省普遍存在的混乱状态中建立秩序，必须在其他方面立即寻找新的财源。他们作为的一项决定是发行1亿元的公债，利息8厘。但结果并不很妙。虽然经多方劝求，临时政府直接募得之款，不过五百万元。接着临时政府又发行了100万元军用钞票，但市场信用很低，遭到人们的冷遇，出现了钱业、米店相继停市的尴尬局面。对于“关余”（每年的海关税收，在扣除各项赔款、外债、公债及海关经费后的余款）归属问题的坚持，除了展现孙中山与帝国主义的较量，也体现了他在财政上的认识和态度的不断演进。
吴景平（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当时孙中山发起成立上海交易所，其实也是出于为革命事业筹集经费的目的。1916年12月，孙中山欲为革命事业筹集巨额经费，于是接受日本友人的建议，拟成立交易所。为壮大声势和便利在上海商界募集股份，首先邀请著名商人虞洽卿合作，嘱戴传贤、赵林士、朱执信、洪承祁、盛丕华等先行讨论，并在上海四明银行租一办事处，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油类、粮食等七种行业的沿革与现状分别进行调査，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成立上海交易所的申请书，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传贤、赵家蕃、张鉴、赵家艺、盛丕华和洪承祁等八人附议呈请，呈交北京政府农商部。
呈文声称：交易所之组织，则以证券交易、物品交易二者同时经营为最有益于上海市场，尤能助中国一盘事业之发展。”这篇呈文虽为朱执信起草，但由于是孙中山领衔上呈，应该视为孙中山对筹建交易所的主要观点与思想。
金融枢纽的掌控者
《银行博物》：
辛亥革命后，最初几年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孙中山所推行的金融理念，势必要有一系列的政策的推动与扶持。在这方面，这位先行者有哪些具体的金融实践呢？
石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导师）：前面戴鞍钢教授有提到“关余”，正是因为海关收入被列强把持，地方赋税被各省军政府截留，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极为窘迫。临时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以发行军用钞票和募集公债为救急之办法，这就需要实力稳固之金融机关负责执行。因此，组织中央银行迫在眉睫，被视为“财政第一要著”。
孙中山“钱币革命”理论提出后，一直贯穿和影响着国民党政权的金融活动，它不仅对国民党政权的币制改革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钱币革命的实施与建立中央银行紧密相关，设立中央银行是实施钱币革命的重要措施。
此外，中央银行也是孙中山银行体系建设思想的核心。早在反清革命的过程中，他就非常重视银行在为革命筹集资金和为国家建设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主张设立银行，认为“中国地大物博，银行愈多愈善”“银行操金融之枢纽，为振商之要品，关系国计，非属细微”。正是出于对银行在发展实业，振兴经济和维护国家权利方面作用的重视，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就亲自批示了商业银行、海外汇业银行、农业银行、殖边银行、储蓄银行、庶民银行等多个银行条例，力图建立由不同类型银行构成的完整的银行体系。
吴景平（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对银行业的支持，反映了他在中国建立近代银行体系的主张。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到解体的三个月左右时间里，虽然在经济和财政制度改革方面并无重大建树。但孙中山对于设立专业银行，持十分积极的观点。只是因为当时南北之间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迅速解体，未及成立拟议中的各专业银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于1912年1月初正式上书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大清银行的方案。该方案的最关键之处有两点：第一，使新组织的中国银行成为民国的中央银行；第二，保障原大清银行商股的利益不受损失，所持股份全数转为中国银行股份。孙中山见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批示：“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分别准予继续。所请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添招商股五百万两，认为新政府之中央银行，由部筹款，以雄财力，并请派正副监督，先行开办，克期成立。凡新旧营业账款，请分电各省都督力加保护，并将该行原有房屋、器具、簿据等项先行发还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1月底，孙中山颁令“筹拨巨款，开办中国银行”。以后，中国银行在上海和南京都曾为发行军需公债、收兑军用票，起到了一些作用。可见，孙中山决定在大清银行基础上成立中国银行，承继中央银行权利，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粤海关
徐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孙中山的金融思想对经济及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策加以实施的，他的金融思想与主张是最被政策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货币政策以及银行业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北洋政府。孙中山认为，建立中国自己的银行，目的是为了摆脱外国的牵制，因此，在主张金融开放的同时，他始终要求维护本国利益，保护本国金融的发展。
孙中山在1912年6月于香港发表演说时，提出了创办中西合股银行的主张，他指出该行专为引进外资而在欧美发行中国债券。在他的努力之下，巴黎联合银行两名全权代表于当年12月到上海，与他议订合资银行章程。关于创办合资银行，孙中山最关心的问题是既发展本国银行，引入外国资本，又要保护本国金融。为此，孙中山提出了比较稳健的方案：一是银行在中国注册，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二是董事局全为华人，西人为顾问局；三是总办十年内用西人，十年后可用华人；四是督理各举二人，总办执行等等，他特别强调中国在人力、财力方面所处的劣势地位，认为“合资银行，我当得条件之保护略优，将来乃望得平等权利，否则流弊不堪设想”。
同时，孙中山也考虑了中外金融力量制衡的问题，鉴于外国银行垄断控制近代中国金融枢纽的局面，孙中山考虑联合已有的小银行，成立一家“极大的银行”，以便与外国银行相抗衡。他以为，中国经济受制于外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无极大银行担任借款之能力”，中国银行业不够集中，无法对全国经济产生影响。因此，他曾设想，把数十间银行“联合而成一巨大之银行，发行债票”，允许引入外资，从而可以控制全国金融枢纽，为政府借款担保，不使权利再落入“外人之手”。
《银行博物》：
如此看来，当时政府所提出的金融理念也好，实施的经济政策也罢，其主要的目的还是抵御侵略，维护自己的权益。
