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计划》与《会议通则》（后易名《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并列，共同构成《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生命晚期的思想集大成者，备受其本人珍视，以至于“国事遗嘱”中第一个被提及，排在《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前。孙中山逝世后，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建国方略》位列榜首之上述孙中山一系列著述，作为“总理遗嘱”，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去世后被美国报纸誉为“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与甘地、凯美尔、列宁、威尔逊并列。然而孙中山与其他4位伟人最大之不同处，在孙氏乃“失败”之英雄也，非典型意义的成功之英雄也，故而孙中山思想的研究，较之其政治实践本身，更有意义。学界关于《建国方略》的研究在1949年后呈现十分不均衡的状态。《建国方略》框架之下，比之其他两书，尤其与《孙文学说》研究相较，《实业计划》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几乎完全不为研究者所注意”。1978年后，由于《实业计划》中强调“使外国之资本主义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与四十余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引进外资、发展中国的举措相契合，《实业计划》中的整体思想，甚至是只言片语，常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规划的“先驱”加以阐述，相关研究成果陡增，早已有超越《孙文学说》之势。
《实业计划》并非用一种语言写作，结集出版之前，中英文交织发表，过程十分复杂，刊印于不同国家，有多种版本。迄至今日，前人论述皆偏重于分析其言说之内容，对其成书历程几乎无人涉及。20世纪80年代，《孙中山全集》编纂者承认未见“《建国方略》最初版本”，而以上海孙中山故居藏改正本《建国方略》为底本，根据1922年上海民智书局再版的时间编次；海峡对岸之《国父全集》是书中文版则采用更晚的上海民智书局1924年3月第3版，英文版未注明来源，据笔者比对，是以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学界相关研究几乎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实业计划》发表历程、刊印版本等问题，若非避而不谈，则多含糊处理，语多谬误。
海外文教机构中所藏索克思（George Ephraim Sokolsky, 1893-1962）、安立德（Julean Herbert Arnold, 1875-1946）、安得生（Hendrik Christian Andersen, 1872-1940）、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 1869-1923）等个人档案卷宗之中，有孙中山、宋庆龄两人与各方在1918年至1922年间的多封通信。这些来往信函，不见于已有出版物中，故未被学界引用，只言片语间蕴藏《实业计划》成书过程中诸多未解谜题之线索。笔者仔细研读后，按图索骥，寻得《实业计划》自起笔成篇，继而全书脱稿，最终于上海、伦敦、纽约三地1920、1921、1922年分别结集刊发之英文版以及1921年底中文初版的许多未刊史料。其中既有先前学人所罕有关注的The Far Eastern Republic（《远东共和》月刊），也有如上海《民国日报》一类虽是众人熟知、却未曾被认真梳理的文献。考据所得，写成本文，求教各位方家。
一、起笔成篇
“篇首”名曰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 Project To Assist the Readjustment of Post-Bellum Industries，朱执信译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办法》。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为此文的撰述与宣传阶段。
历来《实业计划》缘起之分析，皆追溯孙中山本人之思想脉络，至中华民国建国之初有之，更远至1894年《上李鸿章书》亦有之。孙中山尝自言：“文自蓄志革命，即研究建设之方略，辛亥以来，有怀未遂，故建设一日未成就，即民国一日未安全，耿耿之诚，无时或释”。1917年7月，他从上海前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时，曾在广东省学界的欢迎会上演说：“近日欲著一书，言中国建设新方略。其大意：一精神上之建设，一实际上之建设。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实际上之建设，不外实业发达，如斯而已。”可见孙中山认为中国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必不只是革命破坏，须借助实业革新发展建设，并对此心中早有谋划。
然而，革命实务千头万绪，与静心著述不能并行不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直至1918年6月，孙中山在政治上再次失意，避居上海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孙宅之后，他才真正具备了著书立说的适宜条件。是时，沪上《时报》报道：“孙中山自经西南军政府选举政务总裁之后，虽西南各要人再三敦促就任，迄未赴粤，现仍居本埠法租界马斯南路莫利爱路二十七号闲居，不谈政治，专心著述中国政治学，约一年即可脱稿云。”孙中山“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不仅和汪精卫谈话时如此表示，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往来函件中亦多有明示。
孙中山原本之撰述计划是先写“精神上之建设”，后著“实际上之建设”的。“孙文学说”系列丛书，共包括行易知难、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卷。卷一“行易知难”，后世被称为《孙文学说》，约在1919年4月脱稿，本属意商务印书馆，无奈遭遇波折，最终于是年6月5日后交付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孙文学说》刊登于上海《民国日报》的广告中，明确表示该套丛书有卷二“三民主义”、卷三“五权宪法”的撰写计划，预告会陆续推出。
孙中山起笔写作《实业计划》的时间，据其自述是“世界大战宣告停止之日”，即1918年11月11日。此言写于1920年7月20日，孙中山将之作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初版序言之第一句。可以佐证的另一条史料，距离事实发生时间更近，在1919年4月，他回复《新中国》杂志社函中写道：“关于实业计划，弟方从事以累年研究者与海内商榷，而时逾半岁，尚未竣稿，盖不敢率尔操觚，以为塞责。”此处“时逾半岁”并非虚言，向前推算，起笔时间也在1918年11月。
1918年11月，孙中山不仅暂时放弃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著述计划，而且是在《孙文学说》还未脱稿的情况下，转而改将精力投入到《实业计划》的写作之中，显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共同发展中国的契机闪现，这一外因刺激密切相关。1918年12月，已有天津媒体注意到“隐居”上海的孙中山正在撰写不同的书籍，但《益世报》记者似乎更关心民党中人对“最近之时局”态度的变化，而对孙中山所撰述内容则未有深入报道。
欧战结束、五四前夕，多数国人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不同于众人，孙中山对此后中国命运的预判迥然有异。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将面临极为严峻的生存危机。“今后中国问题，其严重殆十倍于巴尔干，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危机一日不能消除；且其战区之扩大及战斗之猛烈，尤非第一次所可比拟。吾人试闭目一思，当有不寒而栗矣。”孙中山所言的“中国问题”具体而言，是指经济上自西徂东倾轧掠夺所酿的恶果：
盖欧战终止，世界革新，武力之战争虽可止熄，而经济之战争且更剧烈。或疑欧洲此次大战壮丁死亡、物品损毁，一时未必能恢复元气。然查此次协约各国战费每日平均须美金二万四千元，而各国能支持如此之久者：一、由节省日用，二、由工业制度异常发达，多进为统一的与国有的，故生产力大增。今战争终止，即此次每日二万四千元之一部分为休养生息之用，而大部分必以之制造商品，推销国外，尤必以中国为其最大销场。我既不能锁国封港，工业必大失败，现时输出入已不相抵，今后必至全国工业品皆为洋货，我国仅余生货，于是国民之生活仅可于农奴、矿丁中求之，此真宜深思远虑，以谋挽救者。
既然“经济上之压迫趋势所及”不能幸免，中国“处此危局，不出生死两途，一则束手无策，任人之来，而无所备；一则急谋完善之方，俾双方得以调合，而剂其平也”。如何应对危局，孙中山开出了“机器借款”的药方。在他看来，中国此时应主动敞开国门，利用国际资本（此处特指机器，而非金钱），开发中国富源，“谋一统一办法”，以架铁路、修马路、浚运河、筑商港等公共设施建设，“使他邦以机器得利，可与工业品之得利相同，使我华开发地利，工业上之生机不至转为他国所摧败，庶可两剂其平，得以通行而无阻也”。在孙中山看来，若此“机器借款”一法获得各方认可，尤其是获得国际资本方之支持。那么，中国不仅能平安度过危局，而且“此非常之时，必须非常之建设，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与国更始也”。这是此时此刻《实业计划》之所以特别必要的首要原因。
