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谢超：印美价值观分歧扩大，两国关系未来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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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超

编辑|邓慧玲

审核| 范家菀陈珏可

内容提要

印度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作为主导族群的印度教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复杂且冲突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关注印度的少数族群地位问题。莫迪执政以来，其严苛的族群政策激化了印度固有的族群矛盾。在莫迪政府加紧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国内与国际动员，以及美国压制对印度人权问题的关切以拉拢印度支持其“印太战略”等有利因素的刺激之下，莫迪政府改变了应对印美价值观分歧的策略，系统呈现了打造主权叙事以对抗美西方人权叙事、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海外动员和加强印度情报部门的海外行动等三大举措。莫迪政府系统加强在海外的渗透与干涉攻势，印度情报部门在海外的渗透和干涉行动日益大胆激进，其行动计划触碰美国主权，促使美国出台反制措施，莫迪政府被迫暂时缩减在美西方的海外渗透和干涉活动。由于美国对印政策的微妙转变，促使其西方盟友不再压制对印人权关切，印度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扩大，显示了美国打造所谓民主同盟战略的内在局限性。随着印美关系回归到竞争路径，未来一段时间印美价值观分歧扩大和冲突增多的趋势将保持不变，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南亚研究通讯特转载此文，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印美关系价值观分歧人权问题印度教民族主义

图源：网络

本文注意到莫迪政府秉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主导印度的社会意识形态，其族群政策日益突出并强调印度教族群的主体地位，同时改变了应对与美西方价值观分歧的策略，试图扭转历届政府在少数族群问题上被动应对美西方干预的局面。在国内政治议程需求与面临相对有利的国际地缘环境的情况下，莫迪政府应对印美价值观分歧的策略变得更具主动性和进攻性，系统加强了在海外的渗透与干涉攻势，并呈现打造主权叙事对抗美西方人权叙事、推动海外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和加强印度情报部门的海外行动等三大举措。莫迪政府的应对策略本质上是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扩展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的地理空间，试图彰显建立印度教主体地位政策的正当性和抵制西方干预的决心，从而为建立印度教徒的多数统治地位赢取时间。一段时间以来，莫迪政府的应对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效，充分利用了美国淡化印美价值观分歧以争取印度配合其全球地缘战略的契机。其中，2022年俄乌冲突成为美国对印政策的分水岭。但2023年6月以来，印度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为国内锡克人地位问题的外交摩擦加剧，印美价值观分歧再度浮出水面，不仅冲击了印美关系的发展势头，也让国际社会再度关注印度的人权问题。在国内，受狂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的裹挟，印度情报部门在海外的渗透和干涉行动不断升级，并试图在美国本土刺杀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古尔帕特万特·潘农（Gurpatwant Singh Pannun)（以下简称“潘农事件”)。美情报部门最终挫败了印方试图在掌握实质证据之后推出反制措施的企图。美国政府迫使莫迪政府暂停印驻北美情报站的运转，并以严厉言辞公开批评印宗教和人权问题，美印围绕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问题的交锋加剧。美国对印政策的转变，促使其西方盟友也不再压制对印人权问题的关切。考虑到莫迪政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分歧仍将持续扩大，美国打造所谓民主同盟战略尚未建成就已现裂痕。

一、印度族群关系现状与印美价值观分歧的由来

印度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印度教作为主导族群，与其他族群间文化差异大、历史关系复杂。印度族群间冲突频发，粗略估计印度国内曾经活跃和仍在活跃的族群间冲突多达30多起，其中比较突出的就包括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以下简称印控克区）的印穆关系问题、印度东北部地区的纳萨尔反政府武装问题以及旁遮普邦的锡克问题。这些问题也是西方国家重点关注的印度人权问题，经常引发印度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冲突。莫迪政府上任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策日益严苛，导致其任内印度一些固有的族群问题存在矛盾激化的趋势。

（一）

莫迪任内印度族群矛盾出现全方位激化趋势

第一，印控克区的族群关系日趋紧张。1990年，印度政府专门通过《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AFSPA)》，赋予武装部队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在印控克区进行杀戮和逮捕的权力。自此，印控克区处于严密的安全管控之下。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执政后，对印控克区所谓反印组织和人员采取严苛的镇压行动，印度军队对平民及和平抗议者的过度镇压活动，进一步加剧了印控克区的安全形势。2019年8月，莫迪政府下令废除宪法第370条，将印控克区一分为二并设立为联邦直辖区。莫迪政府设立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涉及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划入其行政管辖范围，遭到我方强烈反对。当前印控克区的普通民众大多对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和人员持同情态度，一些人混迹于平民之中，进一步模糊了武装分子与平民之间的区别，印控克区的安全问题更趋复杂。2019年12月，莫迪政府推动通过《公民身份修正法案》（CAA)，该法案主要针对2014年12月31日前因“宗教迫害”来到印度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三国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非穆斯林移民”，印度政府给予这些人以印度公民身份。由于该法案涉嫌系统排斥和歧视印度穆斯林群体，导致包括印控克区在内的印度穆斯林民众的强烈抗议。莫迪任内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严峻。

