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如果王朝也有形象和气质的话，那么唐朝就像是一位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雍容华贵又豪迈大气；宋朝则像是一位妆容淡雅的妙龄女子，柔婉妩媚，不乏生活情趣和品位；而元朝，更像是“钢铁直男”或“抠脚大汉”，随性、勇猛，有着不修边幅的粗犷。
这种印象的形成，或许与元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版图辽阔，民族众多，风俗习惯各异，统治阶层不能完全采用“汉法”，致使法令粗疏、政治简陋有关。
也正因如此，塑造了大元帝国有别于传统中原王朝的独特魅力。
这种独特魅力，就在于其中西交融、胡越一家的空前大一统格局，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多元文化相生共存，又各绽姿彩的时代特色。
这是蒙元史最闪光，也是最吸引后人关注的亮点之一。
元朝的酒，无疑便是这种“多元文化”的构成因子之一。
北方草原的马奶酒，中亚、西域的葡萄酒，中原汉地的粮食酒，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酒，在中西交融、胡越一家的大一统格局下，为不同民族、阶层所饮用，其中所涵盖的饮用酒礼仪、方式、习俗等多元文化差异，尽在一杯杯酒中碰撞、交汇，继而散发出“五光十色的风采”。
讲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元初政坛的一位重要人物——郝经。忽必烈甫一即位，这位遭际时乖、命途多舛的潜邸旧臣即被任命为国信使，前往南宋和议，结果去易返难，羁留异国长达十六年之久。及至送归回阙，无奈已沉疴染身、夕阳黄昏，荣华富贵竟是无缘可享，实在令人叹息。他的个人遭遇其实与我的命题没有太多瓜葛，我所看重的，是他由蒙入元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一口气所写十九首《饮酒》诗中的一首：
遍饮天下酒，风味我自得。
南江与北岭，淄渑不能惑。
两海纳一樽，巨量吞四塞。
胸次含春元，澒洞和万国。
熟醉即无言，百世归一默。
历代写饮酒诗的人不计其数，水平比郝经这首高的也大有人在，但都不像这首诗那么恰当地吟出了我想要表达的内涵。我敢说，上迄夏商周，下迤元明清，泱泱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大概也只有蒙元时代的人才敢于如此自信满满地吟出“遍饮天下酒”的诗句。换了其他朝代，那都是大言不惭，要贻笑大方的。
郝经“巨量吞四塞”“澒洞和万国”的气魄和自信，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矗立在他背后的，便是蒙元帝国在军事、政治上气吞四海、囊括天下的“野心”，和横跨欧亚大陆并且正在不断延伸的地理版图。
胡姬二八貌如花，留宿不问东西家。醉来拍手趁人舞，口中合唱阿剌剌。（张昱《塞上谣》）
燕姬歌处啭莺喉，燕酒春来滑似油。自有五陵年少在，平明骑马过卢沟。（杨奂《出郭作》）
吴姬当垆新酒香，翠绡短袂红罗裳。二盆十千买一斗，三杯五杯来劝郎。（成廷珪《江南曲》）
当然，喝酒并非男人的专利，郝经喝过的酒，塞上醉酒的胡姬喝过，京师侑酒的燕姬喝过，江南卖酒的吴姬也喝过。这些貌美如花、能歌善舞的女子，更是把大元王朝的酒喝得风情万种，芳香四溢。
元王朝华夷一统，疆宇辽阔，国势威猛豪放，朔风劲吹。生活在蒙元时代的饮酒人无疑是幸福的，如果他有一定的权势地位，或者足够的财富金钱，就可以品尝到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美酒。而这样的酒，是可以向前人和后世炫耀的。
沿着大一统格局的思路引发，我还想到了元代那些年年扈从皇帝巡幸上都的随行官员。四月启程，八月回銮，将近半年的时间里，由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构成的中央随从，在朔风胡马的漠南草原，在多元文化熔炉的上都，度过了扈从大元皇帝清暑的寂寥时光。虽说“避暑随銮即是家”，但是对不少汉人、南人官员来说，扈从上都的日子并不好过。“书生半醉思南土”，其间因乡关万里，不得不远妻子、别父母而产生的绵绵不尽的莼鲈之思，以及由于地域环境的差异所带来的诸多生理、心理上的不适，唯有用酒来稀释和弥缝。“举杯一吸滦阳酒，消尽南来百感情”，在滦阳美酒醉人的芳香中，乡愁、离愁顷刻间便烟消云散了。
“河西金盏新翻谱，汉语夷音唱满城”“今日黄粱炊灶畔，戎夷胡越共为邻”。在中西交融、胡越一家的元代，酒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沟通工具，在不同民族、阶层乃至地域之间搭筑起一座座交流的桥梁。郑麟趾《高丽史》记一事云：元文宗朝权臣钦察人燕铁木儿，一次在私宅宴请入质元朝的高丽忠惠王王祯，“酒半，丞相起舞，王亦起舞，献酬剧饮”。
