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我在北大读博，学高分子，挨过板子，“炸”过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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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春我国学位制度正式建立，当年北京大学等校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本期，横跨60-70-80年代的北大本硕博“三朝元老”李橦为大家讲述，其80年代初北大考博、读博记，可谓妙趣横生、跌宕起伏：被“强扭”的独特考博经历、北大“黄埔二期”仅有的“七常委”大龄博士的百态人生、曲折离奇的“学科考试”、啼笑皆非的乐事趣事和惊心动魄的糗事，还有，一代宗师冯新德先生个性鲜明的大师风范！

作者简介：

李橦，1963-1970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1970-1978年河北省阜城县插队，中学教员，化肥厂筹建处；1978-1985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回炉班”，硕士生，博士生；1986-1988年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讲师；1988-1994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密西根大学、密西根大学博士后；1994-2013年美国化学文摘社高级科技信息分析师。

八十年代初，我在北大读博士

李橦

（一）强扭的瓜儿照样甜

我1963年考进北京大学化学系，没念几年书。大三时到北京郊区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接着是那场大革命，成了“专职革命家”，1970年3月才分配离校，到河北农村战天斗地一晃就是八年半。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要考英语，而我过去学的是俄语，不敢报名。不过北大（还有清华）某些理科系专门为63、64和65这三年入学的学生办了两年制“回炉班”，补因文革没有学完的课，学成再重新分配，我走了这条捷径。待回炉完成，我们很多人又想读研，成了考研主力。选方向时，“四大化学”，大家协商分片包干，避免扎堆。没人知道高分子化学是怎么回事，都不报，我就误打误撞投奔到了冯新德先生[1]名下。1982年7月，我硕士毕业。

[1] 冯新德（1915-2005），高分子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我国高分子化学研究和教育的先驱和开拓者。

我读硕士时的师弟危岩，小我十岁，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极为聪明。读到一半，纽约大学一个教授找冯先生要人读博，他就把危岩推荐走了。这样先生门下就剩下我这一颗“独苗”，下一届也后继无人，他跟我说，你毕业后就跟我读博。那时博士制度刚开始，我们上一届就是开天辟地，读博全靠导师一句话。那年，北京大学数理化三个系，导师点名，本人愿意，共留下15个人，自称为“黄埔一期”，不上课，紧赶慢赶做学位论文。结果呢，1983年全国十八位第一批博士出炉，北大竟没有赶上，榜上无名。

冯先生哪知道，他要栽培我，我心里却一百个不愿意。我文革中大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在公社中学教语文，在化肥厂搞技术，在文教局当小干事。最后回来念书读硕，动荡辗转十几年，已三十有七，只想毕业安顿下来，老婆孩子热炕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但我又不敢说不读。幸而老天帮忙，学校废除旧规，不再搞“直升”，研究生毕业一律离校。读博要重新考试“二进宫”，等待新条文出来再说。我心中暗喜，和冯先生说拜拜，小算盘是一去不回头了。

那时硕士算是宝贝，国家分配时，个人挑选单位，学校出面联系，还可以提要求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我爱人已经在同济大学读研毕业留在上海，我就选了上海交通大学，那里正在重建化学系。

不料中间出了岔子。分配方案下来时，交大所属的六机部把我调包到了上海造船工艺研究所，说那里更需要人，有一个船用黏合剂小组，加上我才三员大将，也算对口。而让我心凉的，人虽受青睐，房子却没有。我先和岳父母挤在一间屋，又住亲戚家的储藏间，再强行搬到了办公室夜间打地铺，最后才分给一四人间的单身宿舍。本来满以为到上海是欢天喜地把家还，但过小家家还是遥遥无期，牛郎织女不知要到猴年马月。

郁郁寡欢到了1982年9月份，突然收到冯先生亲自来信。几张黄纸，是油印的北大博士生招生简章（图1），只附上几个字：你要报名。一言九鼎，还是跳不出老佛爷的手心啊！看看自己身无立锥之地，也只有先北漂吃回头草，再寻找柳暗花明了。当时报考还要单位同意，他们没有挽留，盖章放人。接着体检，政审，报名，冯先生则给我搞定两份推荐书。

