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全国两会，高额彩礼治理都会成为代表委员们的热门议题。今年，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再次将这一话题带上两会，相关词条迅速冲上热搜，掀起公众讨论。
彩礼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议话题，政策层面也早已有所行动。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5年点名高额彩礼，多部门也将其作为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突破口。例如民政部先后推出了两批共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石炳启所在的河北省河间市，正是首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之一。
除了人大代表，石炳启还有另一个身份——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介绍，大庄村推行低价彩礼的这六年，结婚的23对新人都选择了低价彩礼。就何谓低价彩礼、低价彩礼能否落地，这样的改革能否进一步推广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石炳启。
图为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
面子文化
《中国新闻周刊》：你连续三年在两会期间提交关于彩礼的建议，是什么契机让你关注到这一问题？
石炳启：2018年我退休后回到家乡大庄村任职，发现村里婚丧嫁娶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当中高额彩礼问题尤其突出。彩礼金额普遍在18万至19万元之间，最低也要8.8万元。我们村是以种植蔬菜和树苗为主的农业村，当时人均年收入约1.8万元。而且我发现，一些经济越困难的家庭，彩礼反而越高，有个别家庭要价甚至高达30万元。
有不少村民反映彩礼太高，攒钱多年才能勉强不负债娶亲。更糟糕的是，借债结婚导致的家庭矛盾时有发生，有的家庭娶了媳妇，债还没还清，家就散了。这些年，我调研走访200多个村庄。在这些村，高额彩礼相当普遍，占了50%左右。种种问题让我意识到，倡导低价彩礼、遏制高额彩礼势在必行。
《中国新闻周刊》：从你调研的情况来看，高额彩礼现象形成的根源是什么？
石炳启：彩礼数额走高，既与男女比例失衡有关，也有经济水平、生活成本提高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与面子文化密不可分。
在乡村社会里，彩礼是一种“身份象征”。一些人认为，彩礼越高，面子越大。农民的一生紧紧围绕两件事：盖房子和娶媳妇。一些男方家庭虽然反感高额彩礼，但也往往迫于社会风气，陷于攀比，认为别人家给得多，我家给得少，面子上挂不住。
由此，彩礼变成了两个家庭的“实力较量”。一些男方要靠彩礼“撑门面”，证明经济实力，一些女方要用彩礼作为优秀程度的尺度，来“证明身价”。
如何推动低价彩礼落地？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的经验来看，推行低价彩礼行得通吗？村民的接受度如何？能否分享具体案例？
石炳启：推行初期确实有一些家庭对降低彩礼存在抵触情绪，不少村民认为彩礼是家事，轮不到村里插手。甚至一些家庭一听村干部登门劝说，连面都不愿意见。
河间市某村的一对年轻人，同居了六年，因女方家庭坚持30万元彩礼，男方拿不出，婚事一拖再拖。女方所在村的书记吃了多次“闭门羹”后找到我，希望能出面做工作。女方父母一听到我们过去，认为是男方搬村干部施压，家丑外扬，当即打电话给男方，说俩人要“吹了”，总之怎么劝都不愿见面。
我反复强调我不是受男方委托，是因为市里移风易俗政策要入户宣讲，他们的态度才稍有松动，愿意让我进屋。后来，女方给我递茶时不小心打翻烫到我，觉得不好意思，现场氛围才缓和下来。我趁机讲政策，承诺如果他们愿意降低彩礼金额，我作为村支书会为两个孩子主持婚礼。最终，女方终于点头同意降低彩礼，两个年轻人的婚事得以顺利进行。
村民过心理关并不容易。有的村民觉得彩礼降得太低，显得女儿不够矜贵；有的村民认为前些年儿子结婚时给了高额彩礼，女儿出嫁要低价彩礼心理不平衡。我们就反复摆道理，最终是让他们明白，低价彩礼的风气一旦形成，受益的不仅是这一代，以后大家都是受益者。
《中国新闻周刊》：你多次提到面子文化，面子文化在高额彩礼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
石炳启：乡村熟人社会讲究“面子”和“人情”，高额彩礼往往是为了“撑面子”。如果直接强行干预，不仅难以奏效，反而容易激起反感。因此，我们采取了“以面子制衡面子”的策略。
我定了个规矩：低彩礼家庭，我会去主持婚礼，并报到市里让他们参加集体婚礼，市领导会为他们颁证。乡里乡亲都讲究“有头有脸”，有领导见证的荣誉感提升了农村家庭对低价彩礼的认可度。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把低价彩礼与荣誉激励机制挂钩。将低彩礼的男女青年纳入村里的“积极分子库”与“榜样库”，授予他们“婚俗改革先进家庭”牌匾，不仅有“面子上的肯定”，一些福利政策会给予优先待遇，助力他们创业致富。
反过来，如果知道谁家要了过高的彩礼，多次沟通不愿意降低标准，他们在红白喜事上邀请我出席，我就会以处理村里事务、去学习开会为由拒绝，不去参加。既没有村干部见证，又容易在乡亲之间落下“屡劝不听”的名声，丢了面子。
久而久之，村民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彩礼越低越光荣。
《中国新闻周刊》：推动低价彩礼的过程中，你认为主要的难点和障碍是什么？你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方式？
石炳启：移风易俗工作中，比起红白事的大操大办，彩礼问题确实更加复杂，牵涉家庭经济状况、人口结构、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因此不能单方面发力。
要知道，彩礼作为民风民俗，受影响的不是一个村一个镇，可能辐射到一个县甚至市。以我们河间市为例，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三级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统筹推进移风易俗工作。部门之间也要发挥对应的职能作用，例如文明办解决大龄未婚青年的婚恋问题，人社部门开展技能培训，纪委监委等部门整顿服务市场，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更重要的是，村里得立规矩，彩礼改革应通过村规民约、群众自治等方式落地。在我们村，低彩礼被纳入《村规民约十要十不准》，明确规定彩礼不得超过6万元。这个金额是经过广泛征求村民代表意见后确定的。去年5月，我们村又通过民主程序，将彩礼上限再降低了1万元。
但仅靠一个村的努力远远不够。彩礼问题具有区域性，如果一个村推行低彩礼，而周边村镇仍坚持高价彩礼，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因此，我们市在2021年成立了涵盖9个乡镇的红白理事会联盟，根据经济水平和实际风俗习惯协商定下了低价彩礼的标准。
这几年间，大庄村也摸索了一套方法，我们称作“五部曲”。
首先要建立队伍，把红白事纳入村“两委”班子管理，书记兼任红白理事会会长，两委班子成员成为红白理事会成员。这样可以避免家族人情关系造成的干扰。
第二步是制定规矩。通过全体村民大会审议并制定了《大庄村红白理事改革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礼金、宴请标准等细节。例如，每桌宴席不超过350元，酒不超过30元一瓶，烟不超过10元一盒。有了规矩，大家才知道该怎么做。
第三步是加强宣传，通过张贴公告、大喇叭广播、村民大会、文艺节目等形式反复宣传低彩礼的理念。
第四步就是实施行动。理事会成员从男女双方谈彩礼到完婚，全程跟进。不管是谁家娶媳妇还是嫁姑娘，我都会登门做工作，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直到把彩礼降下来为止。
最后一步是“总结评比”，一个季度评一次，年底一大评。在大庄村，践行低彩礼的家庭会得到相应奖励，既有荣誉表彰又有政府福利的待遇支持。
通过这套五步走的方式，大庄村逐渐形成了低价彩礼的氛围，过去六年，结婚的23对新人都选择了低价彩礼。
记者：解雪薇
编辑：徐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