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深度聊一下“加班”与“内卷”的事情。
在文章正式开始前，我想先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件绝对正确的事，是否应该立刻、马上、全方位、无死角、长时间地进行推广？”
在个人层面上，答案是YES，见贤思齐嘛，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但在社会层面上，答案却是NO，因为当事物复杂到了一个程度，尤其是上升到了全社会的层面，就不能再以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了。
比如“吸烟”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戒烟不仅有利于自己的健康，也能让他人免受二手烟的伤害——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立刻禁止香烟的生产和销售呢？
答案，显而易见，不行。
因为正常情况下，国营的烟草行业每年都会给国家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最终会流向诸如教育、国防、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等公共服务，进而使得全社会都能从中受益——烟民们吐的不是烟圈，那可是战斗机的尾焰。
而一旦禁止香烟生产和销售，该买烟的人还是会去买烟，只不过从合法的专卖柜台换成了非法的地下黑市——国家不仅赚不到其中的钱，还得增派警力去打击私烟团伙，更需要额外再多掏一笔钱去支付那些本可以用烟草税来买单的公共服务。
当年的美国禁酒令，就禁了个寂寞
“阻止吸烟”当然是正确的好事，但操之过急，则会变成全社会的灾难。
那么，正确的禁烟手段是什么呢？是高强度的禁烟教育、是划定禁烟区域、是越来越严格地惩罚违规抽烟的行为，通过几十年的缓缓压制，最终实现全面控烟。
长期来看，这种温和策略的效果相当显著——00后的吸烟率比起90后/80后们大幅下降了，但我们却并没有遭遇公共服务的降级，整个社会依旧稳健地向前发展。
还是那句话，当问题复杂到一定程度，当利益牵扯的关联方太多，我们就不能单纯以表面上的对与错进行衡量了。
“应不应该做”是一回事，
“如何去做”是另一回事。
“加班”和“反内卷”，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应该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过度加班”和“无效内卷”为代表的恶性竞争，这一点毫无疑问——胖东来为啥名声这么好？不就是因为人家对待员工特别实在、特别有温度么？
胖东来值得学习，这大家都知道。但更值钱的问题是：在全社会的尺度上，我们究竟应以何种姿态与手段来解决“加班”和“内卷”。
毕竟，你不能指望每一个老板都是于东来。
“中国式加班”的真实样貌
早年间的知乎有句话，特别符合咱们“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既然要聊中国的“加班”和“内卷”，那就得知道中国的加班问题是怎么个程度、相比起其他国家是个什么情况、具体是哪些人在加班。
结论1:中国的平均工作时间，的确较长。
以“平均工作时间”这个指标来看，2001年到2018年，中国人每周平均的工作时间基本保持在46小时左右，最高是2005年的47.8小时/周，最低是2009年的44.7小时/周。但2018年后，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开始拉长，2023年涨到48小时，2024年已经达到49小时。
2013-2018 工作时长基本稳定
横向比较的话，更能看出中国人加班的辛苦程度——欧盟国家平均每周只工作36小时，最忙的土耳其也就44小时。日本现在和欧盟差不多，韩国把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9小时减到52小时（包含12小时加班）——至少从纸面数据上来看，中国的工作时间确实算比较长的。
结论2:制造业、服务业是加班最严重的行业。
不过，并不是所有中国人的工作都这么辛苦，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2018年，全国平均工作时长为46.5小时/小时，农林牧渔行业的从业者每周工作时间却不到40小时，而网上说自己加班多么多么辛苦的互联网行业，平均来看也就43小时左右。
谁是中国最辛苦的人？
真正辛苦的，还得是工业和服务业——建筑、工厂工人每周平均要干48小时，做批发生意的小商贩，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49小时，餐馆酒店员工最累，每周要干51小时。
最近几年，工作时长的分化似乎更显著了——农林牧渔行业的工作时间变得更短，已经接近了欧盟水平（36小时/周），而互联网行业则加到45小时/周。
比较遗憾的是，原本就很辛苦的那些行业，现在变得更加辛苦了——工厂、快递、小商店员工的平均工作时间都超过50小时，餐馆/酒店员工甚至每周工作时间达到54小时。
结论3:低学历工作者的加班时间远高于高学历工作者。