第二，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少数族群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随着印人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逐渐扩张到印度东北部地区，莫迪政府通过在当地实施分裂性民族主义政策，以及煽动当地族群之间的对立情绪以谋求选举利益，在一些印人党执政或联合执政的邦更是如此。例如，在曼尼普尔邦（以下简称曼邦)，信奉印度教的梅泰人占主导地位，邦议会选区总计60个，梅泰人口占多数的邦议会选区就有40个，而以基督徒为主体的库基人等少数族群占人口多数的选区只有20个。随着印人党积极扶持梅泰人开展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当地针对少数族群的暴力事件频发，但这套炒作族群冲突的政策帮助印人党在该邦顺利取得并扩大执政优势，2017年印人党尚只能组建少数政府，2022年已能掌控当地议会多数席位并继续执政。随着印人党在曼邦执政地位日益稳固，梅泰人主政的少数族群政策日益走向极端。2023年4月，当地法院通过决议要求曼邦政府考虑给予梅泰人表列部落地位（Scheduled Tribes)，而表列部落是对弱势群体的反歧视政策。这一决议表明梅泰人正利用政权优势全方位掠夺少数族群的权益。长期积压的矛盾被激化，当地库基人走上街头抗议和反击，梅泰人诉诸暴力，针对库基人等的族群间冲突已经导致数以千计的伤亡。由于当地安全形势严峻，莫迪政府随即宣布切断曼邦的互联网，在曼邦实行《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这意味着民众权利已经让位于安全管控，只不过莫迪政府派驻的武装部队主要在库基人所在的山区，其针对意味不言而喻。莫迪政府的应对措施无助于缓和该邦安全形势，只能通过不断延长在当地实施《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的方法来控制局面，导致当地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莫迪政府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压力不断上升。

第三，印度锡克人地位问题再度激化。锡克问题曾经导致长时期的族群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逐渐回归到相对和平的状态。莫迪执政以来，锡克问题又出现再度恶化势头。锡克人集居的印度旁遮普邦是农业大邦，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农业绿色革命期间，以农业为主的旁遮普邦迎来发展契机，锡克人勤劳肯干的品质帮助旁遮普邦农业取得大发展，旁遮普邦人均收入长期名列前茅。不过，随着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进程，以农业为主的旁遮普邦经济模式逐渐掉队，莫迪政府发展政策以持续牺牲印度广大少数族群的福祉为代价，锡克教徒等少数族群的境遇恶化。当前旁遮普邦人均收入在印度排名靠后，当地年轻锡克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且滥用毒品与成瘾问题突出。2022年2月，旁遮普邦医学教育研究生院的调查表明，旁遮普邦15.4%的人有毒品经历，也就是说邦内约3000万总人口之中，大约400万人有合法或非法使用毒品经历。也正是在这一年，年轻的锡克教牧师阿姆里帕尔·辛格（Amritpal Singh）开办了戒毒所，并开始公开宣传卡利斯坦（即锡克独立建国）思想。辛格的布道得到锡克年轻人的热烈响应。2022年，莫迪政府推出农业改革法案，引发印度农民群体的广泛抗议，但锡克农民仍被专门针对。一些印度教极端力量称抗议者是“卡利斯坦分子（锡克分离主义者）”和“反国家分子”。莫迪政府开展声势浩大的媒体动员并为此关闭了旁遮普邦的互联网，大张旗鼓地宣布要逮捕阿姆里帕尔·辛格。在莫迪政府的主导之下，一起治安案件演变成一场大型猎巫行动，其反国家叙事开始扩展到整个锡克群体，锡克问题由此再度引起印度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也是莫迪任内印度国内少数族群问题的缩影，印度国内主导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关系日益恶化。

（二）

美国持续关注印度人权问题，印美价值观分歧扩大

莫迪曾经因为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而被西方国家长期制裁。2002年2月27日，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族群骚乱。根据印度政府发布的数据，骚乱导致790名穆斯林以及254名印度教徒死亡，2500受伤，223人失踪。这也是印度独立以来死伤情况最为严重的族群骚乱之一。美国指责时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莫迪消极应对甚至纵容暴力事件，应该为持续扩大的伤亡负责，在很长时间以来都禁止莫迪入境美国，并将此事件列入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直到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之后，美国政府才解除禁止莫迪入境的决定。此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一度采取压制对印人权问题关切和降低对印人权状况批评的做法，以拉拢印度对中国进行地缘围堵。

实际上，美国总统拜登个人和民主党政府历来强调外交中的价值观因素，对外战略强调关注人权问题。早在2020年大选期间，尚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拜登就公开批评莫迪政府区别对待国内穆斯林群体和强制推行《公民身份法案》的做法。这些情况让印度各界一度对拜登任内的美印关系保持谨慎乐观。实际上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国内也一直存在要求拜登政府将对印政策与其人权问题记录挂钩的主张。2021年3月27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印前夕，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致信奥斯汀，要求后者向印度政府表达美国对印度人权问题的关注，同时阐明美国将制裁印度采购俄S-400防空导弹系统。不过，拜登政府对印政策的实用主义倾向日益明显，对印人权问题采取了低调处理方式。2021年3月30日，拜登政府发布任内首份《2020年度国别人权报告》（The 2020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虽然在印度人权部分仍然对印度人权状况表示关注，但措辞有所缓和。例如，表示注意到印度政府持续采取措施恢复印控克区局势。此后，美国《国别人权报告》仍持续关注印度，但总体来说美国并没有在口头关切之外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印美价值观分歧似乎得到了有效管控，这也推动了美印关系的快速发展。