图1. 北京大学1982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博考定在82年11月1日和2日。我登上火车，进京赶考。在北大教书的一个同学找了一间空着的宿舍，拿来被褥，我和另一个考生“住了店”。室徒四壁，阴冷空旷，简短交流后，就各自临阵磨枪。每次考试，都把我安排在一个小实验室里，只我一人形只影单，有时有人来看看，有时把门一关完事。冯先生招几个？报名几个？化学系还有谁招生？考生中有我的熟人吗？全校情况如何？我一概不知，也没人可问。古人千里迢迢进京考进士，还是一人一个格子，能互相打照面呢。“室友”大学高我几届，报唐有祺教授，没录取，从此失联。

考试有三门。政治是写一篇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的文章。我在大学时，啃过恩格斯的经典，特别有兴趣，正中下怀。英语前一半小题目，后是英译汉的一大段。一看面熟，选自《简·爱》，碰巧读过，天助我也。专业课心里更加踏实，料定我的那些师兄们都不会来考试竞争。笔试完搞了一个走形式的面试，特别轻松。那是我和冯先生分别几个月后的重逢，他和颜悦色地跟我聊了聊家常。

37岁要重回课堂，我是被赶鸭子上架。如今看看当年的“史料”，招生简章（图1），准考证（图2），找不到“博士”二字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而且是001号（图3），入学注意事项（图4）以及单位介绍信（图5）。彼时幕幕场景，点点心境，都宛若眼前。重温这些“史料”，有些文字读来恍如隔世。如“简章”述：“又红又专的高级科学专门人才......未予录取的考生，本校将发不录取通知书......路途遥远，家庭经济确有困难者......由所在单位酌情予以补助......每人每月发给五十七元五角，另加副食品价格补贴......”，又“入学通知书”云：“自带户口、粮油关系......粮油关系必须是县以上粮食部门所开正式的‘粮食关系转移证明’，注明每月定量和停止供应月份并自带一个月的全国通用粮票......没有粮食、户口转移关系的不能报到......近期本人脱帽半身正面一寸照......托运行李时，每人必须单独起行李票......考生被录取后，其赴校路费，如考生属应届大学毕业生，由原毕业的学校发给......”。细心的，还可发现多处bug （黄线标记）。理出的这全套考博材料，如今都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珍藏“文物”，还真有点自豪。

图2. 我1982年考博时的准考证

图3. 我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图4. 北京大学研究生新生入学注意事项（1982）

图5. 上海船舶工业公司开具的介绍信（1983）

（二）同窗百态人生

83年2月我三进北大。北大整个第二届博士生只招了八人，化学系三个，哲学系三个，历史系和地质地理系各一个。化学系有一个叫陆宇澄的，本科北大57级的“老学长”，他毕业时我才入大学，考到邢其毅教授名下。老兄原来是化工一厂车间主任，默默无闻，报考后突然飞来横福，天降大任，被指定成了北京市市委委员(后为副市长)，职务一大堆，当了领导人。他要求读在职，邢先生不同意；要求读脱产，市委不答应。据说报了到，纠结几天，放弃了。

我倒是很想攀这么一个高官的同学，可惜根本没见他的面。他的太太邵宗是化学系元素分析实验室的负责人，倒因为有这层关系对我特别照应，每次送去的样品都加快处理，别的测试也尽量帮忙，“老陆”的走向也是一个经常话题。他后来还是没有在高官挣学位的大潮中免俗，1998年拿了一个北大的博士，却是城市与环境系，接着下海成了华夏银行的董事长，真是“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

我们下一年北大招博仍然不景气，又只有7人，很多还是新身份：在职博士生。但仅仅二三十年后，一个博导带7名学生以上的就大有人在，一二十人的也不新鲜。真是突飞猛进，昔非今比了！

入学后，在当时的研究生楼（29楼）2层的最西头，分配我们7个人三间宿舍，非常静僻。恰好四个人家在北京不来住，我们三个外地的，一人一单间，比念硕士时四人一屋那是天壤之别，连“黄埔一期”都眼红，他们还要平均两人一间呢。我可以开小party，甚至接我妈妈来住过一段时间。老婆女儿也来度暑假，我借了一个小黑白电视，女儿爬上铺很新鲜，又蹦又跳，无房户竟在这“单间”上下铺宿舍里找到了家的感觉，其乐融融。

