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美学者：美印要想真正压住中国，军事合作必须这样搞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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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萨米尔·拉尔瓦尼维克拉姆·辛格

编译 |喻琬淋姜波

编译审核|王泽媛

本期编辑|俞欣怡

本期审核|江怡

编者按‍

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伊始便在关税壁垒、双边贸易以及非法移民等领域对印度“开炮”，并迫使莫迪政府做出了相应让步。那么，美印两国关系的新变化是否会扭转此前拜登政府时期紧密的双边防务合作进程？本文作者对此做出了乐观的估计，认为防务合作将继续充当美印关系的压舱石，并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防务技术合作方面，美印两国应持续深化防务贸易并建立联合防务创新生态系统，纳入多元化主体以强化武器技术共研、私营部门合作、初创企业培育以及双边机制对接；其次，军事行动合作方面，美印两国应加快构建协同威慑能力，包括开展更多的评估与应急预案的联合桌面推演，建立军事联络官交叉部署机制以及打造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与后勤保障体系；最后，体制架构合作方面，美印两国应积极构建更为现代化且协同性更高的双边防务合作机制框架，其一方面包含将中国认定为首要“威胁”的战略认知，另一方面则包含将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纳入国防政策小组框架以提升双边防务合作决策效率的机制变革。很显然，本文作者论点成立的前提在于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基本继承拜登政府的对印合作框架，但许多分析人士对此并不看好，加之此人极具民粹主义色彩的反建制以及交易主义作派，美印双边防务合作的前景犹未可知。南亚研究通讯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

特朗普一上台就威胁要对“关税之王”印度征收对等关税，还将一架载有非法移民的货机遣返印度，并取消了对印度港口的制裁豁免。这对于莫迪本周访美而言似乎不是什么好事。但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尽管上周特朗普在和莫迪通话时释放了强硬信息，但美印不断加强的防务合作将充当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印度防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和美国防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最近通话的两份纪要预示了这一点。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政府时期，美印防务合作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印度随时准备在遏制中国加强“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朗普第二任期有机会将这一关系推向新高度，并通过推进防务技术合作、加强联合军事行动、更新和重振双边防务框架来帮助印度发挥这一稳定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国打破旧习，推动合作。

一、防务技术

特朗普政府可以通过加快防务技术合作、国防贸易、共同改革来提升印度“责任共担”能力。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和“印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Indus-X）等成功范例的基础上，美印可深化防务贸易并建立联合防务创新生态系统。这两项倡议通过撬动印度的技术，推动更广泛的国防贸易和共同生产以及为作战人员装备新技能来促使美国获益。这些举措打破了信息孤岛，全方位地将终端用户、初创企业、国防巨头、风险投资者、研究机构、政策制定者串联在一起。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大胆授权无人机出口，放宽国防贸易法规，启动创新合作，并签署了允许工业合作和情报共享的基础性国防协议。2020年夏天中印边境冲突爆发时，美国迅速向印提供情报支持，还转让设备和租赁“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从而展示了美国对印度安全的承诺。其中，这些无人机的租赁为印度在2024年10月承诺购买31架“捕食者”无人机铺平了道路。

本届特朗普政府可以在过去的基础上，迅速推进一系列项目，包括出售和联合生产通用电气喷气发动机，为印度战斗机提供动力，共同开发和出售下一代“标枪”（Javelin）反坦克导弹，以及联合生产“斯崔克”（Stryker）装甲车，所有这些都将促进两国国防贸易，提升印度的威慑力。

美国还可以鼓励印度改革其采购流程，修正其倒置的关税结构，并支持印度私营部门与美国国防工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快速提升能力。印度可以重新调整其国防资金的匹配次序，在其最新的 780 亿美元国防预算中，预计只有20%用于资本收购。在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的头几个月，美还应表明其有意加快对可信赖盟友和伙伴的出口审批及许可，并改革出口管制机构。而印度则应探讨如何协调本国的技术安全和出口控制机制来和美国对接，因为在此过程中美国仍未打消对俄罗斯的网络安全和情报收集的顾虑。

