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实践看，追诉时效制度的设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特殊条款的有效应用，也彰显出不可或缺的“震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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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图/新华社
文|阳晨
3月8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工作报告中提到，一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命案积案攻坚，对发案超过二十年的命案，依法核准追诉336人，伸张法治正义。
在这一组看似寻常的数字背后，是力挽狂澜、重若千钧的正义之举。336人被依法核准追诉，意味着这些“漏网之鱼”，仍将进入法律追究的射程之内，没有谁犯下滔天罪行，还能躲藏在“隐秘的角落”，像无事者一样生活和工作；发案超过20年的命案，也将因为追诉程序的徐徐启动，重新在法律探照灯下“原形毕露”，人们期待的真相，最终会浮出水面。而对命案的受害者及其家人，也将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听闻正义法槌落下的雷鸣之音。
诚然，我国刑法规定了追诉时效，就算是最严重的命案，法定最高刑可为无期徒刑、死刑，经过20年后，一般也就不再追诉了。如果已经追诉的，还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起诉，或者宣告无罪。立法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考虑的，还是尽可能平衡司法公正与效率。
的确，发案年代久远，随着时间推移，大量证据已经湮没，多年后重新启动追诉程序，容易出现错误；办案不是游戏，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永久封冻一些积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一般而言，时间越久，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越低，立起一面追诉时效的“时间后墙”，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秩序。
然而，这种法律上的宽宥，并不适用于全部案件，对于少数命案积案，特别是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他们犯下的罪行过于严重，如果因为善于“躲猫猫”，就能逃脱法律的严惩，那么对受害者而言极为不公，更是对正义赤裸裸的嘲讽和挑衅。
客观来说，这类犯罪分子，往往社会危害性极大，如果连刑事追诉都无可奈何，不啻一种“纵容”。对社会公众而言，此类特殊人群的存在，等于身边放置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所以，刑法在规定追诉时效的同时，也明确了一个“兜底条款”，如果20年以后，司法机关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一特殊追诉条款的存在，在普通追诉时效条款最大限度体现人道与宽大、确保效率与效益的同时，编织了一条特别坚固的防护带，预留了维护法治的保底手段，以避免少数罪行严重的不法分子“逍遥法外”。
而追诉规定须经最高司法机关核准，这种程序上的“顶格”设置，也能减少特殊追诉的滥用，避免将追诉时效制度空置和虚化。
从司法实践看，追诉时效制度的设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特殊条款的有效应用，也彰显出不可或缺的“震慑力”。
2024年年初，一件长达31年之久的悬疑命案，在江苏常州公安刑警的努力下终于告破，犯罪嫌疑人周某被抓获，即得益于“核准追诉”。
当然，对于已经立案侦查的命案积案，并没有“过期”一说，任何时候都“在线”。公众关注的“南医大女生遇害案”，犯罪分子马继钢虽东躲西藏，也没能逃脱法律的惩罚。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公安机关对命案积案展开攻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少数罪行严重者核准追诉，唤醒沉睡已久的正义，给受害者及其家人以最大慰藉，也给公众吃下了法治的定心丸。
撰稿 / 阳晨（法律学者）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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