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口：雕刻在时间里的传奇
□ 张永祎
无锡的荡口古镇，自古就是区域性“水码头”，这里水网密布，四通八达。伯渎河悄悄地注入鹅湖与京杭大运河融会贯通；望虞河穿过鹅湖，北接长江，南贯太湖；从遥远的历史中汩汩流来的北仓河水穿镇而过，轻盈如梦……这里亲水宜人，河荡众多，有鹅肫荡、青荡、蔡湾荡、苏舍荡、谢埭荡、白米荡、陆家荡等，“荡口”就是因为地处鹅肫荡的进出口而得名。
进入荡口古镇，宛如欣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静谧而悠长。隐约的鹧鸪声从悠远的唐诗宋词中飘来，钻入烟水迷茫的古镇记忆。小河弯弯曲折在岁月的年轮里，清澈如玉，波平如镜，偶有几只乌篷船悠悠划过，橹声欸乃摇碎了千年倒影，也把原本潇洒的草书变成了流动细腻的篆刻。
路边忽然传来《江南梦》的歌声，旋律悠扬，如丝如缕，婉转动人。我们沉浸其中，仿佛穿越了时空，尽情感受岁月的沉淀与宁静的美好，“小桥流水清风摇啊摇，摇着过往在我心里绕……”
一个家族破茧成蝶
这个家族就是华家。据《百年家族》对“太湖旧族”的记述，“无锡华家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周代，周封微子于宋，传十世。其后裔封于华，始以邑为姓氏。汉魏时居大梁，已是望族。东晋末，华姓中已有很多人居住在无锡”。当时居住在无锡的华氏始祖就是华宝，至于华家后来到荡口落脚，那应该是明初时候的事了。《泰伯梅里志》载，荡口在元明以前不甚著称，至明洪武年间华贞固家族迁徙于此，“其名始显。四百年来，高门巨阀，栉比鳞次，皆华姓也”。
华贞固家族在无锡最早的聚居地是东亭。元朝末年，烽烟四起，战乱频仍，华贞固的父亲华幼武带着全家离开东亭，避难于姑苏。当时的苏州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在剿灭张士诚的割据政权后，创立了大明王朝。值铸甲销戈之际，华幼武认为返回故里时机已经成熟，可那时故乡东亭早已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倒是荡口遍布着大片未经开垦的湖滩湿地，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明朝初年注重休养生息，朝廷鼓励百姓垦荒造田，华幼武看准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当即决定移居荡口。
华氏家族来到荡口，就等于要在一张白纸上重新作画。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用艰苦创业的实践，描绘了从站稳脚跟到日益崛起的发展过程。明代主持无锡东林书院的著名学士高攀龙曾道：“吾邑惟华氏最大，他族不得望矣。”荡口华氏以耕为本、以孝为先、以义为重、以教为尚，破茧成蝶，创造辉煌，华家的迁居地日渐变成了江南的富庶地。
一是躬耕起家。到一个地方首先要有立足之本，这个“本”就是要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华贞固在这方面展现出了超凡智慧和出色担当，他带领大家，迅速进入角色，立刻着手垦荒屯田。他们在湖沼周围堰土筑堤，排干湖沼之水，再于其间深挖沟渠，沟通水系利于灌溉，同时将挖出的淤泥填入湖底。他们披星戴月，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齐心协力的劲头，一锹锹挖泥、一镐镐刨土、一道道修堤，终于把一片片泥沙淤塞的沼泽变成了一块块肥沃的良田。到华贞固晚年时，华氏已拥有农田近千亩。子孙们秉承其志，躬耕田野，从泥土中汲取养分，从劳作中收获果实，行而不辍，玉汝于成。到明末清初，荡口已是无锡地区最为繁荣和富裕的乡镇之一。
二是孝德治家。荡口，古称丁舍和丁村。《梅里志·山川》载：“荡口镇，相传为孝子丁兰故里，南有丁公桥，其遗迹也。”东汉丁兰，幼丧父母，未得奉养，而思念劬劳之恩，刻木为像，事之如生。这是《二十四孝》之一“刻木事亲”的故事。“百善孝为先”，应该说这种孝道美德文化基因早就根植于此，一直在荡口的岁月里发酵，不断发扬光大，其孝德之风，代代相传。华贞固平时悉心奉父，只可惜在华家迁居荡口不久，华幼武就因病去世了。尽管华贞固以极其隆重的方式为父亲料理了后事，但面对“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现实，华贞固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有愧做子之道。他为父亲守孝三年，一直都生活在这种自责后悔的悲戚之中。华贞固如此重亲尽孝，孝德故事由此在华家层见叠出。华仲谆“事母至孝”便是典型一例，他的生活一切皆以母亲为中心，无论焦金流石的炎夏还是冰天雪地的寒冬，他始终守在母亲身边，亲朋乡邻无不为之感动。
三是道义持家。华氏家族在荡口首开义庄，捐出义田，赠给佃户，开始是救济族内之人，后来也救济族外之人，代代相继，造福乡里。义庄作为由大宗族发起的民间救助保障机构，据说范仲淹为最早创设者，但华氏一族，见义忘利，乐此不疲，蔚然成风。至清末，华氏的老义庄义田数量达7000亩，规模在苏南独占鳌头，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了设义仓、兴义学、办义栈等多种形式。全盛时全镇义庄近10所，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均为江南之首，在全国也属少见。现存的华氏义庄，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是江南地区至今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存续时间最长的义庄。华氏一脉“力行德义”“义薄云天”，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树立了家族的良好形象。