将中国视为下一个巴尔干，是未来可能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亦是美国政府的战略判断。美国认为欧战结束后，东亚之中国极有可能再度引发大国间的激烈冲突，进而激发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于是整理提出一整套解决中国问题的“华盛顿方案”，主张以国际合作代替国际竞争，政治上在巴黎和会后随即筹备召开华盛顿会议，调节各方利益；经济上倡议组建一个全新的国际银行团，既有实业借款，也有行政借款，以避免破坏性竞争，作为贯彻其战略方案的主要工具。在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看来，“如果真的会有新的世界大战，那一定是在中国爆发——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如果能使世界各国提供的资金用于支持一个统一的中国，那将会使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建设性的发展，各国都将从中获益，远胜于各自在一个角落里贮存的私利”。正因有此考量，美国这时正式提出了关于资助中国的备忘录，分送英、法、日三国。
凭借国际“机器借款”共同建设发展中国之机会从无到有、突如其来，促使孙中山在1918年底将写到一半的《孙文学说》搁置一旁，全身心投入到《实业计划》英文文稿的撰述之中。可以确认，最迟至1919年1月，《实业计划》“篇首”即告完成。胡适在评论《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一说时，不仅提及孙中山《实业计划》的撰写情形，而且对完稿时间亦记忆得十分准确：
这时候，世界大战刚才停战，巴黎和会还未开，全世界都感觉一种猛烈的兴奋，都希望有一个改造的新世界。中山先生在这个时期，眼见安福部横行于北方，桂系军阀把持于南方，他却专心计划，想替中国定下一个根本建设的大方略。这个时期正是他邀了一班专家，着手做《建国方略》的时候。他的《实业计划》的一部分，此时正在草创的时期，其英文的略稿成于八年的一月。
胡适这篇《知难，行亦不易》写在1929年5月，虽已过去10年，当他追忆一战结束后的时局，是将众人对战后新世界的幻想和兴奋与中山先生的沉潜和冷静作对比处理的。字里行间仍可见，胡适对于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敬佩之情。
1919年2月1日，孙中山将甫一撰毕的“篇首”文稿从上海莫利爱29号住宅寄送给位于北京的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4国的驻华公使。孙中山写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信，采取打印形式，其中第一句为：“Enclosed herewith is a rough sketch of my projec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for your perusal”。由此可见，“篇首” 脱稿伊始，孙中山即将文本定名为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即《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此后再无更改。该信继续写道：“在直接与贵国政府商讨此事之前，为实施推进该项计划，我想得到您本人的支持。您若是同意我的想法，我会将此事全权交与您手中，呈请您的政府（美国政府，引者按）予以支持。此外，您若对该计划书提出自己的建言，我将不胜感激。”
孙中山写给其他三国驻华公使附有《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书》的公函中是否有如此热切期待的语气，笔者不得而知。孙中山与芮恩施1919年2月1日的这封通信中表露出浓厚的个人情感。他明确希望在推进中美两国政府间商讨实务之前，能够取得芮恩施本人的支持与建议。孙中山这种个人情感的掺杂并非没有缘由。相较于其他西方列强，“进步主义时期”（Progress Era）的美国政府采取反对传统“帝国主义”的政治姿态，对中国秉承“门户开放”的外交政策。芮恩施本人更是美国进步主义思想流派与政治实践的主要代表人物，到任驻华公使前，即希望通过“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顺利执行，最终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和平竞争、国际合作、进步与繁荣，同时消除武力冲突、阴谋、浪费和贫困；1913—1919年在任期间，芮恩施一直致力于推进美国财团投资于中国建设事业的实业借款。孙中山与芮恩施殊途同归、一拍即合，在1918—1919年间有多次信函往来。1918年11月19日信中，孙中山就表示“中国究竟是民主政治还是黩武主义获胜，主要取决于阁下（指芮恩施，引者按）对我国无助的人民在现阶段所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1919年1月10日孙中山致芮恩施信中写到，芮恩施曾在1918年12月11日赠书给孙中山，表示对孙中山的支持。书籍内容则是与建筑设计图册有关。
芮恩施收到孙中山来信后，采取审慎之态度，并未第一时间回函，而是立即派出得力干将——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立德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见面会谈，一探究竟，并带去他在原则上完全赞成孙中山关于“国际合作共同发展中国以避免未来一场经济战争”提议的消息。
安立德1876年7月生于美国加州首府萨卡拉门托市，早在1902 年即以美国政府翻译生身份来华，学习中文，之后在上海、福州、台湾、厦门等地美国领事馆中工作，在华前后共计38年，以美国驻华商务参赞身份游走中国政、商、学界，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通”之一。1919年3月11日，安立德致信芮恩施，汇报他与孙在上海多次会面的情况。他认为：
仅就这个规划大纲而言，它太过于雄心勃勃，以至于没有任何实践的可能。但为实际操作，泛泛之规划大纲也较易大幅简化。正如几位上海的富商所言，如果美国人能够确保中国资本在公共设施提升方面投资的安全，那么，中国无须向海外借贷巨款。只要能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合理回报率，那么它本来就是大量中国本土资本乐意投资之处。
安立德对于《实业计划》“篇首”中提及的中国铁路发展、边疆殖民规划两项最为赞赏。他相信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理由爆发一场种族战争，因为中国劳工将实现充分就业，最终必将接近西方国家的工资水平；如此这般，（世界）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将消失。芮恩施在收到安立德的情况汇报后，于3月17日正式修书一封，寄发上海孙宅。“这一长信表示芮恩施曾详阅计划，并研究世界与中国情形才着笔”，“故多具体言，少空话”。信中对孙中山能提出《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良深钦佩”，认为“凡命为中国朋友者，应竭力赞助”。除明确表态支持外，他还与孙中山分享了自己对世界资本与中国国情的现状分析，对孙中山计划之“10万英里铁路与100万英里碎石路”之宏伟目标提出修订意见，认为“5万英里铁路和10万好路”似可完全满足中国发展所需，又对中国实业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注意事项一一阐明自己的观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孙中山提出应尽快细化该计划的请求。
《实业计划》“篇首”脱稿寄出后，孙中山没有立即撰写后续之各大计划文本，而是重新提笔完成《孙文学说》未竟稿件。1919年1月14日，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函中写道：“文所著述之稿，现尚未有定名”，“盖欲〈以〉政治哲理，发挥平生所志与民国建划暨难知易行之理，撰为一编，以启迪国人……草创将半，再阅数月，或可杀青。”
在《孙文学说》第七章“不知亦能行”中，很多文字与《实业计划》“篇首”之论述完全一致，如：“际当今之时，而欲致中国于富强之境，其道固多矣。今试陈其一：即利用今回世界大战争各国新设之制造厂，为开发我富源之利器是也。夫此等工厂专为供给战品而设，今大战已息，此等工厂将成为废物矣。其佣于此等工厂之千百万工人，亦将失业矣。其投于此等工厂之数十万万资本，将无从取偿矣。此为欧美战后问题之一大烦难，而彼中政治家尚无解决之方也。倘我中国人能利用此机会，借彼将废之工厂以开发我无穷之富源，则必为各国所乐许也。此所谓天与之机……此以实业救国之道也，国人其注意之。”该章内容大多与美国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关，借此可见，孙中山在收到芮恩施对于《实业计划》“篇首”的积极回应后，特别注意研究与了解对于中国未来命运攸关的太平洋彼岸那个已然崛起的大国。是章最后，孙中山甚至直接写到“予近日致各国政府《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一书，已得美国大表赞同，想其他之国当必惟美国之马首是瞻也”，并将《实业计划》“篇首”文字附录于本章末后。
在孙中山继续写作《孙文学说》同时，《实业计划》“篇首”英文稿件的中译工作也同时开展起来。孙中山总相伴英文秘书，身边熟稔英文之人不少，而朱执信“英文程度并不很高”，但孙仍将文稿交给朱执信来翻译，这主要取决于孙、朱两人之间的政治互信程度。朱执信于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虽年仅20岁，即出任评议部评议员兼书记，之后历经多次革命低潮，皆坚定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时，朱以大元帅秘书处处长，综理一切事务。翌年，孙中山遭排挤离粤赴沪，朱再次随行。汪精卫在《朱执信先生墓表》中写道“七年（1918年）秋，孙先生解大元帅职，之上海，先生从，日与孙先生商榷建国方略”。可见，朱执信在《实业计划》一书成文中间，其作用绝不仅是翻译而已。朱执信是对于孙中山撰写该书缘起与用意最为熟知之人。
