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解读《吴铁城回忆录》（二）

文 / 冯晓晖

本文是“九江近代史料研究”系列中的一篇，该系列作为“九江文史”下的子栏目，致力于深入挖掘早期报刊书籍、档案文件、历史照片、地图等原始史料，并结合当代视角加以解读，力求多维度展现九江近代历史的真实风貌。

本篇内容较长，约2.5万字，故将分为多篇连续发布，敬请理解。阅读前篇请点击链接：

九江文史 | 解读《吴铁城回忆录》（一）

【正文】

▲ 初次还乡

我十五岁（光绪二十八年壬寅）随母亲由九江初回到中山那年，我记得经过上海，乘的是招商局赴香港的船，再经澳门搭旧式渡船到石岐。那时岐关公路还没有开辟，我们又坐了轿子，才到平湖——我们的家乡。行李有四五十件之多，因为那时，邮寄包裹办法还没有出现，路途转折，行旅不大便利，难得有人回乡，大家都买点东西礼物托带转送亲友。

我很诧异，我的母亲的轿子，每到一乡镇门口，她便要下轿步行，过了乡镇才又重新坐上，当时我问母亲，她说，这是古老相传的礼俗，表示尊重乡里之意。到家后，拜见我那八十余岁已经老态龙钟的外祖母，她非常欢喜。其次是拜候远亲近戚，在我乡下，当时教育还算发达，镇上即有桂山书院。也有一处温泉，在禾田的中间，可惜没有设备。我们的墟市，是各乡轮流赶集的，我初次趁墟，穿着白竹布衫裤，路上男妇，颇为注目。乡间对于白色衣服是避忌的，以为我们是外江人。其后乡人劝我们不要穿这样的衣服。

1932年广东香山县孙中山故居图源：天下老照片

清明节，拜扫过祖坟，祠堂例给族中男丁一块规定分量的烧猪肉。我的祖坟，已经多年失修，记得祖母去世，父亲回乡奔丧时，曾主张加以修建，族人表示反对；因为堪舆先生说过不宜改变，万一动土破坏了风水，族人认为是一件大事。

▲ 幼稚的憧憬

我的家庭可说是安定而融和的。良好的家庭环境，在我的天真的童心上，也感到温暖。父亲以辛勤所得，每月大约有二十余元的收入，年终还有一份花红；这在当时，收入已不算少。那时，生活程度很低，虽然西洋的工业品已经闯进农业社会的古老大门，到处推销，但只有微小波动，社会还算安定。我记得我十四五岁时候的物价：米，是二块多钱一担；猪肉，一毛多钱一斤；鸡蛋，一块钱一百五十枚。我们家里每天的菜钱，不会多过四毛钱。那时一块钱是用墨西哥的花边银元，辅币还是铜钱，也有铜板。这样，数口之家，也算过着中产阶级人家的生活。当时我也曾在想，假如我将来有一份职业，每月有三十块钱的收入便觉满足了。当时还以为生活程度和物价是不会变动的。

【解读】

石岐：石岐为中山市的中心城区，昔日香山县治所。

岐关公路：石岐一澳门关闸的一条现代化公路，1927年动工，1936年全线通车。

墨西哥的花边银元：墨西哥鹰洋，1854年以后大量流入中国，因成色较佳，在南方各省流通非常广泛，几乎成为主币。

带有钱庄戳记的墨西哥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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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淘气的孩子

我幼年的时候，由于天性好动，倔强顽皮；是一个很淘气的孩子。后来从我母亲口中听说，我当年欢喜出门四处游逛，附近的烟水亭啦，胭脂山啦，常常都蹓到那里玩。又好爬山划船，攀登树上，几次险些掉下来。经常和别的孩子争执吵闹，动起小拳头打架。有一次逃学，受到老师的体刑，他扳起脸孔，用戒尺用劲的打我的手掌和屁股。有时念书心不在焉，常在书桌上打瞌睡。

我还记得，有一次家里请了木匠修理地板。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楼一底的，我一时顽皮，从楼上的梯口直跌下来，刚刚掉在木匠的工作椅子上，那张椅子右边放着一把斧头，幸而我跌在左边，稍一偏右，我的小头颅就要破开两边了。至今我的天灵盖骨头上，也还留下这一个童年的伤痕。母亲还告诉我：有一年端午节河里赛龙舟，大约我那时只有两岁大，我的乳娘抱我到河边看龙，看到紧张时，不知怎的，乳娘松了手，把我一个跟斗掉到河里去了，灌了一小肚子的水。

九江湓浦港，约1870年图源：《九江老照片》

▲ 私塾开蒙

七岁时（光绪二十年甲午），父亲送我入九江新安会馆私塾去念书。私塾的老师是一位安徽人，是一位廪生，道貌岸然，管教严肃，每天上学和放学要向孔夫子像行揖拜礼，对老师也是一样。那是科举时代，无论在都市在乡村，富有者就请老师回来设「专馆」，其次就是「私塾」。

私塾里的教授方法，启蒙用《三字经》，接着是《千字文》，《孝经》，四书等，注重温习背诵，每一本书都是要从头背诵强记的。我很不耐烦这种背诵方法，但我至今记忆力还不十分差，也可说拜当年背诵之赐。每天要写字，起初是填字格，后来是临摹，但我总爱写自己随意的字体。