住在我隔壁的叫周生春，浓眉大眼，一表人才。文革前老高三，没念过大学，78年以同等学历考取杭州大学硕士生，轰动一时，后留校当助教，是全校闻名的自学成才典范。他师从历史系邓广铭教授，主攻宋代围田，就是在这么一个小的范围内，从故纸堆中挖点别人未曾注意的材料，分析比较，写啊写啊写。这位邓先生，学术上苛刻严格，脾气暴烈，对他不少训斥。周最后答辩时，邓先生极为罕见地自己先投反对票，论文没有通过。我们上一届数学系就有一位没拿到学位，碰到个啃不动的难题就三年白忙活。我深知考上了博也没有保票，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我颇为周生春惋惜，不过他卧薪尝胆，继续修改论文，过一年回校再次答辩，绝地逢生，终于拿到了学位。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哲学、经济、公共管理等院系。发起“浙江大学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并任负责人，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声名显赫。不知周兄的如此成就，与当年邓教授的严苛要求有关乎？

我对面住的是地质地理系姜春良，导师侯仁之教授。大高个，好交往，爱藏书，好口才。我每天泡实验室，周生春泡图书馆，他却泡在宿舍。我一回来，他就堵在门口跟我聊，天南海北，说不完的话题。我近三年博士业余生活能支撑下来，他有大功。他毕业后到了军事科学院，解决了夫妻团聚，成为军事战略专家，军衔至少将。常在电视上见他在做嘉宾时评，侃侃而谈，颇觉亲切。

七人中唯一稍年长于我的，是化学系的任镜清，大学本科我们就是同学。才子，好脑袋瓜，又极为勤奋，当年就会五国语言。跟着徐光宪教授，不做实验，只搞计算，到计算机房排上几个机时，拿回来一堆打孔纸带处理数据，在家工作。那一套我一窍不通，出文章快，短短两年就发表了十多篇，头一个答辩毕业了。和我一样，他到美国做了博士后，后来在政府部门任职，可以说平淡一生，却很自得其乐。

两个哲学系的博士生都是张岱年教授弟子，81年的硕士留校助教，搞中国古代哲学史。毕业后双双继续在北大任职，后来走了不同的路。陈来给冯友兰当助手，路子正，小跑上升，成了国学大腕，到清华大学创立国学学院，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荣誉、头衔数不胜数。一副大学者范儿，再不是那个时而跟我们插科打诨的毛头小伙。刘笑敢则在美国名校辗转，长期滞留，路子有点歪，最后落脚到香港中文大学，也是学界名人。有意思的是，兜兜转转几十年，他与周生春在“浙江大学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中再相聚，担任导师，这就是人生的缘分吧。

我们号称“七常委”，却一次“全会”都没开过。因为哲学系黄楠森教授的博士生王东，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学俄语的，和我们从不来往，我仅见过他一面。

（三）老大不小的学生

我住校，又是正宗北大本硕博“三朝元老”，成了“班长”，就是联络员，跑腿跟研究生处上传下达。那时处里只有两三个老师，两间办公室。我是常客，和张、周两位管事的老师熟得很，系里不管我们，大事小事都要“通天”。博士生制度正在开创，“摸着石头过河”，时不时就要给我们开会，我一个个打电话通知。

我们81、82、83 “老三届”博士生总共三十人，主要是文革前大学生，还有一些“工农兵学员”，年龄三十大几，在社会上闯荡过十来年，住校混在学生中的，不到十个。这些“太学生”，在北大也算一道风景，老气横秋，离乡背井，在数千青春年少学子中茕茕孑立，孤家寡人。其实我们并非好高骛远，追求卓越，只想赶个末班车，知识改变命运，或者换个更顺心的工作单位，或者有助解决职称晋升，或者就是解决夫妻分居。尽管前途未知，我们甘愿付出牺牲和努力。目标单纯朴实，面向实际，或者说眼光短浅，没有奢望会成为学术权威，专家名人，业界栋梁。

我们戴着教员才有的红校徽，和戴白校徽的学生娃娃并非一族。不用说学生会，研究生会活动也不来找我们。我参加教研室老师的政治学习，看书到教师专用的小图书室，不用和学生抢位子。所有硕士生本科生一律叫我“李老师”，我心安理得，统统笑纳。毕业时，欢送我的，一个是小硕师弟师妹们的聚餐狂饮，一个是教研室主任蒋硕健老师的致辞和礼物，我都牢记于心。