大纲已成，欲使《实业计划》举行顺利，孙中山认为必分三步以进：“第一，投资之各政府，务须共同行动，统一政策，组成一国际团，用其战争时修组织管理等人材，及种种熟练之技师，令其设计有统系、用物有准度，以免浪费，以便作工；第二，必须设法得中国人民之信仰，使其热心匡助此举”。只有在以上两层已经办到的前提下，才是“第三步，即为与中国政府开正式会议，以议此计划之最后契约。”
第一步之实现，如前述，孙中山寄望于自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大战胜国政府的投书。1919年2月1日寄送四国驻华公使后，孙中山仍不断将《实业计划》“篇首”寄给各国有关人士。如3月17日，孙中山将内附计划书的函件寄给美国商务总长列飞尔（William Cox Redfield, 1858-1932）；在未得回应之英国，3月20日，他又在致康德黎夫人（Mabel Cantlie, 1861-1921）函中“寄上有关国际开发中国计划一份”，并“也将此计划分送英国政府内阁的每一阁员”，希望康德黎夫人能将英国人士对此项计划的反应情况及早函告。甚至，他还曾将“计画弁首之部”寄到正在磋商战后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
第二步为赢得国人民心之支持，孙中山则希冀借助媒体的力量。因与The Far Eastern Review（《远东时报》）发行人李亚（George Bronson Rea, 1869-1936）有密切私人关系，孙中山《实业计划》“篇首”英文版首先得以刊登在该杂志1919年第15卷第3期上。该期杂志具体上市时间在3月5日。文章刊登在“社论”一组文章之后，占据重要版面，标题之下特别标明“孙逸仙博士，中华民国前总统”的特殊身份，并于左下角配以孙中山大幅肖像。
3月6日正午12时，汪精卫代表孙中山，在上海大东旅社6楼宴请沪上各报记者，并于席间正式将孙中山所著、朱执信翻译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印成小册，分赠给各位来宾。宴会时，汪精卫即席向众宾有演说，直言《实业计划》提倡之“机器借款”“兹事体大，必须得舆论赞助”，“务望诸君赐以提倡，唤起国民之注意、研究云云”。各报记者对此均表同情，宴会持续2小时，宾主尽欢而散。“翌日，沪上各报均载其说，但未加以评论。” 3月8日、11日，《时报》以“专件”为题，刊出全文。
更多宣传见于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的唯一言论机关——上海《民国日报》上。1919年3月7日，该报第1张刊登《孙中山先生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画书》，即《实业计划》“篇首”中文版；3月9日、13日、14日“社论”中，以主编叶楚伧与“执孙中山先生发展实业计划书”叩问记者之“客”一问一答形式，围绕“机器借款”诸多可能之疑虑，由“客”提出，再由叶氏作逐一解答；3月11日，汪精卫《读〈孙逸仙先生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书后》长文“代论”，刊登于报纸第1张。此后，孙中山“所著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及汪先生跋语”，又被“订印小册”，广为散发。
《实业计划》“篇首”文本之宣传集中在1919年3月，在四川《戊午周报》、上海《中国实业新报》，英文在美国《远东共和》杂志上，后续有零星刊登。
二、四大计划
孙中山认为欧战之后老旧残破的欧洲诸国都将唯新贵美国马首是瞻，是过于乐观预估了当时的世界局势。没有史料证据表明，英、法、意三国政府对孙中山寄来的《实业计划》“篇首”有任何实质性回应。美国之外，仅意大利陆军大臣孔匿壁，又译作“嘉域利亚”（General Enrico Caviglia, 1862-1945）有礼节性答复，他在回信中指出该计划有“实际困难，稍须顾虑”，不过赞叹孙中山“所造之深与其带有现代精神之活气”，给予最高之评价，最后预祝计划成功。
国内情形大略相同。孙中山与国民党人对《实业计划》宣传之种种努力，亦未引起国民之足够注意，回应寥寥。1919年，即使一些赞同和关注发展实业的人士，如王文华、叶夏声、焦易堂、唐绍仪、杨德麟、熊克武、安健、刘焕藜、林修梅、陈春生等，与孙中山皆有函电往还，但罕有言及《实业计划》的。非国民党人中，重要人物亦秉承相同意见者，似乎仅有唐继尧一人。故而，孙中山对唐继尧的表态颇为重视，1919年4月15日在回函中表示：
顷诵惠书，知对于鄙见实业计划书表示赞同，甚佩远识。
民国数年以来，民生凋疲已极，斯虽由于政治不良，亦由国内贤者对于民生问题素未注意。国民生计既绌，举凡地方自治暨教育实业诸大端，自无从而谋发展。今日国事之愈趋愈下，其根原实由于此。自欧战结束，经济竞争将群趋于远东，吾国若不于此时亟自为谋，则他人将有起而代我谋者，思之至可悚惧。文有鉴于比，月来详加研究，拟述为专书，创导国人，庶几群策群力，见诸行事。
“月来”应是确指，为1919年4月。由此可见，虽然只有美国一国之热情响应，孙中山仍在1919年4月完成《孙文学说》一书写作后，立即投入到了《实业计划》后续“更详明”之计划文本的研究、撰述工作中。前信末一句，孙中山表示会“将各种计划书寄奉”唐继尧，以资商榷。借此推测，孙中山此时虽然已经确定将《实业计划》写成“专书”，但仍未确定全书到底含括几大计划，故而回函中模糊处理为“各种计划”。
《实业计划》成书刊行之前，据笔者搜集所见，各大规划文本连载发表的刊物仅有4种，其中英文为《远东时报》《远东共和》，中译文本刊登在《建设》杂志和上海《民国日报》上。上述4种刊物所见规划文本，皆为第一计划至第四计划。前四大计划中文文本涉及翻译问题，更为复杂，其发表时间不能直接用来论证撰述时间，暂且不论；而英文文本，发表时间最早为1919年6月第15卷第6期的《远东时报》，但该刊因为并非国民党人宣传机关性质，连载并不规律，较为拖沓、且中有断档，直至1920年11月才最后刊登出《实业计划》第四计划。《远东共和》发表起始较晚，第一计划与“篇首”一起刊登于1920年2月第1卷第5期，但贵在规律，每月必刊，其发表最迟至1920年9月第2卷第12期，刊载内容为第四计划“第五部高原铁路系统”“第六部设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1920年9月15日，索克思致函孙中山：“我刚收到《远东共和》杂志的一封信，希望能得到您书中更多的章节。如果您还有其他章节，请寄给我。”但翻阅《远东共和》月刊，该杂志最终并没有连载后续规划文本，最大可能是《实业计划》之第五、第六计划英文稿此时并未脱稿。故而，笔者断定，《实业计划》第一计划至第四计划应作为一个整体，自1919年4月至1920年9月视作该书撰写的第二阶段。
综合分析上述4种刊物之连载内容，笔者另可确认一点，《实业计划》一书在前四大计划的撰述是按时间先后，依序进行的。
第一计划自1919年4月起笔，至5月中旬写就，最早以英文发表在《远东时报》是年6月号上，文章标题名为《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另有副标题写道“前总统勾画了他对于开发一个新港口、一个伟大的铁路系统、对蒙古和新疆殖民、建筑运河和发展钢铁和煤矿方面的计划”，再次特别强调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前总统之身份。
吴相湘所著《孙逸仙先生传》中有“孙先生以芮恩施公使反应良好，因又拟就一较详细且先行着手的项目，写成一十页图说的第一计划，于是年（即1919年）五月中送致上海美领馆转北京使馆。”笔者认为，这一史实记录基本是不错的，但仍可惜上文中没有注明出处，不便作进一步核实。
芮恩施的反应是一贯的。他非常重视孙中山的规划建议，在接到《实业计划》第一计划文稿后，至少做了以下三事，以响应孙中山。第一，他立即要求美国商务部特派员保罗·威瑟姆先生（Paul Page Whitham, 1878-1941）前往孙中山所指定的直隶沿海实地考察，看这一计划是否切实可行，并得到了威瑟姆本人肯定的答复，于是相信孙中山规划之处是适合建筑一个足够深度的不冻港，且所需资金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从认定这一港口的建筑将一举“改变中国华北地区的商业现状”；第二，与北京政府在位各级相关官员联络，鼓动他们依循孙中山的规划文本，采取实际行动。他3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与直隶省省长，以及省长公署的其他省级官员都谈及了此事。不仅如此，我还与南京来的江苏督军李纯的代表们，甚至（北京）中央政府的一些特定官员，商谈过此事。在花费多周的初步勘测结果出台之前，他们就对这个被称为‘北方大港’的计划都表态非常支持”；第三，6月9日，他专为此事给美国国务院撰写报告，冀望美国政府能采取行动，予以支持。芮恩施的报告中将在上海刊行的《远东时报》第15卷第6期孙中山《实业计划》第一计划“全文剪陈”美国国务院，并评论道“这一计划是孙先生乐观特性表现，忽视距离与自然障碍（沙漠）以及时间的长远。但那一关于建筑一接近天津的大港口并筑铁路与蒙古连接，毫无疑义应该重视……如果能实现这计划，无疑的是一件为中国做的极大的工作，也使商业界受益。觅取需要的资本可能性将无疑问”。
孙中山十分关注芮恩施的行动和反馈。1920年，《实业计划》英文版首次结集成书时，孙中山在第一计划第一节“北方大港”文末加上一注释，写道：
自第一计划寄到北京公使馆之后，美使芮恩施博士即派专门技师，往作者所指定之北方大港地点实行测量，果发见此地确为直隶沿海最适宜于建筑一世界港之地。惟其不同之点，只有港口当位于西边，而非作者所言之东边。读者一观此两详细图，便可一目了然矣。
一年半后，孙中山已由上海孙宅再回广州，在这段文字中再提芮恩施，仍有借助前美国驻华公使之身份影响力，树立自己权威的意图；更可见芮恩施的回应行动让孙中山印象深刻、记忆犹新，此时此处加一注释，不无呼应、感谢之意。
面对南北分裂的中国政局，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甚为谨慎。笔者未见美国政府对于芮恩施报告中事关孙中山《实业计划》第一计划有任何正式回应。在此之前一个月，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了当时政治处置和日后历史书写的焦点事件。对立、紧绷的中日关系，西方列强对于中国“山东问题”的处置不公，以及愤怒国人的种种反应，是那时的中心议题，占据了中国大部分的舆论版面。在芮恩施撰写报告之前两日（1919年6月7日），任职美国驻华公使6年之久的他，就因为个人与美国政府在处理中国“山东问题”上意见不一，正式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交了辞呈。8月18日，芮恩施被告知自己的辞呈得到了总统批准。芮恩施是此时关注、推动孙中山《实业计划》在国际上唯一重量级的人物。他的辞职，实际上也已宣告孙中山所倡议之“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潜在契机转瞬即逝。