除了行业外，受教育程度也决定了工作时间——本科以上学历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其实已经很轻松了。毕竟哪怕这几年越来越卷了，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作时间其实也没有超过45小时。而初中/高中文化的兄弟姐妹们，2023年人家每周的工作时间已经达到了51小时了。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读书的意义吧
总体来看，在“平均工作时间”这个指标上，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内部大体上遵循的是这么一个规律：男性比女性长，低学历的比高学历的长，服务业比工业长，工业比农业长。
中国加班最多的人，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住宿、餐饮这些产业里的初中、高中文化的劳动者。说更具体一点，就是制造业的工人、货运司机、外卖骑手、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厨师、服务员等职业。
毫无疑问，我们确实应该正视现实，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加班”和“内卷”的的确确到了应当被解决的阶段，但还是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句话：比起“应不应该做”，“如何去做”是更需要深思熟虑的一个问题。
欧盟的阳谋
为什么说“如何去解决加班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呢？
看看下面的信息吧。
去年11月，欧盟通过了《禁止强迫劳动法案》，该法案禁止在欧盟市场上销售和提供任何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或从欧盟市场出口任何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法案，欧盟委员会将创建一个强迫劳动风险区域或产品数据库，以支持主管当局评估可能违反该法规的行为。如果欧盟成员国当局怀疑欧盟其他地区存在违反法规的行为，则应与其他成员国共享信息。
此外，如果怀疑第三国存在强迫劳动，则应与欧盟委员会共享信息。国家当局做出的决定将基于相互承认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其他成员国。更重要的是：欧盟对此是有长臂管辖权的——委员会在欧盟领土之外亦具有管辖权。
翻译一下就是：欧盟各个成员国之间关于这条法案的各种信息和数据都是共享的，各种处理决定也是能互相认可的，而且就算“强迫劳动”的事情发生在欧盟之外，欧盟委员会也可以长臂管辖——甚至就算你一整个机器上有一个零件背后可能存在“强制劳动”，那也有可能会引发欧盟调查。
我猜很多人都会为欧盟的这个法案叫好，因为这个法案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切希望在欧盟市场上做生意的中国企业，都必须谨慎处理加班问题，一旦不合规就会引发“天劫”。企业们为了赚欧洲的钱，就必须控制加班，打工人就可以不用那么累了。
不过，这里却有一个bug：关于“强迫劳动”，定义权是在欧盟手中——说句不好听的，人家说你有你就有，说你没有你就没有。
举个例子吧，最近这些年，各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正在从中国向外转移，比如孟加拉国就承接了相当多欧美品牌的服装制造业务。但大家都知道，孟加拉国的那个劳动环境可比中国要差太多了，当年孟加拉国某个服装厂出了大事故，当场就有上百名工人遇难，甚至今天还有相当多的童工在孟加拉的各种制衣厂里没日没夜地干活儿。
还在这分歧呢。
论“强迫劳动”，孟加拉国的情况肯定是最严重的那一档。而讽刺的就是，压榨孟加拉国劳动者的不是别人，就是欧洲的H&M和Zara之类的品牌。
不是反对“强迫劳动”么？怎么不提H&M在孟加拉的那些事儿啊？
你为啥2004年、2014年不提这种法案呢？你欧洲为什么不在我们辛辛苦苦做衬衣、做鞋子的那些年搞这种法案呢？现在我们产业升级了，手机、汽车、无人机、家电这些高技术含量产品开始出海了，怎么你就突然就开始讲“禁止强迫劳动”了呢？
说白了，《禁止强迫劳动法案》如今对于我们，就是欧盟布下的一个阳谋，利用的就是“加班”和“内卷”这两个中国社会的固有矛盾。
看到这一层，后面的事情就很好推断了：
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加班，那么一个“强迫劳动”的帽子就直接扣过来了，欧盟可以直接用法案来阻止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
而如果我们一刀切停止，那么中国产品在效率和服务上就会打折扣，市场竞争力必然会减弱，最终还是会在欧洲市场上受阻。大企业还好说，起码家大业大，东南沿海那些专门做外贸生意的中小企业可就难受了。
更何况，咱们内部也早就“苦加班久矣”，反对无效内卷也是咱们自己人的心声——人家欧盟甩出这样的阳谋，不仅能占领道德高地，而且还能让你进退维谷，关键是你内部也说不出什么来。
这小思维，比某人乱加关税的操作高端太多了。
所以，你看，“加班”和“内卷”问题，是那么简简单单靠着“良心”或者“口号”就能解决的事儿吗？是只要国家动用 行政力量推进就一定可以搞定的事情吗？外国市场还要不要了？产业升级还搞不搞了？还想继续做衬衣做袜子啊？
预言一下中国可能的破局姿势
别人用阳谋给我们划了道，我们也要用阳谋来破局。
永远要相信，美好的事情将会发生。
毕竟，欧盟搞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咱们破局也不是第一次了。