不过俄乌冲突以来，印度坚持不同于美国的立场，且在涉及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上对外展现进攻性姿态，以强硬立场应对美西方干涉印人权问题。作为回应，拜登政府开始加大力度涉入印度少数族群政策，印美双方价值观分歧再度出现扩大态势。2023年初，莫迪政府逮捕了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并判处其两年监禁。两年监禁的判罚正好触发印度1951年颁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1951）有关规定，即“犯有任何罪行并被处以两年及两年以上刑罚”的当选议员，将自动失去国会议员资格，并且在刑期结束后六年内不能参选国会议员。考虑到只有国会议员才有资格代表所在政党角逐大选和就任总理职位，拉胡尔就有可能无法参加2024年印度大选。莫迪政府如此明目张胆地打压反对派的行为，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切。此时正值美国主导召开第一届“民主峰会”前夕，拜登政府对外表示将“密切关注”。美国务院2023年3月21日发布《2022年国别人权报告》，指出印存在“重大人权问题”，具体侵权行为包括政府任意进行“法外处决”、警察及监狱官员对囚犯实施酷刑，以及对记者进行不正当的起诉与拘捕等，“印出现明显的‘民主倒退’”。美国媒体则质疑拜登政府为何在此背景下仍坚持邀请印度参会，这是在主动削弱“民主峰会”合法性并会引发外界质疑峰会的真实意图。2023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邀请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莫迪自2014年执政以来，已先后6次赴美，这是其访问首次被提升到“国事访问”规格。美国媒体批评拜登政府的做法，并认为印度裔美国人对于莫迪的态度是两极分化的，相当一部分印度裔美国人无法原谅莫迪在2002年印度古吉拉特邦骚乱中的行为。可以说，拜登政府坚持淡化印美价值观外交的做法，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印美关系向上的势头已难以为继，正在重回传统的竞合路径。

二、印度应对与美西方价值观分歧策略新变化及动因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涉足印度少数族群问题，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应对策略呈现三大变化，包括主动打造主权叙事对抗美西方的人权叙事，在海外开展针锋相对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以应对莫迪政府定义的所谓海外“反印”力量，以及推动印度情报部门加强海外渗透与干涉行动。莫迪政府这套策略是将国内动员攻势拓展到海外，从叙事和行动两个层面同时反击美西方的干涉，具备很强的主动性和进攻性。莫迪政府应对策略演变的动因来自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国内因素方面，既有莫迪政府加紧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刺激因素，也有国内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穆斯林等少数族群之间长期矛盾的历史因素。外部因素方面，2017年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助力印度迎来更加有利的国际地缘态势，印度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全球地缘围堵战略的重要一环，莫迪政府乘势在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方面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外交应对，试图彰显建立印度教主体地位政策的正当性和抵制西方干预的决心。

（一）

莫迪政府应对与美西方价值观分歧的策略呈现三大变化

莫迪执政以来致力于扭转印度在锡克问题上的外交被动局面，在应对美欧对其国内族群问题干涉方面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大大增强，并体现出三个特点。

第一，注重通过构造主权叙事来抗衡西方国家的人权叙事。与历届政府相比，莫迪执政以来显著加大了从主权层面对美西方干涉其内政问题关切的驳斥力度。例如，印度高官不断在公开场合指责美欧以“卡利斯坦”运动干涉印度主权问题，对那些海外锡克人集聚的东道国政府施加压力。莫迪政府还动用外交资源加大对外施压力度，要求这些国家尊重印度主权，采取切实措施打击它们本土的所谓反印活动。莫迪政府尤其加强了对加拿大的外交攻势，印度情报部门配合其外交部门指控加境内存在锡克武装分子训练营，这些人受训后潜回印度并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事件。同时，印度外交部门根据情报部门指控向加方施压，要求后者采取切实措施打击其国内的反印组织。这套以主权叙事对抗西方国家人权叙事的策略，成为莫迪政府应对西方国家人权关切的惯用手段，同时也是莫迪政府压制国内反对党的有力武器，任何反对莫迪政府族群政策的反对党都不免被贴上“反印度”或“不爱国”的标签。2023年6月，锡克裔加拿大人尼贾尔遇刺身亡，加拿大方面指责印度政府在幕后策划该事件，引发了激烈的外交冲突。在此情况下，印度多个在野党放弃党派纷争表示赞成印人党政府在“派遣特工刺杀‘卡利斯坦’分子”事件中所持的强硬态度，支持莫迪政府暂停向加公民发放签证等强硬手段。即便是代表全体锡克人利益的锡克教宗教政党至高阿卡利党（SAD）也对外表示，加拿大持续纵容武装分离主义分子，印政府理应维护国家主权。可以说，莫迪政府的主权叙事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都在发挥作用，已经成为莫迪政府应对国际社会质疑其族群政策的标准叙事。