五四事件的喧闹，更加衬托出孙中山的静默。避居海上、专注于实业救国的孙中山，本人始终与五四运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5、6月间，孙中山不止一次接到各方来函，有主张其“振臂一呼，通电全国”“以伸国势”者；有请其乘时鼓吹，推翻北京政府的，但他始终选择沉默以对，即便偶有回函，皆以“闭户著书，不理外事”为由拒绝公开评论。6月5日，马逢伯来函，直言批评孙中山对时局竟然“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孙中山回函，仍答复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但另言及“如国民果欲闻先生之言，则书出版时，望为传布可也”。这里的“书”，指的就是孙中山此时倾力述作的《实业计划》。5月下旬，孙中山在美国《独立》杂志（The Independent）发表短文，题为《坦率之言》，告诫美国朝野勿贷款给不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中国“需要的是智力与机器，而不是金钱”，仍呼吁“美国资本家与中国人联合起来发展中国实业”，“在中国设立厂”。借此可辨析，五四事件与《实业计划》在孙中山本人心中的轻重缓急。
5月中旬第一计划英文稿撰毕，中文翻译工作随即展开，最迟至8月1日完成，廖仲恺取代朱执信，成为该篇译者。第一计划中文翻译之所以略显迟滞，主要缘于朱执信此时无法兼顾此项工作。《实业计划》中文译者首次换人，又与此时身在漳州的“援闽粤军”的紧张局势有关。“援闽粤军”是处于政治低潮期的孙中山极为珍视、全力扶植的一支军事力量，除经济上的援助外，在上海的国民党人无不对漳州寄予厚望，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胡汉民、蒋介石、邹鲁等一干人此时经常往来沪、漳之间，协助粤军训练，致力地方建设。恰在5月中旬，粤军司令陈炯明致电孙中山，报告粤军在闽遭受压迫情形。电谓:“顾乃群邪环伺，日肆阴谋，必欲消灭粤军而后已。感怀国事，早已灰心。……用恳军府立饬粤军，回粤分别遣散，并饬方会办派兵填防。炯明解甲归农，不问国事。”陈炯明是自负自大之人，性格倔强，不愿屈居人下，“在国民党领导中，只有朱执信最能折服他”。朱执信与众人不同，他与陈炯明在革命同志之外，另有师生情谊。陈炯明虽然长朱执信8岁，但当他以生员考入广东法政学堂时，恰逢自日本返回广州的朱执信担任该校教员。朱执信赏识陈炯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而陈炯明因敬重、佩服朱执信的人格与学问，在人前对朱执信不称呼名讳，直接以“师尊”代指。1918年12月23日，朱执信离开漳州后，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黄大伟曾上书孙中山，敦请朱执信速速回漳：
执信兄为吾党之健者，竞公（即陈炯明，引者按）有许多要事非借执信兄之力，始能解决，不料执信兄，突于日昨离开漳州，据云将往广东，铿等力留无效，务祈先生专函执信兄，催其复来漳州赞助为要。
由此可见，朱执信是孙中山与陈炯明粤军之间连接的主要桥梁，其特殊地位无人可以替代。
朱执信赴漳州后，《实业计划》第一计划的中译工作即转交给廖仲恺。宋庆龄曾十分肯定地说：“国民党中坚定不移地和他（指孙中山）站在一起，拥护他的勇敢的行动和他的开明的思想的人中有廖仲恺和朱执信。”廖仲恺是1918年随孙中山离粤赴沪的少数几人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学说和政治主张的忠实信徒。在上海期间，廖仲恺“感于孙先生频年不获行其志，由国人理喻者寡，始肆力于宣传”，在帮助孙中山“出所学以质当世”方面并不逊于朱执信。1920年元旦，廖仲恺以《中国与世界》为题刊文：“中国人不能自救来救世界人类，让世界人类之有能力的拿他来自救，这结果就做成世界人类的战争，中国就变了巴尔干……至于我们应该如何建设，才能够最恰当的尽这义务，这就在乎我国民大多数最聪明的选择。但是这种国家建设的方针，是要依着很远大的规划来定的。”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比喻作“巴尔干”，倡导实业计划建设国家，可见廖仲恺的言论与孙中山的思想脉络是高度一致的。
围绕巴黎和会之“山东问题”裁定，引发了五四运动、美国驻华公使换人等一系列事件，国内外局势有一大变动。任尔东西南北风，孙中山《实业计划》的撰述计划依然有条不紊地推进中，第二计划自1919年5月底起笔，至8月初写就。
根据胡汉民的追忆：
总理草作实业计划是用英文来写的……总理是一个顶忙的人，党事国事集于一人之身，当然忙个不了，空着的时候又马上要手不释卷的读书……在他读得倦的时候，他就坐在摇椅里面，另外叫人在旁边读给他听，他就摇摇摆摆着听所读的内容，一个重要的地方马上叫人划出来。采用的写作方法也很妙：他自己的嘴里说出来脱口成文，人家把他的话就打下来成为文章。实业计划是采取很多的西书，都是用实际调查的材料，这本书的做法大部分是用以上两个方法的。总理在草作实业计划的时候，大概孙夫人的帮助是很大的。
胡汉民特别肯定了宋庆龄在孙中山《实业计划》成书过程中的作用，具体到底是何种“帮助”，却是语焉不详。前人论述也并未对此展开研究。笔者认为，宋庆龄不仅是提供孙中山阅读资料、打印文稿等秘书工作，而是《实业计划》英文成稿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宋庆龄亦不是一个人帮助孙中山完成《实业计划》，在英文成稿过程中，一个名叫索克思的美国年轻人虽然没有名列于1920年7月20日英文序言的感谢名录中，却几乎全程参与了《实业计划》英文文本的定稿工作。
索克思后来成为 “中国通”，终其一生职业在新闻事业。1893年9月5日，他出生于纽约州由提卡城（Utica），父亲是一名犹太教牧师（又称“拉比”）。1917年，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其间与胡适相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二月革命”之吸引，离开美国移居俄国后近一年，后被苏维埃政权驱离，转往中国生活14年（1918—1932年）。天津是索克思中国旅程的第一站，他在英国人开办的一家英文报社——《华北明星报》（the North China Star）谋得了第一份糊口的职业。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自天津南下上海，加入了《英文沪报》（Shanghai Gazette）。索克思在上海开创了他人生事业的第一次高潮，不仅与上海的学生运动产生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因为在《英文沪报》供职，取得了与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人的直接联系。据他本人的回忆：
在1919年学生运动最为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我在位于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孙逸仙博士的家里见到了他。当时孙博士生活得很平静，手中正在写一本名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的书。他的妻子正在为该书出版忙前跑后。上海的孙宅曾是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圣地；但在此时，外国人来拜访孙的人极少，因为孙博士被大多数外国人视为一个已经失败的人。
1919年7月，索克思很快于《英文沪报》离职，随后他与汤节之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公同通信社”（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继续为孙中山服务。不久，又与汤一起创立了一份中文日报——《商报》。“名义上索克思是《商报》的财政主管和股东，事实上他也一直用他的中文名字在每周的专栏上撰写有关国外的文章。”索克思言道：“当时，只有3名美国记者支持孙博士及其事业。他们是李亚先生、裴斐先生（Nathaniel Piffer, 1890-1964）和我自己。其他美国记者对孙中山的攻击通常是恶毒的，正如人们可以回头翻阅1919年至1925年出版物上所看到的那样。”从现存所有37封索克思与孙中山、宋庆龄等人来往通信中可见，他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全程参与了《实业计划》前四大计划英文文稿的修订、润色等工作。
1919年7月底至8月初，宋庆龄英文手写草书于卡片、甚至是信封上寄给索克思的5封信中，主题围绕《实业计划》英文文稿修订一事。宋庆龄写道：“《纽约先驱报》刊登了孙博士发展计划的第一部分。我寄给你10份第二计划的文稿。这是我们目前所能共享的”；“每篇原文的（英文）翻译可能都有所不同，所以请不要犹豫，去更正我的译文，如果你愿意，请把我的译文润色一下”；“这是我的译文。请修订它……当你完成修订时，请给我们寄一份文稿的打印本”。8月7日，索克思致孙中山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孙博士：在你收到这封信之前，我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现在，你的书稿已经完成。”8月11日，索克思又致函宋庆龄，写道：“我亲爱的孙夫人：我已经寄给你这篇文章的两份副本。文章还是需要修订。如果你能定个时间，我们可以一起通读它，我将会很高兴。”由此可见，第二计划英文文本在8月7日已经完成，不过索克思似乎认为仍有继续润色提升的空间。
1919年8月号《远东时报》仍在第一时间刊出第二计划，其文所定标题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另有副标题写道“孙逸仙博士在他的第二计划中提议，为弥补上海之不足，开发一个新的海港”, 文末附有孙中山的亲笔签名。但《远东时报》8月号所刊之文，并非第二计划全文，仅为第二计划第一部、第二部“甲 整治扬子江口自海上深水线至黄浦江合流点”。《远东时报》后续再无刊发第二计划其他内容，即第二部自“乙 由黄浦江合流点起至江阴”至第三、四、五部结束。