我们还有一点不寻常，学校每月发57元津贴。我当过拿工资的农民，现在又当拿工资的学生，而且都可以说是“豪华级”，举世也罕见吧。学校甚至允许我们在宿舍楼走廊里摆个煤油炉，那是当年流行的烧饭工具。博士生拥有一张卡，每月供应二斤煤油，这样的卡我手里攥着好几张，货源充足。宿舍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葱姜椒蒜，一应俱全。火灶一开，满楼道都是香味，我最爱的是红烧肉和下面条，姜春良拿手的是拔丝土豆。

可是我们揣在口袋里的确实又是一本学生证，凭着它每年可以买两个往返探亲的半价火车票。当然我们没有严格的寒假暑假，总是提早回来加班。我们戴着教员资格的红校徽，但没资格吃教工食堂。而那时学生食堂加塞风气盛行，排着排着呼啦啦地一群一伙人夹到前面。我没什么熟人，只好没开门就提前等在食堂大栅栏门口，挤在黑压压的学生之中，跟他们一起敲着饭盆，呼喊着，嗷嗷待哺，一开门撒丫子冲向买饭的窗口。

我们自命高一般学生一等，有引以为豪的工作经历，又是最早一批博士，以为将来待遇上上头会另看一眼。可是有一天，这个信念崩塌了，研究生处开会告诉我们，国家在制定条文，规范学士、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工资，只与学位挂钩，而与以前工龄工资无关。原来，我们和未来的“小博士”们是一个篮子的菜，所谓的“革命贡献”没让我们的薪水沾半点光！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平则鸣，据理力争，80年代也正是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各校博士生代表，在中国医科大学聚会，讨论如何应付，有一二十人，我是北大代表。其他学校博士生都比我们少，许多只有一两人。那一次会只是交流情报，有人提议趁此成立北京博士生联谊会，由北大牵头，我胆怯地回绝了。人微言轻，尽管有人找人往上捅了，也是无功而返。我毕业后分到高校，“工业级”变成“教师级”，工资还降了。

（四）连闯学科考试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研究生处又给我们扔来一颗“炸弹”。

我们不搞“论文博士”，而要参考美国的模式，先通过资格考试，或者叫“学科考试”，才能进入博士程序。虽说晚了点，学校还是要亡羊补牢。我们82、83两届十几个人，马上炸开了锅。美国的博士生资格考试，有所耳闻，不少人被淘汰，难道入学了一年，我们还可能卷铺盖卷走人？入学考试难道不是资格考试吗？再说学位论文已在半途，怎么能停下来又去准备功课？一百个不同意，三天两头赖在研究生处磨嘴皮，吐苦水。但胳膊怎么拧得过大腿？就连导师也不肯为我们“黄埔二期”讲情，因为我们是统一考试入学，管理大权在学校，导师说了不算。没办法，硬着头皮挣学分。

主科，丘坤元老师给我开了“高等高分子化学”课，加上一个外单位听课的，只有两个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中规中矩地讲，中规中矩地考。我当时有一个毛病，坐着听讲课听报告就要打盹，怎么也忍不住。就两个学生，太显眼了。丘老师哪能看不出来，但从来没点破过。副科，我选了生物化学，和年轻的硕士生一起上课。好多东西要背，我才感到年轻不再，力不从心，费死牛劲。

英语口语，就连那几个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文科生，也得学。新老师叫邓永锵，只知道他三十来岁，是个香港富二代。我以为是个纨绔子弟，混混日子，后来才知此人来历不凡。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香港名流，本人是剑桥博士，女王亲授的爵士，当过律师。他不啃老，赶大早来大陆闯荡，毛遂自荐，死磨硬缠，不计较工资，就要教北大博士生英语，原来是大智若愚，深谋远虑！而北大也雇用他，足见那时气氛何等宽松。他一口正宗英国口音，第一节课开场白就说：我来中国（那时香港尚未回归）就是广交朋友的，你们这些人将来都是国家栋梁，以后我会有事求你们。我不是你们的老师，而是你们的学生，要学中文，你们要好好教我。接着就开始秀中文，让我们纠正他的发音。这一通话让人大跌眼镜，面面相觑，不过这顽童般的真诚直率，不拘一格的人格魅力，很快俘虏了我们，赢得了我们的喜欢。

