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发布《2025年东莞市政府工作报告》。在一系列重大工作举措中，明确提到2025年将逐步取消围村收费……
东莞市政府将“2025年逐步取消围村收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这一持续数年的争议性政策迎来重大转向。从这一事项的矛盾焦点、社会影响及政策演变脉络来看，决策背后折射出东莞多重治理逻辑与利益平衡。
社会矛盾激化倒逼政策转向
首先，围村收费直接冲击东莞赖以生存的制造业根基，导致人口流失加剧。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东莞不少区域因存在收费导致务工人员大规模搬离，厂房空置率攀升，部分工厂甚至直接外迁的现象。这种“收费—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的恶性循环，迫使政府正视政策对城市竞争力的损害。
其次，法律合法性危机加剧。《公路法》禁止在国道、省道等公共道路上设卡收费，而东莞多村违规占用300余条公路用地，形成系统性违法风险。2025年交通运输局长的落马事件，更暴露了政策执行中的权力寻租空间，促使政府必须切割违法操作以维护法治形象。
第三，基层治理信任度滑坡。收费程序不透明，存在未经听证的村民代表私下决策、收费标准混乱本地人免费、外地人月费300元等区别对待行为，导致外来人口与本地社群矛盾激化。这种“收费特权化”现象，与东莞“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形成尖锐对立。
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
东莞正从“世界工厂”向智能制造中心转型，而围村收费导致的用工成本上升，与高端人才引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稳定人力资源供给形成冲突，取消收费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必要举措。
在此前几年，东莞针对围村收费进行整改后仍有99个村实施围合管理，占用大量集体土地。若执行政策退出后释放的土地资源，可为新兴产业园区建设、保障性住房供给等战略项目腾挪空间，推动土地集约化利用。
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重构
原有围村收费暴露了基层治理的三大短板：一是依赖收费替代公共服务，甚至存在“只收费不管理”；二是缺乏智慧化监管手段，收费和不收费均存在乱停放影响出行效率；三是财政收支不透明，围村收费资金用途混乱。
政府工作报告的调整，实质是推动村社管理纳入城市治理体系，通过《东莞市村（社区）停车规范管理指导意见》等制度重构，实现治理标准化。
相关数据显示，部分村社区年停车费收入达数百万元，形成“财政黑洞”。取消收费后，政府可能通过转移支付补偿村集体损失，同时将道路养护等职能收归市政，重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边界。
政策调整的潜在挑战
围村收费涉及利益巨大，政府需设计过渡期补偿方案，如允许合规区域收费（非公路用地）、财政补贴村集体停车设施建设等，防止“一刀切”引发基层反弹。
取消收费后乱停放、私设地锁等问题可能加剧。这要求政府加速推进智慧停车系统建设，并强化执法力量下沉，避免政策转向引发次生治理危机。
城市治理的价值回归
东莞此举标志着政府从“管理便利导向”向“公共服务本位”的回归。通过切割违规收费的利益链条、重构城市治理框架，既是对“法治政府”承诺的兑现，也是面向产业升级和人口结构变迁的主动适配。
但政策成功与否，取决于后续能否建立“疏堵结合”的长效机制——既要破除旧弊，更需创新供给，方能在阵痛中实现城市治理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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