孙中山另将“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次编”寄与芮恩施，以求赐教。此时芮恩施虽然即将辞职，但仍于8月15日复函孙中山，言及“仆信此开发商港一事，实为现今全世界上最重要之商务计划。以上海而论，非行此种工程必不能达，其为中国中央商港之目的矣”，对孙氏编撰第二计划，并与之分享，表示个人的肯定与感谢。可见，孙中山已于8月初完成第二计划，《远东时报》未继续印发全文，推测原委，一定不是未能收悉孙中山的投文，想必是与李亚在凡尔赛参加巴黎和会后，《远东时报》编辑部政治立场与人事变动有关。
孙中山《实业计划》原稿为英文，再被翻译为中文。1918年11月以来，李亚的《远东时报》几乎是孙中山《实业计划》英文原稿发表的唯一渠道。此次该刊发表之断绝，对孙中山与《实业计划》所造成之影响可想而知。于是，孙中山心生“吾党本国上海设一英文杂志”想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外人无从了解，其所影响者止于吾国人”，“我党独以缺乏外国文报纸机关之故，遂令虽有绝大之计划，亦无由披露于世界”。是故，若能设立一英文杂志，借此机关报“于言论上得与外国周旋，同时以本党政治上之主张、建设上之计划，宣传于世界，殊为切要之着”。
但在上海新设英文机关报的计划，终究未能如其所愿而实现。革命事业宣传之必要性与急迫性，迫使孙中山从较易处着手——先办中文杂志，以维系《实业计划》之持续发表。1919年8月1日，孙中山亲自挂帅，命胡汉民为总编辑，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三人协助，创立《建设》杂志。他在创刊号发刊词中，对办刊目的有清楚的说明，即“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道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务。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
《建设》月刊的新生与《实业计划》的撰写关联极为密切。自1919年8月创刊至1920年12月最后一期——第3卷第1期，共计刊发3卷13期，杂志每一期的卷首论说皆为孙中山本人的《实业计划》，从无例外。《建设》杂志之横空出世，可以说首先是为传布孙中山《实业计划》服务的。此外，孙中山还将其撰述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等文章，陆续发表在该刊之上。每月初《建设》杂志出版发行之后，上海《民国日报》都会在报纸第2张（其最重要之版面）“亟转刊以介绍于国人”，以求更多读者与更大影响。
相较之下，《实业计划》英文原稿，因为没有英文机关报，后续发表遇到极大困难，直接造成了《实业计划》中文译稿反超英文原稿率先刊发面世的情况。《实业计划》第三计划、第四计划最早分别见于1920年1月号、6月号的《建设》杂志。
在1920年2月《远东共和》首刊、4月《远东时报》重刊《实业计划》英文原稿之前，孙中山等人勉力维系《建设》月刊的持续出版，对《实业计划》的宣传而言变得至关重要。此间，朱执信更是鼎力支撑孙中山《实业计划》中译工作的核心人物。自1919年6月再次返沪后，朱执信跟随孙中山，从事理论创作，写了许多文章。胡汉民1932年追忆朱执信这段寓沪生活时，如下描述道：
执信曾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隔壁住过一所小房子，夫人而外，还有三四个小孩，合居一楼一厅。先生做文章时……案上书籍乱叠。先生在乱书丛中、孩子队（堆）中，看书思想，作文又快又认真，后来没有一文一字草率，写字笔笔透到底背。那种精神真是非常人所及。
朱执信在翻译孙中山《实业计划》时，常以国家未来发展前途为念，故而常感责任重大，全身投入其中。他在1920年2月9日答复许贯三的信函中写道：“我常常怕我做的文字（指《实业计划》译文，引者按）大（太）艰涩，没有趣味。如果多几个人看了我的议论，能够了解得中国人这个重大责任，那算我的微力还能够在社会上有一点贡献了。”
更为可贵的是，朱执信非简单之文字翻译，对于孙中山所撰述的内容，亦有自己的思考。在翻译“第二计画和第三计画的前半”的当下，朱执信说道：“我以为这两项计划里头，像江阴和下关两处的浚宽，恐怕是不能免的事。其余大概可以容技术上的修正的。扬子江出口差不多也是非把三个水路塞了两个去不可。广州的通路，从前我们在广东做事的时候，曾经略为调查，大约零丁和第二闩洲的浅处（第二閂洲有石要爆去）非浚深不可，是一般的议论。（海军将校的话）这几层都是不可避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望专门工程的人实测以后，有比较用力少的办法就是了”。
1919年9月自《实业计划》第二计划起始，至1920年7月第四计划第二部，即《建设》杂志第2卷第6号前的《实业计划》中文稿件，可以确认皆为朱执信一人所译。1920年6月下旬，朱执信被孙中山再次派赴漳洲，以敦促驻扎该地的粤军西进讨桂，旋又不避艰险前往广州，联络国民党旧部和民军响应讨伐桂系军阀的行动，1920年9月21日在虎门被桂系军阀乱枪击杀。《建设》杂志于1920年7月中断出版，定与朱执信突然殉难有着直接关联。是年12月《建设》杂志恢复出版，其第3卷第1号刊发了《实业计划》第四计划第三部、第四部，但未能继续发表该计划之第五部、第六部，故而笔者判断，该篇稿件应该亦是朱执信的身后遗稿。
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对“本党同志设立之言论机关，如《建设》月刊、《星期评论》、《民国日报》以及海外各支分部所办之日报等”近半年来“大声疾呼”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予以肯定。他特别指出，《建设》杂志与《星期评论》并列为党内“两大出版物”，“已受社会欢迎”，对 “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众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深以为然，认为“功效显著”。年仅36岁的朱执信虎门罹难，孙中山获悉后极为悲痛，称其为“革命中的圣人”“最好的同志”，此后多次痛论朱执信之死对党务、国事所造成的影响。
1919年冬至1920年夏，孙中山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实业计划》后续计划写作上。1919年10月，在复尹乐田等函中，孙中山自称“文近专事著述，承嘱返粤一节，实未能如命，尚希谅之”。12月5日，于批陈炯明函中写道：“关于种种建设事件，俟实业计划告竣，再从事其他”。最迟至1920年3月29日，孙中山已完成第三计划的英文文稿。是日，孙中山致函安得生：“得知您正尽力向您的朋友介绍我的规划书，我很欣慰，亦备受鼓舞，随信附上五份我的第三计划”。第四计划的撰述继而于1920年4月起笔，其“第一部”中文译稿最早发表在6月初发行的《建设》杂志，“第一部、第二部” 英文原稿最早发表在7月号的《远东共和》杂志上。
三、结集出版
“篇首”撰毕、寄出后，孙中山再回头完成《孙文学说》书稿，所以至少在1919年2月，仍不能认定孙中山心中已有《实业计划》整书的结构框架，以及未来将之付印出版的计划。笔者所见，考虑将零散撰述之各个计划结集成书的最早言论来自宋庆龄。1919年7月底、8月初，宋庆龄致函索克思，写道：“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修订它，但是请保留这些改写的内容，因为总有一天我会翻译整本书，而以书的形式重新付印。”此信是用黑色钢笔写于白色卡片上，落款“R. C. Sun”，全信写完后，宋庆龄又在卡片空白处添写一句：“另附：当你看完原件后，请把它寄还给我”。可见，在有整书出版的计划之后，宋庆龄对于孙中山《实业计划》草稿原件亦小心保管，恐其提前泄露、流传。
全书含括什么内容，分列几个计划，迟至是年10月10日孙中山心中才有大概，其证明在《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一文。如前所述，孙中山《实业计划》前四大计划在逐一发表过程中并不顺利。尤其是关于引入外国资本一节，对于长期陷入列强侵略压迫之国人而言，实属甚为敏感的问题。甚至孙党内部亦有人有所疑虑，朱执信对此并不讳言：“对于孙先生的发展实业计划一段怀疑，差不多我们同志里头也常有疑心这一点的”。对于外界的种种质疑，孙中山在写作过程中少有公开一一回应，而是选择在1919年中华民国国庆节当日，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纪念号”，单独撰文一篇，取名《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就书中问题和社会质疑，集中予以回应。
《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是孙中山用中文写成，《星期评论》对此文极为重视，不仅将之放置于“纪念号”第一张，另特将“孙先生手稿”影印一页插在文中，展示给读者。与此同时，该文又被《大陆报》（The China Press）“民国八年双十节增刊”、《实业旬报》《中国商业月报》等沪上报刊转载，造成更大社会影响。
对于考证《实业计划》成书而言，该文价值不在于孙中山如何辩驳外界质疑，而在于可以佐证最迟至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心中已然有了全书的基本结构。他在文章后半段写道：
此予于《建国方略》中，特先草就《发展实业计划》一门，我有计划，则我始能用人，而可免为人所用也。此计划已先后载于《建设》杂志第一二三期中，且将继续刊之，以供国人之研究。
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为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其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其次则注重于移我垦荒冶铁炼钢，盖农矿二业，实为其他种种实业之母也。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矣。且钢铁者，实为一切实业之体质也。凡观一国之实业发达与否，观其钢铁出产之多少可知也。
以《实业计划》主体内容对照可知，第一至第四计划即孙中山首先所注重的“发展实业之要素”——铁路道路、运河水道、商港市街之种种建设；第五、第六计划则对应的是“其他种种实业之母”的“农矿二业”。