他上课不讲路数，没有大纲，教材信手拈来，随兴而发，天南海北，笑话连篇，经常以结结巴巴的中文为主，但是每一个知识点都深深刻在我们脑里。他的功夫主要在课外，“情景教学”。比如在校园漫步，边照相边聊天（图6）；参观专家楼他的一室一厅宿舍，听他讲与漂亮可爱的香港演员妻子的恋爱史；请我们去吃西餐，讲西方人吃饭的规矩；甚至领我们出席“上流社会”的聚会，让我们了解其中礼仪，把我们当作未来之星介绍给他的朋友。美国大片的录影带是他最大的法宝。我们的课堂经常就在小放映室，看了不少名片，如醉如痴，有的是打擦边球的。《大白鲨》《鸟》《毕业生》《007》......也借着英语课，我们六个同学也有机会聚在一起，唠唠家常。说实在的，那一年英语口语没提高多少，倒是大开眼界，受益终生。那真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愉快时光。最后成绩评定，他明知研究生处要求拉出等级，硬是所有人成绩都给“优”。邓永锵后来投入商界，成了有名的“雪茄大王”，许多飞机场有他的服装名牌店上海滩（Shanghai Tang——他的英文名是David Tang）。他也是社交名人，路路通，动辄一掷千金。可惜几年前我从报上看到这个“老顽童”因病过世了。

图6. 邓永锵老师的校园漫步情景教学留影。左起：姜春良、陈来、邓永锵、周生春、李橦

有了口语分数不算完，研究生处得寸进尺，又要求“写作课”成绩，而且必须是闭卷考试。我们当然又反弹一次。争辩，失败，再争辩，再失败，直至屈服，这已成了我们的逻辑，一而再再而三。最终一个中规中矩，刻板认真的老师来上课，没有那么离谱的事了，也没什么乐子了，最后也是人人过关。二外我选了德语。大学我学的俄语，硕士学了日语，博士学了德语，曾经的我也是“掌握”中、英、俄、日、德五国语言的人呢！可惜后三者都没有提高班，又不想从头再来一遍。最后都是就着馒头吃到肚子里了，现在连个字母表也不会背了。

快毕业前，研究生处周老师突然找我说，你还缺一门劳动课呢。我心里一惊：又要下乡了？（上大学时，每年一两个星期农村劳动）她让我跟着一位图书馆管理人员，把德斋阁楼的书搬下来，用三轮车运到大图书馆。这些书是文革时藏起来的，现在准备外借。汗牛充栋！都让我眼前一亮，每一本过手的都想翻翻。起早贪黑，脑体结合，干了三天，余兴未尽，要求延长，不让了，机会还要留给别人。

幸运的是，没有让我补体育课，那样的话，要我老命了。

（五）也有乐事趣事

博士生三年，孤身在外，苦则苦，但也是快乐的“单身汉”。每星期六（那时没有双休日）晚上，我都要自我犒劳一次，到海淀校门对面的长征食堂改善生活。那个平民餐厅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学七食堂”（北大有六个学生食堂），物美价廉，好吃不贵。我从大锅菜里挑两种，四毛一碟，还要配上二两散酒，一毛一两。独酌自饮，细品慢咽，享受着一周来唯一的闲情逸致（图7）。微微有点脚踩棉花，回去倒头大睡，第二天周日，还要拼命。系里给我们做化学实验的一点补贴，让买点牛奶解毒，我全解了馋，也消了毒。

我的另一个业余娱乐就是看电影，学校放映场场不拉。室内电影在大饭厅，早早买票，自带凳子，排队入场，秩序井然。更多是室外的，在东操场，能容几千人，人山人海，我们总是凑几个人提前去占地方，打“拱猪”扑克。那时国产电影少，一年十几部片子，学校不演的我去海淀影院，看个遍。

冬去春来，到了84年，77届大学生已经硕士毕业，轮到他们考博士生了。化学系就有16个，我也添了两个师弟。这批人都比我小十多岁，朝气蓬勃，活力四射。我的两个师弟本来就和我熟，经常到他们宿舍，和他们的室友林建华[2]也熟了起来。他又掌管无机教研室的一台荧光仪，我经常要用，没少打交道。他的稳重，文雅，成熟，干练，给我印象极深，后来当北大校长早有睨端。