国防技术倡议与改革相结合有助于促进工业合作，包括共同开发生产可更好追踪中国海军的声呐浮标和无人水面舰艇、用于监视和作战支援的空射无人机，加强应用于空间领域感知的商业空间合作，以及用于先进传感、通信和电力电子的可信半导体（编者注：可信半导体指可保障半导体在供应链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生产。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Mike Waltz）等特朗普内阁成员在过去的一年中一直主张加强美印国防技术合作。

两国可以通过为初创企业提供“联合加速器”项目、联合挑战和后续合同、行业技术侦察计划来扩大国防创新合作。

二、军事行动合作

特朗普政府应着力深化双边军事行动协作，确保美印两国不仅能联合生产武器装备，更能形成战略威慑效应的协同输出。尽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确认印度作为重要防务合作伙伴的地位，但与本届政府多数官员立场一致，他也强调印方需在遏制中国军事扩张、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等共同挑战中承担更多责任。

构建威慑需要一系列常态化行动，向对手传递两国具备冲突中占据优势的能力、技能与同盟体系的信号。当前应着力提升联合军演的频次与质量，同时开展更多的评估与应急预案的联合桌面推演，建立军事联络官交叉部署机制，打造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与后勤保障体系。

过去十年间，三届美国政府持续推进联合军演体系升级，涵盖双边、多边实战演练与文官桌面推演。这一趋势应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得以延续。除增加军演频次外，美印可通过升级装备体系、创造更复杂演习条件、设置“从人道救援到实战演习”的冲突场景等提升军演质量。演习还需拓展至海底与太空态势感知等领域。建议印度派出高层级代表团参与美国太空司令部主办的“全球哨兵”演习，并着手加入太空作战规划“施里弗”战略级兵棋推演。

桌面推演可使军政人员相互了解冲突场景中军政方面的困境，而国家安全决策者参与的桌面演习能增强战略互操作性。文官控制印度军队加强了印度的民主体制，但也导致了文官决策者与军事操作人员之间“对话缺失”，阻碍了军事效率。联合双边桌面演习可使美国与在决策危机时发挥关键作用的印度文职国家安全决策者建立融洽关系，加强人员互通性，后者对危机决策至关重要。

作为应急计划的一部分，印美也应开始认真讨论和共同评估台海危机或另一场印中边境冲突，当前两国国防机构已经达成部分共识。鉴于美国在2020年边境冲突中的经验，美国已经在考虑如何支持印度。与此同时，印度前任和现任高级官员越来越担忧台海冲突直接或间接威胁印度安全利益。

个人互操作性、培训、后勤方面的机会也能“可操作化”。联络官是情报共享和交流的宝贵节点。在签署《联络官委派备忘录》（Memo on Assignment of Liaison Officers）后，印度应迅速填补美军印太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和其他提供地点的联络官职位。签证摩擦可能会阻碍联合演习和人员接触，因此双方需要简化和加快签证发放，以建立人员互通性。

2024年，作为参议员的鲁比奥提议在“美国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U.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对外军事援助项目中将对印度的援助资金翻番至200万美元。建议美增加这些资金，帮助培训印度军事人员执行作战任务，例如在美国加州圣迭戈或康州格罗顿与美军一起进行战区反潜作战培训。

正如美国和印度海军军官所提议的那样，美国和印度还可以利用对方基地加油、进行海上补给，利用印度造船厂进行战区内船舶维修甚至轮换部署等方式，更常规化地实行后勤协议。两国还可以将供应安全协议提升为互惠防务协议，以促进私营部门的防务贸易。此外，印度还可以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产业韧性伙伴关系”（PIPIR），建立更多友岸外包和维护、修理和大修工作的合作关系。

当前，印度已成为美主导的多国“联合海上力量”（Combined Maritime Force）的正式成员，并准备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和印度可以在印度洋的联合海上安全任务方面扩大合作。

