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国家卫健委一份报表显示，全国三级医院中有45%的医院全年处于亏损状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年均门诊次数在下降，但个人自费比例却在升高。
一边是“看病难、看病贵”屡见不鲜，另一边是大量医院入不敷出，那钱到底流向了哪里呢？
一、医疗资源的困境
说起医院的定位，很多人以为公立医院理所当然是受政府扶持的，实则情况远非如此。
大多数公立医院财政拨款不到总收入的20%，剩下的80%只能靠自己经营来补足。
这种半公半企的性质，给医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与此同时，大医院呈现出“虹吸效应”，患者蜂拥去三甲医院，小病也要折腾一趟，导致基层医疗机构人很少。
数据显示，三甲医院占据了全国60%以上的门诊量，而社区医院无人问津，造成了资源浪费。
许多人抱怨自己大老远排队三甲医院，只为一次5分钟的问诊，这种结构失衡背后的矛盾可见一斑。
再来看看背后的资金流向。
从耗材到药品，出厂价与患者之间常常能有5到8倍的差距，某些医院设备折旧占到运营成本的35%。
不少院长一面苦兮兮地担心医院的营收，一面还得继续在基建和设备采购中花费。
二、医保与返利
医保支付本意是守护患者的钱袋子，却也给医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
按照各地总额预付制的形式，医院的总体医保额度被限制死了，于是出现了部分单位“不赚钱、我就不接诊”的推诿现象。
DRG（按病种付费）本是为了控费，但在实践中，数据真假混杂，如何确保线上线下都能规范透明，成了一道难题。
再加上一些药品和器械销售的“灰色链条”，个别医药代表的返利模式在暗处发酵，让医院管理和医务人员名誉与道德承压。
明明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却常常被过度医疗、科室承包等问题围绕。
公众对医院与企业之间的联动心存疑虑，这也是社会信任体系的隐患。
三、如何破局？
面对眼下的医改困局，有人提出国家财政应该加大直接补贴力度，尤其对不同级别的医院实施差异化补贴，坚决避免“一刀切”。
像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那样，实行“全额拨款”或“公益金+绩效金”双轨制度，或许是个赢在思路的范本。
此外数字化监管也迅速推进。
越来越多的地方搭建了统一医药采购平台，通过信息流与资金流的贯通，借鉴浙江等省份的“三流合一”管理，让采购过程一目了然。
同时基于人工智能的医疗行为监测与规范化诊疗手段也在酝酿当中，比如AI审片技术为CT影像把关，这些新技术潜在地削减了过度医疗的空间。
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从中央到地方，从传统的财务报表到医生的诊疗习惯，都需要时间和配套规则的磨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