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森林，一棵古树，一片落叶，也许承载着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
诗人奥登说：“一种文化，近乎等于它的森林。”而一棵树，也与它扎根的那片土地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唇齿相依。
它们可能是你小时候爬过的那棵老树，也可能是你每天上下班路上看到的那片绿荫。尤其在夏天，微风吹动树叶，唰唰的响声，散开热气，带来阵阵凉意，躁动的心也得到抚慰。
更重要的是，古树承载着许多人的记忆。它们可能是某个街区的标志，也可能是几代人共同的情感寄托。比如，北京胡同里的老槐树、杭州西湖边的千年银杏、广州的木棉树……每年三四月，广州的木棉花开又落，附近居民自发弯腰捡拾落花，带回家晒干煲汤。这个习惯，早已融入生活，成为代代相传的记忆。正因如此，木棉在广州人心中扎根，也在城市变迁中得以被守护。
然而，随着城市化发展，许多古树面临着被砍伐或破坏的危险。1月，《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公布，这些“绿色老人”第一次如此醒目地集体出现在大众视野。根据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现存的古树名木数量约为508.19万株。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也表示将于今年开展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高度重视古树保护。
王康是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从业超过27年。学生时代，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古树景观和保护。后来他在北京植物园工作，一个人扛着相机，拿着卷尺和小册子，记录古树的树围和位置，为其挂上牌子，独自为园区建立了最早的古树档案。他还常年到全世界的野外考察和调研各地的古树情况，是中国最了解古树保护的专家之一。
在王康看来，保护古树名木对植物园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只是一个日常工作。每年会有专人管理，而且建立了台账，对树进行病虫害防治，目前颇有成效。相对来说，真正麻烦的是城市当中的古树保护。为了城市化发展，城市中的许多古树经历了多次迁移，王康强调，这一举措虽旨在保护，但其存活率如何，仍需审慎评估。“（保护古树）就像照顾老人一样，（应）长期监督监管、长期照顾，保护大于利用。”
在冬末春初、万物萌发之际，我们跟王康谈了谈国内古树保护的现状——其实，要令这些树木脱离险境，并不能只靠眼前的条例。以下是《新周刊》和王康的对话。
城市化时代，树木也被迫迁移
《新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古树保护的？当时国内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康：我在北京林业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方向为古树的景观评价及其保护措施。
当时国内外对古树保护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古树名木仅有部分受到大城市保护，且仅有少数保护条例，法律尚未明确具体规定，该如何进行古树保护。
我国当时的古树保护措施较为有限，主要通过围栏、挂牌和简单维护来实现。部分古树因成为“神树”或旅游景点而受到关注，但数量较少。例如，北京的“白袍将军”“遮阴侯”、故宫的“连理柏”等古树会吸引游客拍照，而更多古树则分布在寺庙和村落中，由当地居民自发保护。
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开始有保护古树的意识，但保护效果并不理想。此前，我国古树资源曾遭受严重破坏，只有在交通不便、难以采伐的地区，古树得以幸存。这些幸存的古树主要集中在古村落、寺庙和森林中。这种现象在西藏、甘肃、四川等地较为常见。如今，年轻人可能未曾见过这些古树，实为遗憾。
2024年6月28日，浙江省宁波市岔路镇下畈村，一棵树龄500多年的樟树。（图/视觉中国）
《新周刊》：2025年1月3日，国务院通过《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从20世纪初植物园肇建到如今的植物园体系，我们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积累了什么经验？
王康：国家植物园内现存600多棵古树。自我在这儿工作以来，这些古树已建立了详细的档案，包括拍摄照片、悬挂标识牌，并进行了系统的登记管理。每年由专人负责日常维护，建立了台账，定期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目前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植物园而言，古树名木的保护已成为一项常规工作，并未遇到太大困难。
相比之下，城市化中的古树保护问题更为复杂。例如，一些机电项目或水库建设与古树保护产生直接冲突，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均有发生。以青海的柽柳或长江上游寺庙中的榕树等古树为例，许多已被迫迁移。虽然迁移被视为一种保护措施，但迁移后古树的成活率仍需科学评估。
一棵古树留存至今，
非常不容易
《新周刊》：当前，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保护自然和植物的重要性，但仍有不少人缺乏这种意识，公众关注度依然不足。在一些偏远地区，珍稀植物可能因附近村民或游客的无知而遭到破坏。如何让更多人认识到保护珍稀植物的重要性，让公众了解哪些植物珍贵且不可破坏？