实际写作中，第六计划重视矿业乃一以贯之，但在第五计划中，孙中山已经不满足于只撰述“农业”一节，扩而提出“工业本部”（the main group of industry）之概念，认为“工业本部者，乃以个人及家族生活所必需，且生活安适所由得”，坦言在近世社会“生活之物质原件共有五种，即食、衣、住、行及印刷是也”，故而列出粮食、衣服、居室、行动、印刷工业5条子目录，一一论述。这说明1919年底至1920年的后续写作过程中，孙中山仍在不断调整《实业计划》的主体内容。另需特别注意的是，孙中山对于印刷工业有着异乎常人的重视，将之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行并列。此中原由，概与孙中山个人言论在1917年至1920年间出版过程中常常遭遇“拒印”的窘迫现状密切相关。《会议通则》《孙文学说》的出版之困、《实业计划》四大计划的发表之难，让孙中山“深感现在之痛苦”，亦“预测将来之需要”，因此决心从速设立一大印刷机关。
1920年初，孙中山开始着手创立自己的印刷机关，用以负责将来《实业计划》整书出版事宜。他希冀借助海外国民党同志的力量，拟定资本50万元，分为5万股，以“爱国储金”为名集资，“以吾党同志热心所集之储金，择一最为有裨于党、有益于国之事而举办之”，“创办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机关”。1月29日，孙中山发布《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言明理由：“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虽然吾党已有《建设》杂志、《星期评论》两大出版物，但“尚自慊于力有不逮者，即印刷机关之缺乏是也”；“我国印刷机关，惟商务印书馆号称宏大，而其在营业上有垄断性质，固无论矣，且为保皇党之余孽所把持。故其所出一切书籍，均带保皇党气味，而又陈腐不堪读。不特此也，又且压抑新出版物，凡属吾党印刷之件，及外界与新思想有关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受该书馆所抑阻，四望全国，别无他处大印刷机关，以致吾党近日有绝大计划之著作（即《实业计划》，引者按），并各同志最合价值之撰述，皆不能尽行出版”；继而，孙中山比对中日两国印刷业情形，认为营业出版机构“必可获利”，“从速设立一大印刷机关，诚不可谓非急务矣”；最后，孙中山明确表示“此印刷机关绝对不招外股，实以吾党精神贯注之”，“此而能举，则革命之成功，必可操券”。
孙中山欲为上海设立一大出版机构的设想未能立即实现。筹备民智书局的工作千头万绪，费时长达两年之久，最终是在胡汉民老友、“海外党部代表”林焕廷的发起努力下，配合以海内外同志的捐款赞助，于上海棋盘街设立发行所，另设办事处于环龙路44号兼理店务，设印刷所于塘山路（今唐山路），于1922年2月12日才正式开张，书局业务直到1923年才“渐见发达”。主要“刊印党国名人著作，如孙中山、戴传贤、邵元冲、邹鲁、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沈玄庐等之著作”，另“提倡世界语最早”，出版《文艺辞典》《社会问题辞典》等书最早。而《实业计划》一书在1920年9月21日之前就已写完。
《实业计划》英文原稿脱稿日期，学界众说纷纭。治学严谨之前人学者，在无更多史料前提下，皆以序言落笔日期为参考，认为孙中山在1920年7月20日即已完成书稿。但是，序言撰毕并不意味着全书已然完成。此种情形在《孙文学说》一书中曾经上演，《 实业计划》亦有相似情况。1920年9月15日，索克思致函孙中山，为《远东共和》杂志索要《实业计划》更多稿件，予以刊发。索克思是架设在《远东共和》杂志与孙中山之间的桥梁人物，他将该杂志出版发行的情况介绍给孙中山和宋庆龄，而孙中山也很乐意自己的《实业计划》能在美国发表，为其扩大影响。9月21日，“Lin Li-yen”代孙中山给索克思的复函中，写道“本月15日来函收悉，孙中山先生指示我通知你，他《实业计划》 的最后一部分仍在出版社付印过程中。书一旦拿到，他就寄给你”。笔者按图索骥，翻阅《运动共和》杂志1920年7月至9月连载之《实业计划》，内容为“第四计划”之“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五部、第六部”，独缺“第四部 扩张西北铁路系统”内容，此后《远东共和》再也没有刊登《实业计划》的后续内容。综上所述，笔者有以下两点判断：其一，1920年9月15日之前，索克思从孙中山处拿到的《实业计划》英文稿件仅为第一计划至第四计划之大部（缺“第四部”）。因为1920年大多时间里，索克思与孙中山同时寓居上海，且往来密切。例如，8月8日，宋庆龄邀请索克思次日与孙博士一起午餐。8月18日，索克思又与汤节之共同赴上海孙宅与孙中山、宋庆龄一起晚饭。若早有成稿，孙中山没有理由不与索克思继续分享，予以完善。故而仅剩下一种可能，即《实业计划》后半部分（即第四计划“第四部”第五计划、第六计划及全书结论）是在短期内（即1920年8、9月间）写就的，无暇再交与索克思修订；其二，最晚至9月21日，《实业计划》全书已经脱稿，并交付出版社印刷。孙中山复函索克思时并未继续提供稿件，说明在与出版社签订付印合同后，此时孙中山已不希望将书中各个计划“登载各报、各杂志” 先行流传，而是致力于尽早结集成书，以求更大影响。以上判断还可解释为何无论英文之《远东时报》《远东共和》，中文之《建设》杂志、上海《民国日报》，各报、各杂志仅有前四大计划的刊登，却皆无第五、第六计划和全书结论的连载。
国民党人自设之出版机构迟迟不能成立，《实业计划》一书却早已脱稿，孙中山不得不再次寻求中国商业印书机构为之出版。最终，《实业计划》英文初版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印刷、发行的（后文简称“商务版”）。
上海商务印书馆正是张元济主政时期。孙中山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前交恶，《会议通则》《孙文学说》皆告流产。为“拒不代印”《孙文学说》，1919年9月间，张元济冒着吃官司的风险，宁愿认付《申报》《新闻报》“约一百八十元之谱”所谓的“告白费”损失，也不愿意出版孙中山的《孙文学说》。何以在一年后，商务印书馆就愿意付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孙中山一方，既然已经破口大骂商务印书馆为“垄断”机构，为“保皇党之余孽所把持”，其所出一切书籍“均带保皇党气味，而又陈腐不堪读”，为何仍愿意将自己无比珍视的《实业计划》委托商务印书馆出版？笔者认为，孙中山一方仍未有自设之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乃是彼时中国最大之书商，具有最强的发行能力，是双方可以化敌为友的前提条件。首先，孙中山抨击商务印书馆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彼时属于“党内通信”，当时未必为商务印书馆同人所知悉；其次，孙中山与张元济原本无个人恩怨，前二书出版无果之交涉皆由代表出面。两人曾有的一次直接通信中，张元济1920年9月26日致函孙中山亦对退回《孙文学说》书稿的事由予以解释，认为此举并非针对孙中山个人，而是迫于政治压力，“在商言商”。对此解释，孙中山虽然并不满意，但仍保持风度，未有采取进一步报复性动作。所谓对峙公堂、登报告白之事皆未实际发生，为双方关系转圜留有余地；再者，双方有共同朋友可为之缓颊。可能调和矛盾之人如胡适。商务印书馆此时正极力希冀将之从北京大学调出，招致麾下，而胡适非常欣赏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他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法……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他在评论《建设》杂志创立时说“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另有如蒋梦麟、余日章、顾子仁等人，这群曾深度参与孙中山《实业计划》撰写工作的知识人，同时又与商务印书馆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蒋梦麟自美归国的第一份工作在商务印刷馆编译所，与孙中山、张元济皆有深厚私谊。《 实业计划》英文序言孙中山所致谢之人，余日章仅位列蒋梦麟之后，同时他也是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所长期依托的重要作者。1921年4月25日英文序言中，孙中山将前一英文序言的最后一句：“Special thanks are due to Mr. T. Z. Koo, who has undertaken to see the book through the press for me”（“尤蒙顾子仁先生之厚谊，成书付印时为余奔波照料，殊为感激”）删除。由此可见，顾子仁在孙中山《实业计划》1920年付诸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程中做了极多工作，以沟通双方，故而孙中山有此感言。孙中山并未解释为何将此句于1921年4月25日英文序言中删除，概与顾子仁后来在政治、宗教立场上未与孙中山保持一致，两人关系急转直下有关。孙中山与商务印书馆两者关系错综复杂，之所以能不计前嫌、重修于好，其历史成因仍待方家进一步考证。
“商务版”《实业计划》的出版信息极为简略，仅有一句“SHANGHAI: Print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2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笔者译），以故前人论述皆不疑《实业计划》为1920年发行面市。然而，索克思与孙中山通信中表明，他是于1921年3月15日才收到孙中山自广东寄来上海的50本《实业计划》。以彼时中国之物流速度，若孙中山第一时间（鉴于双方关系，极有可能如此）将《实业计划》寄给索克思，可知孙中山本人在1921年初才从商务印书馆处拿到《实业计划》的成书。此非孤证，1924年6月12日，孙中山致美国企业家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函中，回忆《实业计划》出版情形时说：“这项计划见于我的《实业计划》一书，该书于一九二一年在上海，一九二二年在纽约由普特曼公司出版。”《北华捷报》再刊《字林西报》1921年6月7日一篇书评中，开篇也写道：“我们刚刚收到一本最近发表的，由孙逸仙所写的，名为《实业计划》的书”。1924年6月距离该书在上海出版仅3年有余；字林报馆亦在上海，距离商务印书馆移步即达，两处史料中孙中山皆是自己肯定“商务版”《实业计划》于1921年出版。因此，笔者认为《实业计划》英文初版虽然写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付印，而真正面市时间有晚于字面信息（实为1921年初）之极大可能。