[2] 林建华，无机化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校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图7. 小酌微醺纳雅翁作

附诗：

小酌自解

案牍劳形久，孤斟小馆闲。

酒催心倦散，意畅月同还。

（感谢AI协助完成）

另一种类型的是某系的一个小老弟，知名大教授的关门弟子。见面熟，风风火火，热热乎乎，常来看周生春，跟我也聊。有一次他说，“化学系有个美女，我想认识她，你给我引见。”咱那时“非礼勿视”，哪认识什么小女生。哪知他早侦察好了，等她下午打羽毛球时，领我去指认。我一看，好眼力！不过这位小老弟也是帅哥，不算唐突。

经打听，她是分析化学专业硕士生。我们密室策划，以询问一个专业问题为名，我带他去拜访，然后见机抽身而去。过些日子，他沮丧地说，人家名花有主，出手晚了。没有多少天之后，我见到在我们宿舍区一高个子靓女与小老弟并肩进进出出，不免大惊失色。一打听，是小老弟新交的文科女友。

88年我到亚利桑那大学做博士后，中国学生国庆联欢，忽然见到隔壁桌上坐着小老弟，也在美国做博士后。我咬着他的耳朵小声问：你旁边那位夫人是当年那位......吗？他肯定地说，那当然。我没好意思告诉他，在我来美国那天恰好和那位他曾心仪的女生在机场见过面，要不是因为他，我们还不会打招呼呢。

小老弟后来海归，学术、仕途上都是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以他年轻时就有的过人的审美趣味，进取精神，前卫思想和交际能力，现在的发达毫不奇怪。

（六）挑水刨地忙实验

冯先生有两个比喻，我至今不忘。一个是把老师的学识比作一缸水，满了才能舀出来浇给学生。他呼吁老师们不断挑水，保持水缸满满的。再一个是，他在确定我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时说，你要搞的是光引发的聚合反应，这是我给你划的一块地盘，你先在这块地到处刨，当你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就往深里挖，那里就有你的论文。

我入学以后，就开始了挑水，刨地。一方面，博览群书，通读文献，丰富高分子光化学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又特别聚焦在以电荷转移为特征的光引发聚合的新进展上，触类旁通，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最后落到苯胺体系为引发剂。实验室试一试，文献里读一读，来来回回，确定我的博士研究方向。

说时快那时迟，这一下子就过去了好几个月。突然有一天，冯先生捎信来把我叫到他家(他没有办公室)，旁边坐着丘坤元和曹维孝两位老师。先生黑着脸，声色俱厉，劈头盖脑开训：快半年了，没见过你一个纸片，你前面的博士生孙燕慧，每两个月准写一份报告，你到底干了什么，我两眼一抹黑，想搞独立王国啊？不认我这个导师就走人！说得我头皮发炸，眼冒金花，只恨无地缝可钻。

冯先生一通大板子，我捂着屁股忍着疼，直奔长征食堂。三两酒下肚，才定下神来。痛定思痛，还是要感谢老师的良苦用心啊，教不严，师之惰。猛掌虽重，却也恰到好处，恰是时机。我不能以为自己只是挂了个老师的名，天马行空，为所欲为，自作主张，像断了线的风筝到处乱飞。冯先生为此成立一个指导小组，曹老师关注我实验论文，丘老师负责我功课学习，我从此每两个月老老实实交一份汇报，而这些汇报后来常常成为一篇论文的雏形。在我后半生工作生涯中，也牢记着每搞一个项目，不管有无要求，不管进展多少，都一个月两个月写一份书面总结，不让自己游离在老板视线之外。——咱毕竟是在名校名师门下受过严格训练的人。

我当时“独霸”着诺大的实验室，东西任我摊，后来才搬进一个小师弟。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观察一个叫膨胀计的小设备，掐秒表记录液面刻度随时间的变化。不断改变实验的条件，重复简单的操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既枯燥又烧脑。数据手工记录，手工列表，手工绘图，一切都是土办法，笨办法。打交道的全是玻璃瓶瓶罐罐，高分子的东西特别粘，很难洗，而干净程度要求又特别高，每天几个小时吭哧吭哧洗瓶子。