三、体制架构：美印双边防务框架

对中国有效威慑将复杂化中国在领土争端或台海问题上的军事计划，这将使可接受的代价取得成功变得更加困难。如果美印防务合作要实现既定目标，就需要对制度架构进行现代化改造，设定更明确的目标并且进行政治战略协调。除了构建新的防务技术和加强合作外，特朗普政府还可升级2025年6月拟更新的《美印防务关系框架》，调整该框架的优先事项和结构，以塑造未来十年“印太”竞争的关键期。

第一个挑战是让框架更适应当前情况，需要在框架中融入当代的系列问题、努力方向、优先事项。2015年签署的上一份防务框架没有提及“中国”“印太”“威慑”“竞争”“互操作性”“威胁”等字眼，这提醒我们这份文件与上一份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撰写的。

自2015年以来，世界和美印关系发生巨变。2017年，甚至更早些时候，美国已接受了新的大国竞争范式，明确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美印发展了新的双边关系结构，如2016年启动“海上安全对话”（Maritime Security Dialogue）、2017 年启动“2+2部长级对话”（2+2 Ministerial Dialogue），还重启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并定期举行包括四方成员国在内的的军演，如2020年“马拉巴尔”军演（Malabar）和 2021年“海龙”反潜演习（Sea Dragon）。2022年至2023年期间，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美印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美印国防加速生态系统（Indus-X）、先进领域国防对话和战略贸易对话的启动都提升了技术在竞争和美印合作中的地位。

这些进展都应纳入新的十年国防框架。与此同时，其中一些可以合并以实现更集中的关注，例如将较早提出的“美印国防技术与贸易倡议”和较新的“美印国防加速生态系统”整合到一起。这样既能避免重复，又能避免目标交叉。

第二项改革要求将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纳入国防政策小组框架，为两个国防机构提供更广泛的战略视角、地缘政治深度和协调机制。这是基于“2+2”架构这一政策创新提出的。该架构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开创性设计，通过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与印度国防部、外交部配对，实现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同步协调。并正在拜登政府时期继续在会议期间和部长级层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合作小组中纳入印度国防部、外交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职人员（鉴于印度设有国家海事协调员，而美国设有高级技术主管），提升合作小组的外交和战略意识，具有独特价值。

中国已全面接受军民融合，要想与中国竞争，就需要美国和印度机构更好同步协调国防和外交事务。此外，由于美国和印度在外交和国防机构间的能力和权限划分上存在差异，两国的共同会晤可实现跨国合作和机构的协调。

按照“2+2”架构整合国防政策框架，将有助于印度军方参与者实时回应美国国防同行提出的想法或机遇，而不是将事情带回外交部进行审查和批准。让外交部、国家安全部的人员与军事和国防部人员共同参加对话，尤其是在国防政策小组、军事合作小组，甚至是联合技术小组等更高层级的互动机制中，可注入战略性和全局视野，有助于加快决策循环。

四、结论

采取上述措施并非易事。美国法律和政策仍然限制技术共享，印度与俄罗斯的稳定关系更令美印合作复杂化——同时这也受制于两国繁琐的采购体系。对美国企业而言，印度对技术转让的期望未必具有商业意义，而且印度在构建自主体系的过程中，对与美国的技术保护机制接轨始终缺乏兴趣。尽管美印军事行动合作逐年加强，但双方在合作内容和宣传上都趋于保守。即便是2022年在中印边境附近举行的“战争演习”（Yudh Abhyas）联合军演，也往往被官方描述为聚焦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及灾害响应。中国不会因为美印地震救援的前景而战栗。尽管美印在一系列双边战略对话中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日趋坦率，但两国尚未形成在必要时共同作战的预案。

即使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加深防务合作对两国肯定也有裨益。这可增强两国能力，又可支撑作为两国重要就业支柱的国防工业，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带来困扰。然而，要想真正牵制中国战略规划，美印必须在未来几年内提升合作层级。

作者简介：

萨米尔·拉尔瓦尼（Sameer Lalwani），美国和平研究所亚洲中心高级专家。

维克拉姆·辛格（Vikram J. Singh），美国和平研究所和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论坛高级顾问，曾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

本文编译自“war on the rocks”网站2025年2月11日评论，原标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