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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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的某一天，朝堂之上群情激奋。御史中丞韩缜面红耳赤地拍着桌子：“宰相，河湟乃西北屏障，若弃之，何以御敌？”
司马光却面不改色，只淡淡地答道：“不弃河湟，何以保社稷？”这一句话就激起了千层浪，朝中大臣为此争论不休。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河湟地区，消息传来，当地百姓愤怒不已。“朝廷这是要将我们拱手送给西夏啊！” 一位老人站在村口高喊：“这是我们的家园，岂能说放弃就放弃？”
然而，不论愤怒还是反对，这场历史性的决策最终还是以司马光的坚持落下了帷幕。
千年之后的今天再来回望这段历史时，我们不免会感叹：为什么一代贤相司马光，会做出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决定呢？是理性抉择，还是一时短见？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河湟之地，宋夏争夺的棋盘
河湟之地，对于当时的宋来说，如果想攻下西夏，那它就是非常关键的战略要地～
所谓“欲取西夏，先复河湟”，就是说要想攻下西夏，得先拿下河湟地区。
河湟指的就是今天的甘肃临洮、临夏等地，而西夏则主要分布在宁夏、陕西北部和内蒙古东部这些地方。河湟地区的位置正好插在西夏的心脏地带，就像把西夏的右臂给切断了。
秦汉时期，河湟地区是羌人聚居地，西汉神爵元年（前61年），在今海东地区先后设置一郡三县，即金城郡（治今民和）、临羌县和浩亹县，标志着河湟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有效统治。
早在唐代，这里就因“丝绸之路”的繁荣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进入北宋后，西夏王朝的崛起使得河湟成为宋夏两国争夺的焦点。
然而，对于当时的北宋来说，河湟却是一个“鸡肋”：守则需要巨大的财政和人力投入，弃则可能引狼入室。
北宋初期，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制定了“守内虚外”的政策，注重中原腹地的稳固，而对外扩张并不热衷。然而到了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将目光转向了西北边疆，试图通过对外扩张增强国力。
那时候，河湟的主要敌人是“唃厮啰”，这个政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吐蕃的末代赞普。吐蕃内战后分崩离析，再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青藏政权。
后来，唃厮啰的第一任领袖欺南陵温带领部队在河湟扎根，不仅成功抵挡住西夏的多次进攻，还和宋朝建立了同盟。
当时王韶的建议就是，利用这个曾经的盟友的地盘，作为进攻西夏的跳板。后来他也确实拿下了河州开拓了六州之地，自从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终于重新掌控了这片地区。但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宋朝的噩梦就开始了。
元丰四年，宋神宗觉得时机到了，便发动了五路伐夏的大战。然而，事情并没有按计划的那样发展，最后以失败告终。接着，元丰五年爆发了永乐城之战，结果也是惨败。
根据《长编》记载，李秬、种谔和沈括报告说：“永乐城陷，蕃汉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
听到这个消息，宋神宗非常痛心，甚至哭得不能自已，悲伤至极，连续几天不吃饭。第二天早朝时，他在辅臣面前痛哭流涕。
从此，宋神宗开始意识到，边疆的将领并不值得完全信任，对战争的兴趣也越来越淡，决定放弃继续西征。
元丰四五年这两场重大战败，给北宋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不仅耗尽了精锐的军队和多年的积蓄，也让宋朝和西夏的攻防态势发生了变化。
尽管五路伐夏最终失败，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譬如鄜延一线的几个堡垒和熙河北的兰州重镇。
这些小小的成果却引发了西夏的猛烈反击，想要收复失地。如果翻开《宋史·夏国传》，你会发现，从元丰六年到元丰八年，西夏几次猛烈进攻兰州，虽然宋军击退了敌人，但自己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而更为严重的是，自从王韶开始带领军队开疆拓土后，西北的战争就没停过，整整十几年，陕西一带几乎被战火摧残，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
如果和西夏的战争能顺利打赢，或许还能稍微缓解一下局势，但一旦失败，那可真是雪上加霜，情况会变得更糟。
司马光的提议
北宋在军事上遭遇的失败，不仅影响了国内局势，还直接带动了外交政策的调整，最终迫使宋朝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才能达成和解。
其实，宋朝的历次和议，无论是与辽、夏还是后来的金，都走的是类似的路线。
实际上，自从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后，主张停战、与西戎和解的声音就占了上风。而“弃地之论”其实也不是司马光首提的。
早在元丰八年，韩维就已经上书提到，“兵不可不息”的理由有三条，“地不可不弃”的理由则有五条。
到了元祐元年二月，司马光也向朝廷提出了两种应对西夏的策略：一个是让西夏撤回侵占的土地，另一个是禁止私自贸易。
“诏自元丰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归我陷执民，当画以给还。”（《宋史·夏国传》）
后面在真正执行的时候，司马光已经去世了，这个结果是“两府集议”的结果，当然肯定也有司马光的意志在里面的。
司马光为何坚持“弃地”？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宋朝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对西夏的战争，每年消耗巨资，但却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司马光认为，与其在这场无底洞式的战争中消耗，不如将资源集中于经济更发达的中原地区。
司马光并不认为河湟地区对宋朝的安全至关重要。在他看来，只要能够维持中原的稳定，西北的争端可以通过和谈解决。而河湟之地的守卫成本远远高于其带来的实际利益，放弃并不可惜。
但其实当时司马光提议归还被侵占的土地的这个观点是很主流的，不是他为了私人利益而提出的，当时像范纯仁、韩维、苏辙这些人也都支持这个看法。
所谓的“弃地”并也不是指几千里土地，也不是自神宗时期以来新得到的全部领土，而只是米脂四寨那一带。
总的来说，元祐初期的宋夏和议，实际上是因为北宋在元丰年间两次大败，导致了军事上的被动，进而引发了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局面。
但是你说司马光有没有私心呢？我猜肯定是有的，从他一上来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全给废了，就连同样是旧党的苏轼都看不下去。
作为新党的成绩之一，司马光当然对河湟地区特别不爽，想着要废掉它其实也能理解。
但是这个事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小～
弃地的代价
元祐八年（1093年），章惇上台后就把司马光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一番，章惇恨司马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司马光当初认为河湟的土地根本没啥价值，非要把花了无数将士的鲜血和生命去打下的这片土地，都送还给了西夏。
司马光觉得这场战争本来就没道理，简直就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连范仲淹的儿子都看不下去，觉得这场胜利所得到的土地简直就是小偷的行为，丢人现眼。
而除了文彦博支持司马光，其他大臣都表示无法理解，纷纷表示反对。
无论司马光写书多有成就，他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完全掩盖不了他那种唯利是图、卖国的做法。就像是瑕疵再怎么掩饰，黑点始终都洗不掉一样。
老达子说
也许我们不能单纯地用现代视角去评价司马光的决定，对于当时的北宋来说，他的选择或许是权衡之下的“次优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