吴景平（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是的，如果进一步考察孙中山这一时期关于银行问题的主张，那么可以发现，他谈到要大力发展中国人自己掌握的银行，其主旨之一在于抵御国际势力对中国重大经济利益的攫夺和主权的侵害。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帝国主义的干涉，特别是他们对海关税款的扣压，一再加重了革命党人的财政危机。对于帝国主义非法劫夺中国海关税款的行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作出强烈反应，进行抗争。先是“建议税款存在大汉银行，军政府和税务司都不得动用”，在遭到拒绝后，又“同意将税款存入汇丰银行，但要用军政府的名义，未经军政府许可，不得擅自动用”，仍被拒绝。最后妥协，“同意将税款以总税务司名义存入汇丰银行”。帝国主义对中国海关税款的攫夺，对革命党人造成极大的困难，后来，围绕粤海关“关余”开展的斗争，因缺乏坚强革命武装后盾，革命党人从“关余”之争中败退，给了孙中山深刻的教训。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新建立革命政权后，仍面临财政拮据、军饷短缺的难题。同年9月，广州政府照会北京外交使团，要求即将“关余”交付，并拨还1920年后的“关余”积存。11月23日，孙中山指示广州政府再次照会外交使团，要求将粤海关“关余”拨还广州政府，否则将自行提取。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孙中山态度坚定，指出“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且关税之汇交北京，不啻资助其战费，以肆其侵略政策。”经过半年的严正交涉，1924年4月1日，北京外交使团作出决定，将粤海关“关余”拨付广州政府。此时，孙中山已决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指出：“中国欲促进工商事业之发展，非进而收回海关不可。”
实业兴邦的倡导者
《银行博物》：
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孙中山始终的坚持，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也在为之奋斗。他所坚持的金融理念，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孙中山以毕生精力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救国斗争，一心希望早日把祖国从苦难深重中解救出来，并求得她的繁荣昌盛。因此，他在领导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同时，特别是在民国建立以后，始终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宣传他的经济主张，倡导他的建设方案，鼓励人们重视和参与祖国的经济建设，并得到众多爱国者的响应。
以往论者常常指摘孙中山在卸任后一味沉湎于倡导实业，忘却了政权这时已落入袁世凯之手，有本末倒置之嫌。实际上，单就孙中山强调在人民夺取政权后（尽管他在这一点上认识有偏差），应当及时地将经济建设推上首位的思想而言，是有其不可忽视的合理内涵和积极意义的。也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振兴实业的主张，在当时社会得到很大反响。
徐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孙中山金融建设思想是近代国人对近代经济发展中金融问题思考的结果，其核心特征是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对货币政策以及银行业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北洋政府，中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银行体系，并真正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起到主导性和支配性地位。这此事实不仅仅只是南京国民政府行政府主导下金融统制的例证，还表明：孙中山的金融思想确实影响了近代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其思想的政策化过程也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突出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领袖，孙中山对经济问题的认知和论述，主要是从政治家实用的角度出发而展开的，并不仅仅简单地从纯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
吴景平（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如果单从学理的严谨、系统和创新等标准来评判，无论是对西方货币银行学说一般原理的阐述，还是对在中国特定环境下银行建设所须解决的相关问题，孙中山的有关思想主张在近代中国金融思想史上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明显比不上严复、钱恂、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有关银行的学说，遑论真正的金融学学者的建树了。如果单从中国银行制度的近代化来衡量，与盛宣怀创设中国通商银行、张公权经营中国银行、陈光甫管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及其他银行家的个案进行简单类比，孙中山的有关实践确实也会相形见绌。但是，如果对于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活动进行梳理之后，就可以看出，孙中山实际上是把建立近代银行作为推进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手段，作为中国能否跟上世界局势演变发展潮流的重要标志。
石涛（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导师）：虽然孙中山关于中央银行的思想和论述并不系统、不全面，一些认识也不够准确，更无法与货币银行学方面的学者以及金融界人士相提并论，但孙中山却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积极推动近代中国的中央银行建设。孙中山批准设立的中国银行，后来继续作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金融机构，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具有巨大影响。孙中山一手创建的广州中央银行，在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发展史上，首次正式使用了“中央银行”这一名称，具有标志性意义。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金融思想与实践活动，不仅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部分，也是孙中山先生留给后人的丰富遗产的组成部分，总结和研究孙中山关于金融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对于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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