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本文节选自《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特此分享。
目前一个挺普遍的处境，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竞争格外激烈。
这可不是自由竞争，只有竞争，没有自由。现在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十几年二十年，几乎没哪段时间是自由自在的，这可能是最让人沮丧的。
而且愈演愈烈，我这几十年接触一茬又一茬的年轻人，每一茬学生说起比他们小5岁、小10岁的孩子，都感叹相比之下，自己那一茬多一点儿自由自在。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人可能从来就没过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学习和生活都不是自由自在的，什么都网格化了。
现在的孩子，日子比我们不知道好多少，就说教育吧，从小就有这么好的教育条件，学钢琴、学游泳，学什么都有正规训练，从开头就上了道，但孩子不能总在道上啊，他需要在没道的地方、在野地里乱跑乱跳。
你们从小就学到好多知识，本来知识对我们是一种解放，但学习目标太明确了，知识可能变成了一种束缚。生活的道路不能像现在的公路系统那样，什么都标得清清楚楚，哪里可以并线，哪里并线就违章，哪里可以掉头，哪里不允许掉头，标得那么清楚，你这个人生就没法过了。要是我们的社会一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就没意思了。
某种意义上，社会给不竞争也能好好过自己的人生的人留的余地越来越少了。你当然仍然是可以做到，有一天我跟一个人聊天就说到，你要是颜回你就能做到是吧？但拿颜回说事儿，这个要求有点高——别人都过好日子，你不过。
很多人都在说，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处在竞争的环境中。是现在的人更爱竞争了吗？我觉得不是。是周边环境把生活规定成了竞争。怎么说呢？每样东西都被数字化了，这意味着，每样东西都有明确估值，甚至可以说，所有东西都标价了。比如智力，从前也分聪明、傻，现在有了智商数值。方方面面都有明确估值，不仅是更精确了。
聪明、傻是连着语境的，自然而然，你这方面聪明那方面傻，但智商就像是普遍指标。这个比较讨厌，有论者说，计数就意味着比较。就说这个“比”，咱们俩考试，结果你89分，我88分，我不想跟你比，但分数标好了，比不比也隐含着“比”。
从前也分成绩好、成绩差。现在，天天测验，天天有明确的分数。几个朋友结伴去黄山游山，你我都挺高兴的，就挺好，没谁说你高兴到89分，我高兴到88分。
现在，人从小都无时不在竞争之中，这不是说，现在的人竞争心格外重，我们那时候竞争心没那么强。
我们要多从社会而不是个人来看待这个区别，我特别认同。
个人自己的事自己去反省，但是当身边各种事物全部被明码标价之后，无论你喜欢竞争还是不喜欢竞争，你都已经处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哪怕你不爱竞争，你不竞争，你也被设定在竞争环境之中了，甚至各种各样的人生道路也都标明了数值。
我到学校来，校门里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的是对学生的期许吧，一开头就说“志存高远”，天天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怎么个高远法？没有远处的方向，身边却到处标明了数值。
我说了，不要多怪罪个人，主要是时代的问题，然而，问题最后毕竟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思考、去应对。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没有标价，至少标价不清楚，比如，学哲学值多少、学经济值多少，当教授值多少、当处长值多少。人们会更多出于自己的爱好去选他做什么，而不是看标价。
有人总结得好：你们80年代的人有方向没道路，我们现在有道路没方向。说到意义流失，这恐怕是一部分。
当然，人类面临的困境总有很多相同之处，8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发过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后来引起很热烈的讨论。你我两代，年轻人都面临很多同样的问题，我把差异夸大来说，让差异看得更清楚一点儿。
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高尚的、说得出口的那一部分，而说不出口的那一部分，我们渐渐就少看了乃至不看，最后干脆忘了。这就成了自我隐瞒、自我屏蔽。有些东西在很深的地方已经被屏蔽掉了。
但你又不能说他不知，有点像盲视，从他行动上看他是知道的，但理知要透视它呢，它被屏蔽了，你要是问他，他真的不知道。自欺还是能发现的，自我屏蔽来得更深。说起这个，不妨说，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自己讳莫如深的。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自我屏蔽是个常态，而不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比如你童年受过一种伤害，后来你完全遗忘了。我年轻时处处不如人，但是后来混成了一个大领导，你听我说往事，都是怎么光荣、伟大。
我们的记忆不断在重新构造，就形成好多好多屏蔽。那些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的事情，我们会把它们压抑到潜意识里，这种自我压抑过于极端了，就会造成心理疾患、精神疾患。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心理疾患都是这么造成的，真实的自我跟我们自己愿意接受的自我对不上，严重扭曲了，你不了解那个在真正起作用的自我。然后他的心理分析，就让你把这个真相回忆起来，最后问题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