四是诗礼传家。华氏作为世家望族，书香盈门，人才辈出。从荡口开发先驱华幼武、华贞固，铜活字印刷先行者华燧、华坚，明中期外交家、慈善家华察，礼部主事、诗人华叔阳，与马世奇、龚廷祥并称“锡山三忠”的明末名臣华允诚，《华氏琵琶谱》（中国第一部琵琶谱）编撰者、音乐家华秋苹，到近代科学先驱、数学家华蘅芳、华世芳兄弟，书画家、刺绣大师华璂、华玙姐妹，近代杰出实业家、慈善家华鸿模、华绎之祖孙，新中国出版先驱华应申，漫画大师华君武等，都是华家的名人、闻人和达人。华家不仅在族内诗礼相承，家族门风也惠及乡里。荡口人王会汾是乾隆二年（1737）进士，历任吏部侍郎、大理寺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与他童年深受华家濡染有关。“一代宗师”钱穆7岁时就读于华家举办的荡口学堂，他也是在这里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应该说，在鹅湖这块风水宝地的浸润下，经过诗礼文化的培植和孕育，荡口不仅是“人才乐土”，更是“名人摇篮”。
一则故事家喻户晓
对于“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许多人是看了周星驰1993年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而知晓的。但事实上早在1963年香港就拍摄了戏曲片《三笑》，只是这个片子到1979年才在内地上映。
影片以江南烟雨为幕，沾染吴侬软语风情，以诙谐笔触为趣，铺展了一段才子逐笑的旖旎传奇。唐伯虎在苏州虎丘邂逅华府丫鬟秋香，惊鸿一瞥间，惊为天人。途中佳人三度回眸巧笑，似春水漾波，一下子荡开了千层涟漪，“一笑再笑连三笑，唐伯虎灵魂上九霄”。为能亲近芳泽，他隐姓埋名卖身为奴，到华太师府中当书童华安，周旋于真假身份之间，尽管时露痴态、丑态和窘态，但每每在真相将揭之际，又能以诗画为由化险为夷。秋香眉眼藏锋，笑靥如谜，左推右挡，避而远之，纵使唐伯虎机关算尽，亦难测佳人芳心深浅。唐伯虎只好请求祝枝山出面助攻，再施夺芳之计。祝枝山谎称要聘唐伯虎为西宾，并应允可在自家12个婢女中择一为妻。华太师看到两个不成器的儿子在华安的调教下刚刚有点长进，岂有放走人才之理？受此激将，他马上应允华安可在自家36个婢女中选一佳偶，立户成亲。于是，唐伯虎正中下怀，得偿所愿月儿圆，洞房花烛千般爱，抱得美人归苏州。
这类故事，早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嘉兴人项元汴的笔记《蕉窗杂录》上就有记载。同为万历年间的周玄暐在《泾林杂记》中已经写出了“三笑”的雏形。到明朝末年，冯梦龙以《唐解元一笑姻缘》为题，将其编入《警世通言》之中，其基本情节因此被固定了下来。民间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各种演绎和附会，使得原本简单的事实变得复杂而有趣。
但这个故事牵涉的华家人物倒是真实存在的。华太师叫华察，荡口人，是嘉靖年间进士，因为做过翰林院侍读学士，辅导过皇家孩子读书，所以人称“华太师”。唐伯虎比他大27岁，1523年唐寅过世时，他还没有登科，等他成为“华太师”时，唐寅早已入土几十年了，难怪后人评说“冢中枯骨，讴能诡身为奴”。但不可否认，唐伯虎与华家确实有过交往，只不过交往的对象不是华察，而是华夏。华夏是明代大名鼎鼎的收藏家，他对书画古玩情有独钟，尤精于鉴赏甄别，被称为“江东巨眼”。他在荡口东沙构筑的“真赏斋”，是诗人名士吟咏赏鉴雅集之地，也是许多文人墨客兑换几两碎银的交易之所。当年唐伯虎主要靠卖文卖画为生，自然免不了要往这里跑，因为这里是他钱串子的重要来源。同时，华太师的两个儿子也是真实的，只不过是三个，而且也不是如剧中所说都是呆头呆脑，其实人家的老二和老三，都是人中豪杰。
“唐伯虎点秋香”故事与荡口古镇的结缘，本质上是历史人物、地理空间与民间文学多层叠加的结果。其实这个故事的叙事意义并不大，但象征意义却极强。应该说，荡口古镇为唐伯虎和秋香的“三笑”姻缘提供了一个大放光彩的表演舞台，让一段缠绵悱恻、搞笑有趣的故事，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浪漫话题。同时，唐伯虎和秋香也为荡口做了一回令人向往的广告，彰显了荡口作为历史名镇的岁月积淀和文化含量。“三笑姻缘天注定，一段佳话寄千秋”，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是有是无，如今已经如磁铁一般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到荡口古镇就是冲着这个故事来的。
人们来到这里，首先要看的就是“华太师府”，但我们在古镇里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当地人告诉我们，晚年华察已迁居到东亭，“华太师府”应该在那里。诚然，历史上华察最终确实迁居东亭，但这个故事最先应该是从荡口生发出来的，人们当然要把荡口作为最初的发生地。荡口古镇也有意识地把这个故事融入一系列旅游开发中。在古镇入口的牌楼上，特别选用了唐伯虎的手迹“荡口”二字来打开局面，让我们马上想到“三笑”的故事，这确实有一种引人入胜的作用。他们还通过命名“花笑池”（取“花”与“华”的谐音）等景点来进一步引发人们的联想，在建筑方面，也有华氏始迁祖祠、华氏义庄、华蘅芳祖宅、会通馆等作为历史的支撑和依托，但这些基本都属于隔靴搔痒，最能画龙点睛的还是“华太师府”。只有让“华太师府”重新现身，才能让一直飘在天上的传说，真正落到荡口古镇的地上。
一种信念矢志不渝
无数怀揣梦想的人从荡口出发，他们以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为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矢志不渝，忘我奉献，用生命诠释了对理想的忠诚和对信仰的坚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璀璨星空。