十四岁（光绪二十七年辛丑）那一年，由私塾转到了专馆，是在一位姓张的人家里寄读。那位老师就是当地德化县一个很有学问的宿儒——徐庭兰孝廉，一个面目极其严肃的人，督教也更加严厉。在那里我攻读了三年之久，总算奠定了一点国学基础。

八股废了，科举废了，我也已经长大了。新学堂的风气影响了每一个旧家庭，我憧憬于新教育的进步和有兴趣，立意要进学堂。一位中山同乡郑雍鹏先生，是早期的留美洋翰林，英文很好，我便到他那里补习英文，时间约莫有两年。

【解读】

胭脂山：延支山。

民国时期的延支山图源：《九江老照片》

新安会馆：安徽会馆，徽帮所建，为清末民初九江最有影响力的会馆之一，在今都天巷内。

徐庭兰：德化士绅，1904年与他人利用原义学旧址（在梅花巷口，双峰路2号至大中路431号原邮电支局处）筹资创办了九江第一所民办小学堂，后改称改称九江县模范小学、九江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堂。该校后合并迁移成为现在的柴桑小学。

【正文】

▲ 教会学堂

随后我离开了专馆，进了九江美以美会所办的同文书院。那时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在九江设有学校，信奉天主教的人多些，基督教较少。同文书院的功课，和私塾专馆的专以经史教授的大不相同，许多老师教授我们以前所未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有军事体操和球类体育运动。

同文书院西北角，20世纪初图源：《九江老照片》

宽敞而整洁的学校环境，群体的同学生活，使我精神焕发地开始接受新时代的一切智识。在当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口号下，这是一间「中西会通」的学堂。

我不忘记一位教我们英文的慈祥的老师—华师母。她是美国人，和蔼而有耐心的教导我们会话和造句。她在中国多年，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更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的校长库先生，他是美国籍的德国人，一个诲人不倦的教育者，谦和而带有学者的雍容风度。他简直像自己的子姪一样看待我，不时给我鼓励，夸奖我的聪明活泼。后来他一直在中国很久，做过武昌一所著名大学——文华大学的校长。在我以后任上海市长时，前面所说的华师母已告老回美，仍然常通音问，我也曾寄了一点钱和礼物给她，表示我受业不忘的寸衷。

父亲对于我的求学，虽时加督促，但对于我将来的志向，并没有拘束我选择的自由；他似乎不一定要我承继他的经商事业，让我的性情去发展自己的前途。他自从自营商业十余年来，也渐渐取得社会地位，满清时代的商人是可以捐官的，他还捐了一个五品衔的同知，后来做了商会的协理。

【解读】

美以美会：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主要教派，是清末到民国期间中国最大的新教宗派。该教派宣教重要的手段是致力于教育和医疗事业，九江生命活水医院、九江市妇幼保健院（但德福医院）、九江同文书院、儒励女中（双峰小学）等，都是美以美会创建的。

华师母：Louise M. Walley，英国人。1886年随丈夫John Walley来华，在丈夫于1894年去世后，她成为传教士，曾担任同文书院负责学生生活的女总管。

库先生：库思非（英语：Carl Frederick Kupfer，德语：Karl Friedrich Kupfer，1852 年 6 月 8 日－ 1925 年 11 月 20 日），美以美会来华传教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九江同文中学创始人。关于他的故事见笔者写的《九江文史 | 库思非的同文书院与南伟烈大学》。

库思非像图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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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大事

同文书院毕业（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后，我打算到东京去读书，但父亲关于我的婚姻大事却很关心。当时风气闭塞，男女社交为古老社会所不许。我离开校门，已经二十岁，我的父母为我配一门亲事，他们在选定的时候，将「乾造」「坤造」的生辰八字送给算命先生，看看有没有冲克。我父亲对于命相，也稍为了解。他拿一个女子的照片给我看，征求我同意；并说：「圆圆的脸孔，有福气，将来旺夫益子，好一个奶奶相。」这选定的一位是马家小姐，就是我现在的马氏夫人。她生长于上海，父亲在九江轮船公司任经理，为人乐善好施，是一位慈善的长者。

父亲坚持要我结了婚才到东京读书，适值光绪驾崩，在专制时代的「国丧」是一件大事，民间一切喜庆事都不能举行，因此拖延了「好事」，也拖延了东京之行。

我结婚那年是二十二岁（宣统元年己酉）。当时社会风俗，新郎要躬行亲迎礼，以示隆重。新娘子的「花轿」到了门口，随从的女伴（粤人谓为大妗姐）撑开雨伞遮着，使头不见天，背起新娘子的身体，使她脚不到地；新娘子凤冠霞帔，一幅红丝巾做面幕。新夫妇饮了合巹酒后，新郎的未婚朋友多则十余人，少则数人，把新郎匿藏起来，要求新娘以礼物交赎。等到送进洞房，揭去面上红巾，开始闹新房了。新娘「三朝」必须下厨，这种「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的礼法，含有家政教育的意义。又如粤例，女子出嫁之前夕，躲在房内且哭且唱（粤人谓之「开叹情」），唱词大都叙父母养育之恩，姊妹戚属相处之乐，今也别离，依恋痛惜。这是颇为趣致的习俗。婚礼是人生大事，旧社会里礼节繁多，示其慎重。这种俗尚，到近二十年来，在乡村虽是保留，在城市中已经少见了。

还有一件事，我在结婚后，就剪掉了拖在我背后的那条辫子。在未剪辫子以前，我也常爱穿洋装西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