那时化学系学生都是很拼的，我绝对是其中之最。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奔实验室，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不分周日周末。一则我没其他事可做，二则我一心想快毕业（曹老师曾温和地批评我，你的毛病是急于求成。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终生收藏了！）。化学楼值夜班的师傅姓杜，我们叫他老杜头，晚十一点清楼，挨门挨户大声嚷嚷赶人，我常是唯一赖着不走的，磨磨蹭蹭。每天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还要回顾实验的事，有时突然疑惑起来，好像某个插头没拔，某个盖子没盖，越想越怕，爬起来骑着车子回去砸老杜头的门，先哀求后恐吓。进去之后，从来没事。反反复复，老杜头恨死了我！如果有一段时间不给他出幺蛾子，他就会对我示好：打开楼道归他管的彩电，让我独享一会儿，那可是很高的待遇！我们研究生宿舍楼也有一台，不过是黑白电视，偶尔有个球赛，人声鼎沸，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挤到了门外。

我实验用到一个叫顺丁烯二腈的化合物，要自己从氰化钾合成。这玩意剧毒无比，人们谈之色变，要有系主任亲笔签字才能领取。我隔段时间就要领一瓶，药品库王师傅是我老乡，一来二去熟了，说“你要小心啦，你领的氰化钾够毒死全北京的人了！”一天实验室就我一人，反应瓶突然暴沸，大量剧毒的氢氰酸气体突突往外冲，吸进去就小命玩完了。尽管是在通风厨内操作，心也砰砰剧跳，赶忙拉下橱门，把抽风开到最大，又打开所有窗户，呆站了好久。待到平安无事，出门就直奔长征食堂，二两酒下肚，还在一直后怕。

还有一件事胆战心惊。有一天我们几个学生正在走廊，实验室里突然一声惊天巨响，原来存放样品的玻璃真空保干器，抽真空时，内外压差使它爆炸了。惊魂未定，几天后另一个实验室早晨一开门满地玻璃碴子，一个保干器不翼而飞，原来夜间又是一个爆炸。那时念研究生简直是在玩命，我是真要谢保干器不爆之恩呢。

其实即便没有任何事故，整天接触药品毒气也够让我们折寿了。而我还在重灾区，天天跟紫外灯打交道，伤皮肤害眼睛。仗着年轻，不在乎，用身体，用健康，用小命换学位。

（七）苦尽甘来成正果

一天天，一点点，不知不觉，我的实验结果已经写了七篇文章，由导师送到当时国内最好的《中国科学》和高分子相关期刊陆续发表。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一次领会了冯先生的科研风格和思想。我写的初稿，总是爱把实验数据“拔高”，总结出超常的规律，上升到某种理论，甚至做出一些推测。冯先生大笔一挥，把这些根据不可靠的东西一律删掉，甚至让我觉得文章失去了光彩。他说：我们搞科研，最重要的是事实，是数据，这才是站得住脚的东西。没有硬数据支持的假设，即使合理，也要不得。

我后来到美国做博士后，第一个导师是亚利桑那大学的Hall教授。他是另一种风格，根据不多的例证，提出双自由基理论，认准了，让手下的研究生博士后工作充实这个理论，推广这个机理。我曾心有疑虑，觉得有时候很勉强。小心询问过，被他驳斥。东方人严谨务实，理论建树不多，西方人胆大开放，总是提出假说，可见一斑？（看，我又犯了冯先生批评的没多少数据乱上纲的毛病了）。

同年级的任镜清已经开始写学位论文了，冯先生还没有一点松口的意思，我开始沉不住气，心急火燎，如热锅上的蚂蚁。冯先生的夫人叶先生和我关系很好，帮助她做过很多小事，也唠过不少家常，向她求援，回答：哎呀，这事不能干政。

85年盛夏，学校在教授楼分给冯先生一套三室一厅，宽大明亮，我们几个弟子帮他乔迁新居，购买家具，整理布置，忙活了三天，大卖苦力。先生坐在大厅，喜笑颜开，竟然要出钱请我们吃一顿！我不失时机，弱弱地问了一句：我那学位论文……能不能着手答辩啊？恩准了!