第二，针锋相对地推动海外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莫迪执政以来，不仅加强了与美西方就人权问题的叙事对抗，在实践层面也针锋相对地加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的海外拓展工作。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开始大规模向海外拓展分支机构印度教徒志愿服务团（HSS)，目前已经拓展至四十多个国家，其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西方国家是重要目的地，RSS的国际分支世界印度教大会（VHP）的海外拓展也在快速扩张，致力于将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和叙事塞入所在国的政治乃至学术议程。当前HSS在美国已经建立数百个沙卡（服务团的基层组织)，数量仅次于尼泊尔，是HSS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加拿大的HSS一直寻求政府承认加拿大社会存在“印度教徒恐惧症（Hinduphobia）”和系统歧视印度教徒的现象，以对抗当地锡克族群的反印动员；印度本土的沙卡一周举办一次内部聚会，英国的沙卡一周两次聚会，其热情程度甚至超过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徒。莫迪政府分外看重海外印度人对其国内和国际动员的作用，莫迪每次出访都会组织所在国的印度裔集会，出访期间莫迪也经常拜访当地印度教寺庙，建立自己与海外印度人之间的认同关系。2023年，这种海外动员的政治收益还体现在应对海外反印活动方面。例如，莫迪政府积极支持海外印度教徒冲到反对海外锡克人的最前线，在海外出现锡克人游行示威时，往往安排海外印度教徒同时举行针锋相对的活动，一些时候海外印度教徒和海外锡克人甚至当街冲突，通过制造社会治安事件等方式迫使东道国政府介入。这种方式有助于莫迪政府对东道国施加更大的外交压力，削弱海外反印活动对其内政外交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三，推动印度情报部门主动加强海外渗透与干涉行动。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情报部门的海外干涉规模一直在扩大。实际上，印度情报部门早就制定针对海外锡克人的定点清除计划。2023年6月锡克裔加拿大人尼贾尔遇刺身亡事件前后，已经有数位列名印度所谓锡克武装分离主义分子名单的锡克人被刺杀，其中就包括化名卡利斯坦突击队（Khalistan Commando Force，KCF）首领帕拉姆·辛格·潘杰瓦尔（Paramjit Singh Panjwar )，以及卡利斯坦解放力量（Khalistan Liberation Force，KLF）英国分部首领阿夫塔尔·辛格·坎达（Avtar Singh Khanda）。2023年12月，The Intercept网站披露印度外交部曾于2023年4月发布“秘密备忘录”，明确指示印度驻北美领事馆针对西方国家锡克侨民发起一项“全面打击计划”，并且列出了印度情报机构提供的重点名单，其中就包括后来遇刺的锡克裔加拿大人尼贾尔。随后，美国司法部发布文件指控印政府官员卷入“潘农事件”。印度情报部门主动加大包括在美国及其盟国领土范围内的渗透和干涉行动力度，充分印证了莫迪政府在应对与美西方价值观分歧方面的主动性和进攻性。

（二）

莫迪政府推动将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成功经验应用到海外

莫迪政府应对与美西方价值观分歧的策略出现明显变化，其背后的动因是多层次的。从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意识形态来看，莫迪政府上任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基于印度教族群多数地位的“多数统治”。莫迪在选举动员中突出强调所谓穆斯林威胁对印度教多数地位的威胁叙事，以唤醒印度教徒的不安全感。这种叙事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使得当前印度教特性思想已经变成了印度国族主义的同义词。印度教民族主义得益于1925年萨瓦卡尔提出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思想，其核心理念是强调同一个族群拥有同一片土地，也有着共同的种族和文化特点，这三者都源自古印度吠陀（Vedic）的黄金时代，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国民志愿服务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组织之一，这个半军事化组织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大量的干部，戈瓦尔卡（Madhav Sadashiv Golwalkar）提出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愿景就是复兴印度教价值观。戈瓦尔卡强调印度的实力必须来自“坚定的排他民族主义”，试图为提倡和发展印度教特性理论寻找现实依托。对于萨瓦卡尔和戈瓦尔卡来说，印度存在多种宗教和文化少数群体，此前的世俗主义路径并未能弥合社会分裂状况。鉴于宗教和文化的巨大差异，这些少数群体是不适合也不会真正地忠诚于印度教国家的。这种思想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国民志愿服务团，也当然地塑造了印人党的意识形态。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快速上升，以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在文化事业上也呈现出日益强烈的排他作风。2022年9月1日上映的宝莱坞电影《印度阿甘正传》（Lal Singh Chadda)，遭到印右翼宗教和民族主义势力的阻挠，后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抵制行动；随后上映的电影《梵天宝藏：湿婆篇》（Brahmastra Part One：Shiva）也遭遇同样困境。右翼媒体《印度教徒之声》发表题为《抵制宝莱坞：印度教徒要拒绝反印度教的宣传》，强调这些存在严重问题，“美化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入侵者，并仇视印度教，贬低印度教徒及其信仰”。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的进攻性和破坏性不断上升。例如 2022年以来，包括北方邦在内的印度北部各邦借清除“非法建筑”为名，使用推土机铲除公民（主要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印度少数族群）的房屋建筑，以打压穆斯林发起的游行示威行动。推土机也因此成为印度北部深受印度教民族主义蛊惑的印度教青年的追捧，被视为印度教民族主义“领土扩张符号”和打压印度穆斯林的新手段。在北方邦，约吉·阿迪亚纳特在2022年连任选举即主推“80与20之争”，即80%的民众对抗那些反对重建罗摩神庙、支持恐怖分子的20%群体，目标直指占北方邦20%人口数、总量近4000万的穆斯林民众。最终，约吉·阿迪亚纳特领导的印人党在邦议会占据了403个席位中的255个席位，进一步巩固了印人党在该邦的执政地位。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带来的选举收益巨大，进一步助长了莫迪政府出台更多针对少数族群的歧视甚至敌视政策。