“商务版”《实业计划》无任何设计美感可言，印制亦非常粗糙，孙中山对于英文初版很不满意。在刚拿到成书不久，1921年4月2日，他就写信给康德黎（James Cantlie, 1851-1926），除了“奉上甫经出版之近作——《中国的国际开发》（即《实业计划》，引者按），借以向先生及夫人聊表感谢与敬爱之情”外，函中内容主要表达了他对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实业计划》的不满。他认为“此书及所用地图，均有若干错误”，书中前面没有目录，后面没有索引，而且文字排版行数太过紧密，以致书看起来很薄、分量很轻。为此，他请求康德黎给予协助，“将此书在英国发行”。孙中山不希望重蹈覆辙，对于《实业计划》的英国再版要求非常细致，他希望康德黎能够携带自己的函件与该书，亲往请求，“极希望柯尔逊爵士为此书写一序言”；再请康德黎明确要求未来的英国书商“为此书编一目录表及索引”，希望文稿排版为“每页仅印三十行，以便增加页数与厚度”。为求《实业计划》在英国能够再次出版，孙中山表示“愿将英文本版权，给予接纳此书之任何商人”，为了防止英国书商中“无人接纳”，他甚至愿意自费出版，并表示将对书稿文字再做修订。
不仅在英国求人用力，为求更多读者、更大影响，孙中山当即还下定决心要将《实业计划》同时寻一家美国书商交付再版。甚至早在1921年4月25日，孙中山即为此时仍无法确认再版时间的《实业计划》又写好一篇序言，由此亦可见孙中山欲再版《实业计划》英文版之决心。
康德黎于6月26日复函孙中山，表示当前《实业计划》“在英国发行事”非常困难，并告知他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柯尔逊（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也已明确回复自己，不愿意为该书撰写序言。孙中山8月12日复函康德黎，对该书目前在英国无法发行之情形表示理解，但表示自己并未放弃，“将等待较佳之机会”。而对柯尔逊认为自己想利用他的政治声望，故而拒绝写序一节，孙中山反驳道：“余深信，如果希望中国及全世界民众，能早日运用中国无数之资源而不再延误，则余书中所拟之发展方针，实为正确之途径。余希望国际政策之制定者，或对此巨大政策有影响力之人士，能同意此种观点，能以产生必要之推动力量，传播余之构想，以利计划之实施与完成。余之所以希望柯尔逊爵士向英国大众介绍此书，此乃唯一之原因。”对柯尔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孙中山表示不屑。
1921年底，孙中山终于寻到一家英国出版商——Hutchinson & Co. ltd.（哈钦森公司，笔者译）愿意再版《实业计划》（后文简称“哈钦森版”）。哈钦森公司1887年由乔治·哈钦森爵士（George Hutchinson, 1857-1931）于英都伦敦创立，后由其子沃尔特·哈钦森（Walter Hutchinson, 1887-1950）接管经营，主营书籍出版与杂志发行。哈钦森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英国小说家本森（Edward Frederic Benson, 1867-1940）的 “鬼故事”（spook stories）系列小说被广为人知。该公司在再版《实业计划》时，完全尊重了孙中山的意见，为书编列了目录，为图编了索引，甚至排版亦以每页30行为准，全书也达到了265页之多，远超“商务版”正文的165页。
事与愿违，“哈钦森版”《实业计划》的发行情况相较“商务版”更为糟糕。据笔者所见，当今世上仅有一本存放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中。是书前插一页，写有“英文建国方略，此书限于中山大学教科之用非卖品”，又可说明它曾历经英国至中国、最终到美国的全球之旅；另有一本存目于大英图书馆中，但寻遍该馆仓库，所藏之仅为1928年第2版，而非1921年初版。因为英国书商发行不力，该书存世极少，以故罕为人知。美国学者韦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1908-1997）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将“哈钦森版”与“商务版”混为一谈，误认为孙中山1921年4月25日的序言是为了“192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版本。更多学者甚至不知晓有“哈钦森版”《实业计划》存世。
虽然存世极少，哈钦森公司的确曾在1921年出版过《实业计划》英文版。孙科1928年为“哈钦森”《实业计划》再版序言中，明确写道：“在1921年，我的父亲——已故的国父孙逸仙博士，撰写了《实业计划》一书。书中他的设想是，中国应引入国际资本帮助发展铁路、高速公路、水利与灌溉工程，建设新的港口与现代化的城市，打造基础工业和公用设施。”若无初版，何谈再版？孙科序言亦可佐证这一史实。
较之英国情形，美国费时虽久，却有更好结果。1922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G. P. Putnam ’ s Sons（普特曼公司）愿意为孙中山再版《实业计划》（后文简称“普特曼版”）。普特曼公司成立于1838年，是一家享有声誉的大型书商，1841年在伦敦设立分公司，成为美国首家能在英国取得如此业绩的出版机构。子承父业后，公司改为此名。1874年，公司又在纽约市设立印刷厂，后将印刷业务分离，单独成立一家分公司，名为the Knickerbocker Press（尼克伯克出版社，笔者译），1889年再建尼克伯克出版社大楼，并迁入此处办公。1930年，随着乔治·H. 普特曼（George Haven Putnam,1844-1930）的去世，公司的所有权经历了多次变更。普特曼公司1996年与企鹅集团（Penguin Group）合并，2013年最终归于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与英国哈钦森公司殊途同归，成为两家公司共同出版《实业计划》英文版外的又一个历史巧合。
普特曼公司再版孙中山《实业计划》时，重新设计封面，重新排版文稿，使得呈现方式更为合理，并在封内页写有“With 16 Maps in the Text and a Folding Map at end”（“书中有16个地图，书后并有一幅折叠地图”，笔者译）一句，为招揽更多读者作出不少技术处理。最为可贵的是，普特曼公司拥有强大的发行能力，这使得“普特曼版”《实业计划》成为后世最广为人知的版本。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所保存之孙中山藏书中仅有“普特曼版”《实业计划》，由此可见孙中山、宋庆龄也是最为满意该版成书的。
在“普特曼版”再版之后，截至孙中山逝世，《实业计划》英文版再无其他书商付印、发行。
与《实业计划》英文版在英、美两国一再出版同时推进的是，曾经一度中断的英文书稿的汉译工作。由于朱执信的突然离世，孙中山找来《建设》杂志社另外两人：林云陔、马君武，共同翻译后续的英文稿件。据孙中山介绍，《实业计划》第四计划之一少部分、第六计划和结论部分是由林云陔所译；而第五计划是由马君武负责的。《实业计划》中文译稿之完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朱执信为核心人物，廖仲恺只是在朱氏无法兼顾情形下中间穿插译有一章；第二阶段则是林云陔、马君武分工合作，并行推进，以求速成。林云陔、马君武与朱执信、廖仲恺一起，被孙中山“特此志之”于1921年10月10日所写中文序言之最末一段。
1921年6月30日，已是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发表演说时，谓改造中国之方法他已早有预备：“余于三年前曾发行一书曰《孙文学说》，先改造中国人心理。昨年发行《中国实业计划》一书，谋改造中国物质，与工商之业。盖中国宝藏至富，甲于世界，开发振兴，中国必强。此书为英文本，风行欧美，彼方专门学者，皆许以为可行。现在广东翻印中文本，不日可出版。”
1921年12月，《广东省教育会杂志》刊出一则广告：
《建国方略》，孙大总统著。
是书乃孙大总统外考东西各国建设方略，内审中国政治地理社会情形，竭数十年心力，改造中国之伟大计划。著述成书，内分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国家建设四卷。其心理建设、社会建设二卷曾经各省翻印多版，风行天下，而物质建设一卷，兹复告成，并将前出二卷重加修订，分订四册，并附中国铁路全图一张。留心国事、改造国家者不可不速购一部，以资研究。至国家一卷，将次出版，特并奉闻。
全部三卷，分四册，附中国铁路全图一张，定价银二元五毫正。
总发行所：广州市长堤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
分售处：广州市各大书坊。
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启
《广东省教育会杂志》为月刊，自第1卷第6号至第2卷第3号，即1921年12月至1922年3月，连续刊登了相同的售书广告。
如前述，1921年10月民智书局并未成立，故“《实业计划》中文初版于是时由民智书局出版”一说，有悖基本史实。笔者认为，《实业计划》中文初版并非单独发行，而是与1917年出版之《会议通则》、1919年出版之《孙文学说》，汇集成《建国方略》三卷，分订为四册，一同面市。《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会议通则》皆被隐去原书名，分别冠以“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依次排序，由此可见，中文初版之《建国方略》已与今日所见该书基本无异。因为中国国民党此时尚无正式出版社创立，以故，《实业计划》中文初版分为上、下两册，作为《建国方略》三卷之第二卷，最迟至1921年12月由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代为发行。