王康：古树能够留存至今，具有重要的生态、文化和情感价值。以百岁老人为例，他们历经疾病、战乱等磨难而存活，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同样，古树能够存活至今，说明其基因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其他个体更为优秀。例如，某些古树（如榆树）产生的种子，在南方和北方均有分布，但北方古树能够适应寒冷、贫瘠的环境，说明其具备耐寒、耐旱等优良基因。这些特性对园林绿化具有重要意义，若能将其种子引种至更北的地区，可以进一步扩大其适应范围，增强这一树种耐寒、耐旱、耐风沙等能力。因此，古树在林业系统中是一种极其宝贵的遗传资源，对生态保护和物种改良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古树名木在林业调查和城市园林保护中备受重视，还因其承载着精神寄托和文化价值。例如，南方常见的榕树，往往是村民世代相传的记忆之象征。许多人从小就知道村口有一棵榕树，等到年老时，这些树就成了他们与祖辈共同回忆的纽带。古树还与宗教和神话传说密切相关，如被视为神树或祈福的对象。
古树的存在让人深刻体会到人生的短暂与脆弱。与古树相比，人类生命显得尤为短暂。我们能够看到一棵古树留存至今，其实非常不容易。比如，一个人在背井离乡多年后重返故土，在村口看到儿时（记忆中）的古树，已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图/pixabay）
《新周刊》：这种情感价值可能远胜于其他物质追求。树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可能没被在意。在你的心里有一棵特别的树吗？
王康：我心里有很多棵树。
每一次见到特别珍稀的植物或从未见过的树种，尤其是那些巨大的古树，都会给人带来深刻的震撼和喜悦。无论路途多么遥远、登山多么艰辛，只要最终能够亲眼目睹这些古树、大树或多样植被所带来的壮丽景象，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曾在美国见到过巨杉，它们是世界上生物量最大的树种之一。此外，中国的水杉虽然不属于古树，但其高大的形态同样令人赞叹。要欣赏这些树木，往往需要长途跋涉。例如，在四川绵阳平武地区的泗洱自然保护区，有一棵连香树，100多年前曾被一位英国植物学家拍摄过照片。如今，这棵树依然屹立，且生长得更加茂盛。亲眼见到这棵树，并将其现状与100多年前的照片对比，会让人感到无比震撼。
当年，周围的植被因砍伐而几乎消失，但如今环境得到改善，这棵连香树也因此生长得更加繁茂。这种对比不仅展现了自然的顽强生命力，也反映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2021年9月22日，美国加州。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消防副主任埃德·克里斯托弗在森林火灾后查看相关情况。红杉国家公园发生野火，消防人员 全力控制火情，并重点保护几处巨杉林。（图/视觉中国）
古树保护应被赋予更高的权重
《新周刊》：在你看来，当前国内古树保护科普程度算高吗？还能怎么进一步提高？
王康：不高。因为他们保护做得更多，但是科普做得很少。
比如说展览活动很少。国外有许多以古树为主题的徒步旅游项目。例如，北美地区有需要数天才能完成的徒步线路，如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徒步路线，全程需一周至两周，沿途可观赏大量古树。日本和欧洲也有类似项目，德国每年有专门的旅行团组织活动，结合徒步、摄影等形式，带领游客参观大树和自然景观。这些活动通常由各类协会组织，费用较高。
相比之下，我国此类活动尚未普及，可能与人们的消费兴趣有关。公众目前更关注基本生活需求和奢侈品消费，对古树文化的兴趣有限。我们曾组织北京的花友参观周边古树，但参与者较少，每次约20—30人，主要为白领、有闲女性及摄影爱好者。这类活动若长期推广并取得成功，未来可能会吸引更多人自发参与徒步或自驾游览。
《新周刊》：古树名木保护如何做得更好？
王康：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应充分考虑古树的保护问题。制定并切实执行保护条例至关重要，这不仅是法律法规的要求，也是保护古树的必要措施。
在进行公路修建或建筑施工时，需要权衡建设行为与古树保护之间的冲突，明确孰轻孰重。例如，修建道路或建筑物时，应考虑其对古树景观效益的影响。这并非意味着禁止迁移或砍伐古树，而是要谨慎对待，尤其是那些树龄尚未达到100年但即将成为古树的树木。
在建筑选址时，是选择砍掉一棵树龄90多年的树木，还是采取其他方式，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利益驱动下，平衡古树保护与城市建设的难度较大，做出抉择往往十分痛苦。因此，在城市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古树的保护应被赋予更高的权重。
（图/pixabay）
《新周刊》：要想好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跟自然共存，而不是单纯地全面城市化。
王康：是的。当前，城市建设中大量兴建了房地产、立交桥和桥梁等设施。然而，在人口下降的背景下，这些设施在未来100年或200年后可能失去其功能；一棵古树却可以继续存活500年。因此，是选择砍伐古树以建设这些设施，还是将古树保留并留给子孙后代，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新周刊》：做了这么多年植物保护的工作，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王康：我希望我们能够增强自身的环保意识，缩小自身活动范围，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频率、广度和深度。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应该适度，无须过度占有土地，不要过度破坏野生植物。
事实上，通过栽培和人工合成等方式，已能解决大多数问题。即便无法完全解决问题，也应避免首先从野生植物资源中索取。否则，我们留给后代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狭小。人类需要认识到，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应洁身自好，理性消费自然资源。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编辑 朱人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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