在持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之下，印度民众对于印度教占多数统治地位的接纳程度快速上升，这也反映在他们对独裁或军事统治的支持之上。2023年，美国皮尤中心对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主要国家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印度支持独裁统治的人群比例大幅增加，支持独裁或军事统治的民众比例最高，高达85%的受访者支持独裁或军事统治，大约67%的印度人认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开展独裁统治，有利于排除民选立法机构或司法机构的干扰，更有大约18%的印度人表示支持军事统治。印度国内弥漫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印度的穆斯林、锡克教徒和基督徒等群体时常遭受极端印度教组织的迫害，并且这种印度教沙文主义情绪也被用来针对在印度的外国人。例如2024年3月，几十名持印度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学生袭击了古吉拉特邦大学的国际学生，理由是反对国际学生在宿舍区域“进行伊斯兰教祈祷，要求他们在清真寺里进行伊斯兰教礼拜和祈祷。”该事件波及古吉拉特邦大学来自阿富汗、塔吉克斯坦、斯里兰卡和非洲国家的大约300名国际学生，校方不得不把国际学生紧急转移到新的宿舍楼并加强安保，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已经充斥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通过煽动印度教徒与少数族群的对立，持续推进自身基于印度教徒占多数地位的票仓策略，在中央和地方邦层次的选举中获得政治回报。

同时，莫迪政府强调利用重要政治场合进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这种方式也被应用于印人党对海外印度人的动员。印度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海外印度裔移民。根据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海外印度人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移民群体，移居外国的印度人多达1750万。自2010年以来，印度也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接收移民汇款最多的国家，2018年印度收到的海外移民汇款总额达到786亿美元。2021年联合国发布的一份全球移民报告显示，接纳印度移民最多的国家依次是阿联酋(350万人）、美国（270万人）和沙特（250万人)，其他接纳印度移民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科威特、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英国等。在海外获得其他国籍身份的印度人不仅规模大，而且影响力也大，这成为莫迪政府向海外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的现实基础。

（三）

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印度处于相对有利的地缘位置

莫迪政府正将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推向海外并取得了动员效果，得益于当前印度相对有利的国际地缘态势。随着美国加大力度推行“印太战略”，印度的国际地缘优势凸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拉拢印度对抗中国，开始淡化与印度的价值观分歧，强调与印度之间所谓基于民主价值观的“天然盟友”关系，其拉拢意味十分明显。印度在俄乌冲突中并没有追随美西方国家政策，而是努力发展印俄关系，在联合国关于俄乌冲突中的投票中投出弃权票，坚持其“微妙的挺俄立场”。在美国推动对俄大规模制裁之后，印度成功抵制了美国施加的压力并坚持进口俄罗斯石油。印度外长对外表示美国正在区别对待中印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美国不得不对外表示印度采购俄罗斯石油是其主权决定，但美国同时批评中国对俄政策。毕竟，美国在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时需要印度提供的地缘支持。即使在类似俄乌冲突这样重大的战略问题上，美国也可以容忍印度执行与美不同的政策。这极大地增强了印度对自身全球地缘优势的信心。

历史上，印美在人权问题的交锋颇多。但莫迪执政以来发现美国需要印度支持其针对中国的全球地缘围堵，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动淡化与印度的价值观分歧，有意通过照顾印度外交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以拉拢印度。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有利态势极大地缓解了莫迪政府在少数族群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压力。事实上，印美在民主价值观上的认识差异巨大，双方对于民族主义、自由的边界和宗教人权等问题上的认知差别也很大。例如，印度人视锡克“卡利斯坦”运动是高度敏感的国内安全问题，而美国则更为关注印度为处理锡克问题而关闭旁遮普邦互联网的做法损害民众自由。美国关注印度人权问题，但美国自身存在更加严重的人权问题。印度人反感美国在自己面前展现的民主优越感。实际上，在俄乌冲突之初，美西方一度加大对印度的施压力度，试图迫使印度追随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美国也一度担心会将印度推离美国的战略轨道。在印美因对俄政策导致分歧扩大之际，2023年1月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印度民众认为美国位列中国之后、巴基斯坦之前，已经是印度第二大安全威胁。美国有理由担心继续这种施压会进一步影响印度对美政策的配合程度。