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赶紧草草收尾实验，拆掉实验装置，洗净瓶瓶罐罐，交回多余药品，刀枪入库，伏案疾书。有了那几篇发表的论文的底子，把东西合并为三大块，成了一个自洽的体系。那时没有计算机打字机，论文全靠手写。在稿纸上，改一遍誊清一遍。论文先经曹老师过目审核，再由冯先生审阅通过。

想当年做硕士论文时，是手写复印的，只有几份。这一次我在学校附近找一个私人誊写社在蜡纸上打字，打出一页我校订一页。化学论文有很多图例，要单独光刻粘结，经常还得涂涂改改，制作尤其麻烦。反反复复好几个星期，终于看到了三年心血的成果，感慨万千：这么一本东西，竟然耗费了我900多个日日夜夜！我真正会的，懂的，比别人强的，就这点玩意，知识面窄到如此，算什么“博”士！现在再看那本论文（图8），更觉得制作粗糙，面目丑陋，惨不忍睹。

学校给了500元学位论文答辩经费。我印100本花掉100元，无论数量和价格，现在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其中7本留给答辩委员会成员，15本寄给高分子届诸位大佬评审，附上必须反馈的评审意见表。另外几十本寄出做“同行评议”，冯先生拉名单，回不回没关系。很多重要的人物，冯先生让我亲自送到，比如趁上海探亲，就拜访了复旦大学的于同隐先生[3]和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的李世瑨先生[4]等。

[3] 于同隐（1917-2017），有机化学、高分子科学家，先后曾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创始和奠基人，中国高分子科学和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4] 李世瑨（1910-2000），高分子科学家，先后曾任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华东理工大学高分子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奠基人，中国高分子科研和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学位论文答辩在十一月份进行，答辩委员会阵容强大，南开大学的何炳林院士[5]做主席，复旦大学的于同隐教授，北大的冯新德院士、丘坤元和曹维孝教授，感光所的吴世康和王尔鉴研究员任委员（图9-10）。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周其凤[6]，是我的师兄弟，虽贵为美国麻省大学博士和博士后，也只能当秘书（图11）。也许看着冯先生的面子，没人提让我答不出的问题，顺利过关，解放了！（图12）

[5] 见《旦苑晨钟》2024年9月24日朱晓夏、11月26日袁直教授撰文。

[6] 周其凤，高分子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吉林大学、北京大学校长。

图8. 我奋斗900多个日日夜夜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封面和摘要

图9. 我（站立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现场。左起：李橦、王尔鉴研究员、于同隐教授

图10.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现场。前排左起：于同隐教授、何炳林院士，二排左起：曹维孝教授、邱坤元教授

图11.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现场。左起：何炳林院士、周其凤博士（答辩委员会秘书）、冯新德院士

图12. 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后的合影。前排左起：吴世康研究员、于同隐教授、何炳林院士、冯新德院士、王尔鉴研究员；二排：曹维孝教授（左一）、李橦（左二）、邱坤元教授（左五）；三排：周其凤博士（左一）

答辩结束，我还没来得及去长征食堂自我庆功，却被冯先生叫去，居然不是祝贺，而是训话！原来答辩时何先生建议我把论文的东西申请专利，本来是抬举我，我对专利一窍不通，却鬼使神差自作主张说：论文里用到的化合物苯胺有毒，不适合实际应用，不能申请。对此，冯先生大为光火，指着鼻子问我：谁给你的权力决定能不能申请专利？你有什么资格让何先生下不来台？

我又一次暗自拧嘴巴子。当然了，这一件糗事也记录在案，让我时时反省。

过了些日子，研究生处找我，说要召开全校研究生和导师大会，由我和导师做“一对红”，介绍经验体会，这是树我为典型啊！冯先生也许余怒未消，找个借口，拒绝了。大会没开成，我失去了一次风光的机会，反正我的心也不在这了，而那份“导师带我攻难题”的发言稿后来登在了研究生工作简报上。

85年12月，我到研究生处领了博士学位证书，一个大红本。没有毕业典礼，没有授证书仪式，更没有博士服、博士帽。有意思的是，后来我漂洋过海，在美国多次更换工作，却从来没有人要求我秀给他们。

毕业那年，我年入不惑，饱经沧桑，已不再踌躇满志，雄心勃勃了。第三次告别未名湖，这次真的是不回头了！到复旦大学报到入职，开始迟来的“第二春”。

郭明雨，姚琳通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