当初清洁能源、环保、碳排放之类的口号，也是人家欧洲的老爷们喊得最响亮，最开始就是打算用这些东西限制我们的。
但没想到，十几年过去，咱们真的靠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实现了目标，不仅实现了环保目标，顺路还用新能源品牌实现了汽车行业的大反攻，让BBA在国内的销量大跌——于是欧洲人也不谈什么碳排放了，各种对燃油车的禁令也放缓了。
只能说，欧洲人有一套非常灵活的标准。
欧洲人觉得用这种法案能拿捏我们，不就是看到了“加班”问题是中国社会里的固有矛盾么？但谁说固有矛盾就不能解决了？
2018年之前，为什么大家不怎么反感“加班”？因为在2018年之前，不论是互联网还是实体制造业，大家面对的都是一个增量市场——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互联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手机、买汽车、买各种家电来改善生活。
面对这种大趋势，企业们也很开心，互联网大厂们的股价随着DAU的增加而走高，制造业企业们的订单多到干不完。
但这种增量市场终究还是有终点的，自从2018年开始，中国市场开始从增量转向了存量——该进入市场的消费者都进来了，该买的东西也都买了，再没有低垂的果实了。
“加班”、“内卷”，不过只是宏观的市场竞争在微观个体身上的折射——公司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老板们越来越焦虑，2018年之前还能微笑面对的问题，在2018年之后就变成了半夜辗转反侧的梦魇。
老板焦虑了就会给中层提要求，中层们焦虑了就会给基层定目标，基层们为了完成这些因为焦虑而产生的新目标，就只能额外花时间了，很多“加班”就是这么来的。
说到底，“加班”背后的动因就两个：一是存量厮杀的环境，二是管理者的思维。
ok，用“加班”牌卡我是吧？觉得我一旦控制加班就没有效率是吧？
那如果我一边控制加班，一边提高管理水平，同时刺激消费，让中国开始从“生产型社会”变成“消费型社会”，另一边还进一步推动自动化，开始大力研发AI和机器人，开始建设更多的“黑灯工厂”和“灯塔工厂”...... 阁下又要如何应对呢？
指责我“强迫机器人劳动”吗？
我们当然应该解决加班问题，但解决的手段却不能让外人给我们定义。
京东、美团给骑手们交社保，提高福利
美的官方表示“严禁下班时间开会”“反对形式主义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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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创优品的叶国富表示“内部沟通严禁使用PPT”
这是在用一种更温和、缓慢的方式去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用渐进的方法来解决加班问题和福利问题。
而在这些大厂们控制加班的同时，官方则开始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并拿出几百上千亿元真金白银开始了“国补”。
这是在刺激内需，用培育内部消费市场来给制造业撑腰。
而最近各种人形机器人的曝光，则是更是从根本上提出了解决方案——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是可以用机器人解决劳动问题的。
“加班”和“内卷”都是发展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用发展去解决的。
欧盟或许以为用这些那些法案就能限制中国产品的出海之路，但或许这又是一次类似“清洁能源”“碳排放”的故事——若干年后，摆在欧洲人面前的中国产品或许是用人形机器人生产出来的家电和汽车——不论是成本还是道德，都比你欧洲的东西优秀太多。
结尾：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特性
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特性，“加班”不过是我们当下这个阶段的一个问题。
写这篇文章的这几天，我顺路看了不少关于李光耀的资料。
老李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他几乎是以穿越者的姿态，准确地押中了二战结束后的每一次历史机遇，硬生生把新加坡从一个一穷二白的东南亚原始村庄，变成了世界一流的花园城市。
李光耀并不拘泥于什么左右问题，他可以接受苏联舰队出现在马六甲海峡，也可以支持美国在东南亚的渗透，还可以给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投一个至今都在发光发热的“苏州工业园区”。
新加坡人也经历过“加班”“内卷”的时代，但最终，实现了产业升级的新加坡人成为了东南亚幸福指数最高的那群人——李光耀当初可并没有那么武断地做决定，而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渐进式地让新加坡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换成了高新产业。
这种务实的思路，才是真正的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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