随着印美价值观分歧扩大，美国正在接受印美关系的基石不是民主价值观的事实，而是共同反华的现实需要。美方的低姿态对印度战略界来说是极大的鼓舞，莫迪政府将持续保持应对印美价值观分歧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以来，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各方对印度的拉拢态势进一步加强，印度的地缘优势可谓有增无减。2023年5月24日，美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提议将印度纳入“北约+”，并明确“北约+”机制将确保成员国领土完整。美国此举发出了与印度结盟的明确信号，并直指中印边界问题，表明美国认可印度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并有意在“北约+”机制下为印度提供更大支持。美国全球战略对印度的较高定位反映了其对印度地缘政治位置的认可，但显然印度对其有利地缘态势的期望更高。印度外长苏杰生公开表示新德里无意加入“北约+”，不会与华盛顿结盟。印度拒绝与美结盟，美国无法实现将“四国安全对话”( Quad）机制打造为军事安全同盟的目标。在印度的坚持下，“Quad”向多议题合作机制发展，尤其是在印度向往的半导体、人工智能、太空等高新技术领域，四国合作进展较快。2024年2月4日，美驻印大使埃里克·加塞蒂（Eric Garcetti）表示，印度正成为“Quad”的驾驶员，“印度决定Quad要做什么”，“位于副驾驶位置”的美国 “主要负责纠正方向”。印度作为“Quad”机制中唯一的非美国盟友，是其他三国拉拢合作的对象。显然，美国仍有动力避免在特定问题上的分歧冲击更大范围的印美合作。在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持续有利于印度的情况下，印度加强海外渗透与干涉的趋势不会改变。

三、印度海外渗透与干涉行动对印美关系的影响

莫迪政府应对印美价值观分歧的策略总体上呈现很强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印度情报部门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本土开展的激进行动，最终触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权问题。目前来看，印度并没有在全球地缘竞争方面完全追随美国，而是采取了务实的竞合战略，美国对印度的战略拉拢成效有限，印度对美采取的“伴而不盟”战略，降低了美国压制其国内对印度人权关切的动力。美国的反制行动迫使莫迪政府在海外渗透和干涉问题上暂时回归守势。美国对印政策的微妙转变，促使其西方盟友也不再压制对印人权关切，印度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扩大，显示了美国打造所谓民主同盟战略的内在局限性。

第一，美国揭露印情报部门涉入“潘农事件”，印对美西方的海外渗透和干涉重回守势。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情报部门海外干涉计划的规模不断扩大。印度情报部门研究与分析局（RAW）拓展了在北美地区的业务，尤其是加强了对北美地区卡利斯坦分离主义势力的渗透及干预活动，组织境外卡利斯坦分离势力回流印度。不过随着印度情报部门先后卷入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刺杀活动，美国政府开始出手反制。2023年11月29日，美国司法部发布相关法律文件，指控印度特工人员涉入“潘农事件”，明确表示“不会容忍在美国领土上刺杀美国公民的行为”，美方公布的新证据认定这名特工也是策划谋杀尼贾尔的幕后黑手。该文件的内容表明这是美国主动布局的成果，2023年5月开始行动，到6月29日破获案件，美执法部门密切跟踪了印策划在美刺杀锡克裔美国公民潘农的整个过程。该法律文件展示了美执法部门掌握的各种证据，包括印情报人员及发展的美国线人的身份信息、印情报部门培训相关人员和提供武器的路径、策划和执行行动的通话录音和视频视讯记录等材料，可以说是锁定并建立了完整的证据链。该文件还披露了印情报部门同一时期在加拿大策划并成功开展了刺杀锡克裔加拿大公民案件。

美国还有计划、分步骤使用掌握的证据材料，展开对印的施压和敲打行动。首先，2023年9月初的G20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联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施压莫迪，试图迫使莫迪政府在峰会文件上加入谴责俄罗斯的内容。峰会之后，加拿大率先就尼贾尔遇刺事件发难，印度一度在对加拿大外交斗争中采取霸凌策略。其次，2023年11月初，国际媒体跟进炒作，印度外交部否认相关传言。11月29日，美国司法部发布文件并展示证据，美占据国际舆论主动权。莫迪政府表示将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彻底调查，“潘农事件”的影响持续发酵。印度原本邀请拜登参加2024年1月26日共和国日的庆祝活动并担任主宾，之后随访澳大利亚并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但在美国司法部公开有关起诉文件之后，拜登政府旋即宣布取消此次访问。2024年2月1日，在印度承诺彻底调查“潘农事件”后，美国国会放行31架MQ-9B无人机的对印军售订单，该订单总价约39.9亿美元。美国借“潘农事件”提示其在美印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敲打印度的意味可谓强烈。