钱伟长旧居，位于荡口古镇仓河北街92号。钱伟长是鸿声七房桥人，离荡口不过5公里。因为钱家祖宅连遭火灾，房屋几乎全毁，所以他4岁就跟随叔叔钱穆一起搬到了荡口居住。他的童年、少年时期都是在荡口度过的。在其故居里，讲解员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这位科学巨擘的人生传奇。钱伟长早年负笈海外，求学于世界顶尖学府，汲取知识的甘霖，却始终心系故土。抗战胜利后，他毅然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投身于科学教育事业。在清华园里，钱伟长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创新的科研精神而著称，不仅在弹性力学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不懈的教学实践，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突飞猛进。作为“中国力学之父”，他同“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并称为“中国三钱”。钱伟长的一生，是对“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一信念的最好诠释。
荡口镌刻着钱伟长孩提时代的丰富记忆，他曾深情地说过“虽然那不是我出生的地方，却是养我的地方”，饮水思源，就是树叶对根的情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07年，他曾14次回到荡口，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对于培育他成长的荡口果育鸿模小学（现为荡口镇中心小学）更是情有独钟，不仅为其新落成的教学楼题字，还专门撰写了学校的校歌，把浓浓的眷念之情和深深的关怀之意，全部融入字里行间。2005年5月，他回家乡七房桥和荡口拜祖，故乡人见了他都说，你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如今已是9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壮壮实实地活着，真是奇迹。他非常开心地对乡亲们说：“我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的同胞。”其家国情怀溢于言表。他的人生就像一首激昂的乐章，既有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也有对故乡怀念的深情寄托。
离开钱伟长旧居，我们听说这里还有一位能“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她就是红色特工沈安娜，作为荡口华氏第27世孙华明之的妻子，她也是华家的一员。“华襄义庄”坐北朝南，五间三进，也是荡口华氏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一眼就看到了华明之和沈安娜夫妇的照片，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934年，华明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央特科。他与沈安娜是中学同学，后因理想信念和互相爱慕而结为伉俪。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沈安娜以一介女子之身，长期潜伏于国民党的“心脏”，以笔为剑，以纸为盾，凭着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书写了一位红色谍报员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人生传奇。100多年前，荡口华氏25世孙华襄云，以缝纫业起家，随后举家移居上海，经营绸缎皮货及钱庄等，后来为振穷救急，在家乡创建了“华襄义庄”，扶危助困，造福桑梓。华襄云育有六子一女，幼子华国祥这一脉枝繁叶茂，除华明之和沈安娜夫妇外，还有华韵三和鲁自诚夫妇、华家骔和李超荆夫妇、华介民和陆莹夫妇、华藻与邢洚夫妇、华家騄和陆之晴夫妇等，他们都很早走上了革命道路，把祖上“为大家”的爱心变成“为国家”的决心，他们智勇双全、奋不顾身，都是这个红色情报家族的出色成员。
一首歌曲荡气回肠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祖国》以其雄壮激越的旋律和催人奋进的歌词，展现了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和深情歌颂。这首歌的作者是我国现代著名音乐家、作曲家王莘，王莘是荡口古镇人。
王莘故居位于北仓河北岸杨家弄。“王莘故居”四个大字，是当年李岚清副总理亲自题写的。院子里的那座王莘铜像特别引人注目，他目光炯炯有神，双臂张开，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正聚精会神地指挥着人们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站在他的对面，我们也仿佛置身其中，追随着他全身涌动的音乐节拍，完全沉浸到激情澎湃的歌唱之中。
故居里面的陈设恢复原样，许多物品都是王莘曾经用过的。墙上挂着许多老照片，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家庭的来龙去脉。