1922年2月12日，民智书局在上海正式设立发行所后，是年6月即再版《建国方略》，翌年3月又印第3版，后更是多次重新出版该书。笔者对比查证上海民智书局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的《建国方略》再版广告，其内容与《广东省教育会杂志》之售书广告内容如出一辙，另有明确写道：“前三卷初版数万部，前在广州印行，不数日完全售罄”。因此，笔者虽未见是书遗世，《实业计划》中文初版1921年底印行于广州，仍可确认无疑。
余论
孙中山自信为“先知先觉者”。辛亥革命后，由于政治上失势，孙中山表面上不问政事，实则时刻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国发展的走向。著书立说是他团结同志、启蒙国民，以保持影响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孙中山1918年12月23日自言道：“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因此，二次革命中遭通缉，流亡回国，有《会议通则》；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避居沪上，再有《孙文学说》，继之有《实业计划》，《建国方略》遂成。
不同于《会议通则》《孙文学说》的言说对象主要是国人、用中文写作，《实业计划》是一项旨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资本如何走向、中国实业如何发展的“利用此绝无仅有之机会，以谋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的战略文本，言说对象率先在列强诸国，尤寄望于此时崛起之美国，故用英文写作。与此同时，延续《孙文学说》撰写之初心，迫切希望中国最广大之民众能了解他“革命之建设”的真谛，再译为中文，主要借助国民党人自筹自办之报纸期刊与出版机关，传播周知。
《实业计划》成书历程中先刊之章节与中、英文4版成书对比来看，孙中山对规划文本之科学性与操作性极为注意。1918年11月，孙中山在撰写《实业计划》“篇首”时，铁路、石马路、运河、治河等“交通之开发”是安排在“商港之开辟”之前，被孙本人所首先考虑的；短短半年后，1919年4月撰述“第一计划”时，于华北中国沿海地区建设一个如纽约港的北方大港，显然已取代“交通之开放”，成为排在首位的规划内容。这表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撰述初期即在规划方向作了相当程度上的修订。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修订，但草率地将孙中山的这一改变归因于出身职业工程师的威瑟姆一篇文章的影响，这显然是高估了威瑟姆的个人魅力。能够促成这一转变的，笔者认为只有可能是芮恩施。而孙中山之所以愿意做出修订，与芮恩施美国驻华公使的身份密切相关，毕竟实践之可能仍是孙中山彼时考量的首要因素。另外，“篇首”撰写时，孙中山对中国如何“开一新市场，既以销其自产之货，又能销外国所产，两不相妨”，依序开列有十大规划方向，而将之与成书后六大计划前后对照，规划顺序有很大不同、内容亦有不少差异，可见孙中山并未固执己见，而是根据各方反馈，不断调整《实业计划》的撰述内容。
孙中山对《实业计划》特别珍视，另可体现在文字修订方面。孙中山并非将之前《远东时报》《远东共和》陆续发表之英文稿件原封不动移至书中。“篇首”一文，笔者将《远东时报》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初版比对发现，文章总体大意不变，然而前后修订多达30余处。修订主要是改正先前的表述错误和文法语病，以求英文表达更为精确。以一处改动较大者举例，《远东时报》所载第三段首句为“if this twenty-one billions and nine hundred millions of dollars of annual trade finds no place in the post-bellum readjustment, then it has to cease and the capitals invested in its production will have to go to the scrap heap.”（“如当整理战后工业之际，无处可容此一年二百一十九万万之贸易，则其工业必停，而投于是之资本乃等于虚掷”，朱执信译）；“商务版”《实业计划》书中改为“If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war industries can find no place in the post-bellum readjustment, then they will be a pure economic waste.”（“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工业无处消纳，若如是，则将为纯粹之经济浪费”，笔者译）。孙中山在此处修订中，不仅通过词语替换、文法精进，使得行文更为简洁，更将描述对象由泛泛而谈的“年度贸易”精确指示为“军工业”，又将貌似准确、却无实据的“二百一十九万万”价值虚化表达为“数十亿美元”，以求表达更为准确。“商务版”《实业计划》较之更为晚近的《远东共和》文稿亦有不少修订，如“篇首”文中的“prove”改为“Culminate”，将同一句话中的“I am sure”由文末前移至句首。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所保存之孙中山藏书中有上海民智书局《建国方略》第2版，孙中山对1922年此版成书的文字仍有多处修订。即便再版多次，遣词造句一改再改，可知孙中山对于《实业计划》抱持着极为认真的态度，孜孜以求文章至臻的境界。
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实业计划》立意甚高，孙中山认为提出此举可“消纳”西方强国因为欧战停歇而生成的生产力过剩问题，通过“国际共助中国之发展，以免将来之贸易战争”，如此一来，“将来战争之最大原因，庶可从根本绝去矣”。全书脱稿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接近两年。他仍认为当今世界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可“在此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中”中一起解决。《实业计划》气魄、格局之大，相较之下，同一时期美国总统威尔逊之“国际同盟”倡议亦等而下之。
然而《实业计划》文稿发表却历经挫折、一路坎坷。《实业计划》从无到有、集腋成裘的成书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起笔成篇为独立之时段。“篇首”写成最早，孙中山投石问路，寄送给各国政要与国际友人。各国反应冷热不均，他主要得到了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积极响应与实际支持。孙中山受到鼓励，因而决定完成计划书之后续撰述。“篇首”中译文稿由朱执信执笔，在汪精卫、叶楚伧、李亚等人的协助下，中、英文稿件在沪上各大报刊皆有刊登。孙中山之新说在国内造成短期而热烈的舆论氛围，然而媒体之喧闹如烟花易逝，并无改变时局之实际影响；第二是计划书连载发表的阶段。孙中山在蒋梦麟、余日章、朱友渔、顾子仁、李耀邦、宋庆龄、索克思等人的帮助下，逐一完成各大计划书。孙中山撰述《实业计划》期间，巴黎和会之“山东问题”导致了五四运动爆发，系一大转折事件。在国内民族主义之日渐高涨的大背景下，《实业计划》愈发显得不合时宜。虽然孙中山心中不为所动，仍笔耕不辍，但在《远东时报》中断连载后，除《建设》、上海《民国日报》等党报党刊外，社会舆论中已极少见《实业计划》之讨论文字；最后阶段是全书脱稿、结集出版。为如期顺利出版《实业计划》，孙中山于1920年1月29日提出从速在上海设一英文杂志和一大印刷机关的党内号召。世事难为，不遂人愿，英文杂志与出版社在短期内皆未获成功建设，而未几书稿已成。孙中山为求得一本满意成书，国内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继于全球范围，尽己所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付印，最终留存于世有1920年“商务版”、1921年“哈钦森版”、1922年“普特曼版”3种版本的英文本和1921年底在“粤京”广州首发的《建国方略》三卷四册一部中文初版，以及1922年6月后由上海民智书局多次再版的中文版。
《实业计划》撰述之先后次序：最早单独成篇者为“篇首”一文；次之为第一至第六计划，以及结论部分；又次之为1920年7月20日英文序言；继而是1921年4月25日英文序言；最后是《实业计划》中文版“自序”。自1918年11月11日起笔成篇，至1921年10月10日中文版“自序”撰毕，孙中山为著述此书共计花费约三年光阴；若以“普特曼版”1922年10月的最终面市日期论，耗时更久，将近四年，《实业计划》无疑是孙中山一生所有文字中用时最久之作。1918至1922年间《实业计划》成书之艰难，亦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孙中山的思想并不被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很多人所理解和接受。
《实业计划》立意之高与发表之难，既形成鲜明的反差，又达成自洽的逻辑。书中结论部分，孙中山写道“为和平而利用吾笔作此计划，其效力当比吾利用兵器以推翻满清为更大也”。他甚至认为，该书的重要性，较之自己推翻清朝、首创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所起到的历史功绩更大。由此可知，《实业计划》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一时无二。以故，虽然困难重重，孙中山仍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即便在主持北伐、政务缠身之际，仍不忘为该书之出版耗费许多心力，亦甚切合孙中山先生人格中“吾志所向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厉）”的一面。
（本文首发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3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注释从略。）
来源：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