经此一番较量之后，莫迪政府开始收紧在西方国家的渗透和干预活动，短期内印度重回守势的态势已经明确。在美国情报部门成功破获印度刺杀锡克裔加拿大公民尼贾尔和印裔美国公民潘农等案件之后，莫迪政府不得不撤回印度研究与分析局驻华盛顿以及旧金山两个情报站的站长。按照此前协议，这些职位和人员都能在美方同意的情况下以非卧底身份派驻美国。加上此前印度驻加拿大的情报官员已经被加方驱逐，印度驻北美情报的三个情报站全部暂停运转。这也是自1968年以来首次出现印度全面暂停驻北美情报站的情况，短期内印度将不得不全面收缩对西方国家的情报收集工作。

“潘农事件”的影响仍在发展之中。2024年3月21日，莫迪政府对外表示RAW的个别“流氓官员”参与策划对美国公民潘农的刺杀案件。当前RAW已经停止该名官员的工作，并且内部有信心防止该事件不会继续升级，“如果问题继续升级，那么（印度）驻美大使或使馆有可能被卷入，但事情进展不会这么糟糕”。美国司法部文件已经显示印方有更多官员涉案，如果美国容忍印度仅停留在目前的处理状态，不追究更多印情报官员的刑事责任，也让印驻美使领馆外交官免遭处罚，那么莫迪政府有理由继续相信美国对印度的政策容忍度仍存在相当大的弹性空间。这种情况下，2024年获得连任的莫迪政府在处理印美价值观分歧方面，仍有可能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强势态度。

第二，印度与美国价值观分歧的扩大，对美构建反华民主同盟构成冲击。美国试图通过各种小多边机制建立针对中国的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但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的价值观分歧扩大，导致美国维系所谓“民主国家联盟”内部团结的难度加大。以尼贾尔事件为例，此次事件的两个当事方，印度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核心成员，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伙伴之一；加拿大是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成员，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近年来，印度正通过“情报外交”打造地区和全球情报网络，在年度瑞辛纳对话之前举行“志同道合国家间高级情报官员闭门会议”，试图融入美国主导的情报网络。与此同时，美国通过“五眼联盟”为加拿大提供了关键线索，帮助加拿大侦破了尼贾尔遇刺案件，引发印度对美国情报监控和自身安全的担忧。

莫迪政府在族群问题上的争议政策导致印美价值观分歧扩大，并影响到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例如2022年6月，印人党全国发言人努普尔·夏尔玛（Nupur Sharma）在电视辩论中发表针对穆斯林先知的言论，在印度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国际连锁反应，包括卡塔尔、伊朗和科威特等国家先后召见印度驻所在国大使并提出抗议，要求印度政府做出正式道歉。美国重新强调莫迪政府人权问题的做法，也引发其盟友对印度人权问题的进一步关注。例如，在美印就印度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出现分歧之际，美国国内开始重提对锡克人地位问题的关切。2022年5月，美国康涅狄格州议会宣布承认4月29日为“锡克教独立宣言纪念日”。随后西方国家出现大范围的反印游行。2023年初，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接连发生“卡利斯坦”聚会，在场的抗议人群还与当地印度裔发生暴力冲突，印度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也遭到抗议者破坏。莫迪政府在曼邦针对库基人的系统暴力还引发欧洲国家广泛关注。2023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印曼尼普尔邦冲突”动议，强烈抨击印人党政府激化族群冲突的“民族主义言论”并将曼邦局势列入“侵犯人权、民主和法制案件”讨论议程，呼吁建立“欧盟-印度最高级别人权对话”，为印度的人权问题制定明确、严格的标准。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欧洲国家将持续提升对印人权问题的关注度，印欧价值观分歧及其影响将进入上升通道。

相比欧美，加拿大对印度的价值观关切有着更多的现实政治基础。当前，锡克人在加拿大人口的比例已超过印度。2021年，加拿大最新一次人口调查统计显示，锡克人口数量约77万，占总人口比例2.21%左右，已经超过锡克人口在印度总人口的比例（大约1.7%），这使加拿大关注在印锡克人待遇具备更强大的现实基础。随着莫迪政府在应对海外锡克人问题上积极的进攻性态势，印加之间价值观冲突上升到主权层面。2023年9月18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称已掌握“可信”证据表明，印度政府涉入锡克裔加拿大人尼贾尔遇刺事件，并驱逐一名以外交官身份留驻加拿大的印情报机构负责人。印度对此坚决否认，并宣布对等驱逐一名加拿大高级外交官。9月20日，印度向所有居住在加拿大的印度公民发出建议，要求他们在这个北美国家日益增长的反印活动以及“政治上被宽恕”的仇恨犯罪中保持“高度警惕”。印度要求加拿大减少在德里的外交人员规模，理由是“干涉内政”，同时印度外交部发布针对加拿大的旅行建议，称由于加拿大出现印度外交官和部分印度社区的“威胁”以及“反印度议程”，要求印度国民不要前往加拿大发生此类事件的地区和潜在场所。由于当面批评莫迪，特鲁多的专机也因故发生故障，特鲁多及其整个代表团不得不在印度滞留两天，其G20峰会返程安排因此受到影响。双方关系因此陷入僵局。