王莘自幼受到民间音乐的熏陶，酷爱音乐，很早就学会了吹笛子和拉二胡。因家中贫穷，1932年，14岁的王莘来到上海，在南京路上的先施百货公司当学徒。1935年，参加了冼星海、吕骥领导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到浙江宁波等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1938年奔赴延安，在鲁迅文艺学院跟随冼星海、吕骥、向隅等学习音乐。1942年，王莘担任群众剧社的领导工作，创作了小歌剧《宝山参军》和大量歌曲。1949年1月，王莘带领群众剧社进入刚解放的天津市。1950年国庆节前夕，他创作了歌曲《歌唱祖国》，很快传遍神州大地，成为亿万人民久唱不衰的音乐经典。
在王莘故居，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了《歌唱祖国》创作的具体过程。1950年9月的一天，王莘到北京为乐队购置乐器，坐在公交车上路过天安门时，看到晴朗的天空下，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小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边走边唱少先队队歌。这时，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突然被点燃，发自肺腑的歌词和曲调一泻而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他自己也非常惊奇，居然能够如此径情直遂，但此时灵感涌来，一发而不可收。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他看到窗外快速后退的夜景，联想到曾渡过的黄河长江，曾工作过的黄土高原和太行山，感觉自己此时乘坐的列车就像社会主义建设一样一日千里，飞也似的跨越着祖国的高山长河。“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气势雄伟的主歌部分在他的脑海中越发清晰成熟。当时他口袋里只有笔，没有纸，于是随手捡了一个空烟盒，就在上面哗哗地写了起来，时而念念有词，时而开口试唱，词曲呼应，融为一体，很快便一气呵成。
1951年春天，这首歌由北京工人合唱团首先唱响，随着北京电台播放了他们的合唱录音，一时间《歌唱祖国》火遍大江南北。一天，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孙慎很焦急地给王莘打电话求助：“有一首《歌唱祖国》的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据说是从天津传出来的。老王，你是天津音协主席，请帮忙查找这首歌的作者是谁，找到了，把词曲赶快寄来，文化部急要！”电话那头的王莘笑了：“老孙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要找的人就是我啊！”
于是，《歌唱祖国》在诞生一年后，词曲先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发表，继而由中央乐团录制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又将这首歌列入国庆节期间的群众歌咏曲目。从此，《歌唱祖国》传遍全国，成为人人会唱、振奋人心的“第二国歌”。每当重要活动或重要场合，都会响起这个熟悉的旋律。
王莘也因此获得中国音协“金钟奖”终身成就奖。他自己曾说过：“我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我认为我一生只写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首是我至今仍然在用心灵谱写着的《歌唱祖国》。”这确实是他人生的主旋律，循着这样的基本线索，我们在王莘故居里发现了两个特别的物件。第一个是一支笔。据说王莘到延安进入鲁艺跟随冼星海学习作曲，冼星海对他的音乐才华特别认可，在他离开鲁艺前，冼星海送给他一支活动铅笔，并对他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现在要毕业了，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能够用这支笔写出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从此，王莘时刻牢记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他用这支笔，不仅为中国革命写下了一首又一首鼓舞斗志的战斗歌曲，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出了令人激情澎湃的《歌唱祖国》。第二个是一本书。1951年10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毛主席得知王莘是《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时说“这首歌好”，并特意签名送给王莘一本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王莘对此视若珍宝，一直珍藏，在其故居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原物。
在我们即将要离开古镇的时候，忽然发现在古镇仓河南街40号还有一家“亨得利钟表馆”。这里陈列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造的各种钟表，琳琅满目，沉淀时间厚重，满贮时间美感，收藏时间魅力。形态各不相同的时针、分针、秒针，都按照既定的方向，滴滴答答地走个不停，但“荡来荡去，还是离不开荡口”。似乎时间在这里从未流逝，只是化作春燕口中衔着的新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飞翔在雕刻传奇的瑰丽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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