印加外交冲突以来，美国对外表态谨慎以免过度刺激印度。印度不断升级对加拿大的外交报复，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表达对特鲁多政府的明确支持，加拿大抱怨西方盟友因现实利益而没有提供足够的外交支持。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近日解密报告，因干涉外国选举活动，印度被加拿大明确视为“外部干预威胁”。此前，CSIS已在2022年10月发布报告指出，“印度政府特工‘似乎’ 干预加拿大保守党2022年的领导人竞选”。这份题为《向民主制度部长通报外国干涉情况》（Briefing to the Minister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n Foreign Interference）的报告指出，印“外部干预行为”对加民主制度构成潜在威胁，加政府需制定“清晰明确的战略”以应对。值得注意的是，解密报告中涉及印度的内容大多被隐去，因此无法获得具体细节。但是，印度和加拿大关系中的价值观因素将持续存在，未来双方关于锡克问题的交锋将成为美国构建所谓民主同盟的一大障碍。

2024年是印度的大选年。但在 2024年3月11日，莫迪政府宣布实施搁置已久的《公民身份法案》（CAA)，以加快给“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授予印公民身份，莫迪政府在大选投票之前再度炒作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关系问题，其政治动机不言而喻，不出预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随即表示，“将密切关注该法案，尤其是法案执行方式。”印方则表示，“该法案的执行是印度内政”，美国涉《公民身份法案（CAA）》的声明“不合时宜、错漏百出且毫无根据”，强调那些“对印度多元传统和分治后区域历史了解不多的人最好不要妄加说教”。2024年3月21日，莫迪政府以“涉嫌腐败”为由强行逮捕德里现任首席部长、印平民党（AAP）党首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riwal）。此前以诽谤罪逮捕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已经引发各界强烈批评，莫迪政府在大选投票到来之际利用国家机器打压凯杰里瓦尔及平民党的行为，再度引发印国内各党派和国际社会强烈批评。3月25日，美国务院表示将密切关注凯杰里瓦尔被捕事件，并鼓励印采取公平法律程序。3月27日，印外交部驳斥美方发言“诽谤印法律程序且毫无根据”。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印美就印内政问题多次交锋。在美国筹划2024年“民主峰会”期间，印度因其人权状况以及在巴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等引发外界关注。此前印度引进以色列“飞马（Pegasus）”间谍软件等监控反对派，使得美国媒体质疑美国是否应该邀请印度和以色列参加峰会。这也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印美价值观分歧扩大和冲突增加的趋势将保持不变，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关系将更加复杂。

四、结论

本文发现，随着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国内族群矛盾日益激化，在国内意识形态动员需求和相对有利的国际地缘环境刺激之下，印度应对与美价值观分歧的策略日益主动且充满进攻性，已经主动将干涉与干涉行动的阵地前推至海外。美国也开始改变此前无限扶印、支持印人党政府的做法，开始选择更加务实的对印政策。一方面，美国深化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以共同遏制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又借人权问题打压印度，让后者意识到其国内政策选择仍会影响美国对印政策。印美关系重新回到实用主义路径，双方在不同的议题上分别采取合作与竞争策略，印美所谓天然盟友的提法失去了现实基础。2024年是美印大选年，拜登政府在人权等问题上面临的国内压力加大，压制国内对印度人权关切的动力降低。执政的莫迪政府退步余地减少，假借外部干涉问题炒作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提升选情的动力上升。不过美国处理“潘农事件”的姿态也表明，美国借人权问题敲打印度有其限度，美国会尽量控制将印美基于人权问题的交锋限制在外交层面，而不会让事态失控到真正损害印美核心利益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潘农事件”或许会影响印度情报部门在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规模和力度，印度不得不暂时缩小在欧美的海外渗透和干涉力度，这意味着其海外渗透与干涉活动的资源将更多地向其他地区和国家倾斜，这尤其体现在印度对南亚中小国家的渗透和干涉方面。印度长期在巴基斯坦开展渗透和干涉活动。2024年1月25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召开记者会指控印度情报人员在巴基斯坦参与谋杀巴基斯坦公民，称此类刺杀事件手法与印度在加拿大和美国刺杀锡克教人士事件如出一辙。多国指控并提供证据显示印度在海外系统招募、资助和支持罪犯及恐怖分子从事此类刺杀活动。根据美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报告（2022年）》披露，与印人党有联系的印度教右翼组织一直向尼泊尔各党派提供资金，以让其支持尼泊尔建立“印度教国家”（Hindu Statehood）。随着印度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南亚中小国家的渗透和干涉活动，以服务于其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和加强对中小邻国的政治掌控等目标。印度持续加强对南亚中小国家的霸权主义作风，将不可避免地冲击这些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警惕相关态势的发展情况，以维护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健康平稳发展。

作者简介：谢超，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政治与安全、印度外交与大国关系

本文转载自“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5年2月26日文章，原标题为《【研究分享】｜谢超：印度应对印美价值观分歧的策略变化、动因及影响》，原文刊载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5年第1期，原标题为《印度应对印美价值观分歧的策略变化、动因及影响》。

本期编辑：邓慧玲

本期审核：范家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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