一位是游牧军功贵族，权倾朝野，一位是臣属大元的高丽王室，两位不同国籍和身份的上层人物在宴席间合拍搭调，翩然起舞，我们不排除有政治表演的需要，但酒在其中扮演了“媒妁”角色，亦是不可否认的。
“携手西归意莫量，野翁林叟共徜徉。新黄米酒瓮头熟，嫩白草鸡铛内香。”文人士大夫可以不贱耕樵，和乡野村夫同桌共饮；同样也可以混通世俗，与方外僧道诗酒唱和，“古寺催尝酒，诗人免解貂”“爱寻方外友，时复到僧寮”。
虽然各民族、各阶层在饮酒礼仪的表现形式上也许互为参商，但其中所表达的敬老尊贤、廉让教化的思想观念却殊途同归，这又是“酒以成礼”的社会功用。以英宗至治元年（1321）右榜状元泰不华为代表的一批少数民族官员，在元朝各地积极推行代表传统中原礼仪文化的乡饮酒礼，就是最好的例证。
马奶酒，作为蒙元王朝的“国酒”，在宫廷祭祀、宴饮等活动中一直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最能反映蒙元政权的民族特色。这种酒虽与粮食酒、葡萄酒等风味殊绝迥异，却同样赢得了其他民族的喜爱。“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新醅撞重白，绝品挹清玄。”元人咏马奶酒的诗作非常多，而这些诗歌的作者有不少是蒙古族之外的其他民族，这其中有契丹族大政治家耶律楚材，由科举入仕的汉人官僚许有壬，甚至还有一直都不太喜欢和蒙元政权合作的大理学家刘因。
在这里，横亘在民族、阶层以及不同地域之间那层根深蒂固的隔膜，就在一杯杯酒中，慢慢淡化、溶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冲突，在某一特定层面得以妥协、调适、和解。伴随着族群间隔膜的消融与界限的淡化，民族间的融合也在悄然行进。元中叶以后，越来越多的江南士人言必称“我元”，津津乐道于“南北一家”，且对幅员疆域大一统充满自豪感。自五代以来近四百年间，因南北政权对峙造成的地域文化畛域逐渐被拆除，大批女真人、契丹人、唐兀人及定居内地的高丽人等率先较快融入汉人，扩充了汉人成分与总量。在“海内混一”鼓舞下，汉民族的恋土意识与蒙古、色目的游牧、行商等习俗潜移默化间相互影响，传统的“天下”概念与游牧帝国体制交汇而成的“华夷一体”“一元独尊”等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那些入居中土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域各族人，“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
可以说，正是由于蒙古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华夷一统”格局的奠定，带来中西、内外各种文化碰撞激荡，加之社会尚饮熏风的酷烈，与传统中原政权相比，元朝在饮酒文化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特点，可谓独树一帜。
然而，仅仅是浓缩了多元文化的酒，只是冰山一角，还远远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元代酒的全部内容。作为一种日用消费品，酒，首先是以物质存在的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酒又绝非仅仅单纯地以物质形态存在，它总是被掺杂进太多的人文元素，涂抹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又与社会政治、经济密切相连。
在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社会中，人们的酿酒、饮酒行为，往往超出饮食活动本身的物质享受意义，而附会以非物质形态的政治道德意义，打上鲜明的政治烙印。如仪狄造酒，大禹饮后发出“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警告，从这种“亡国论”或“酒祸”的政治观点出发，把饮酒行为与国家治乱兴衰或仕途荣辱相联系；依靠禁酒令等行政手段对社会酒事行为严加控制，或通过弛禁赐饮笼络民心，形成专制王朝或张或弛的酒政管理措施；利用酒的“成礼”功能框架社会饮酒行为、强化等级秩序，等等。
总之，由于人们的社会酒事活动始终无法超然于国家政治生活独立存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政治形态的干预并服务于国家政治，从而使某些社会酒事行为呈现出极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酒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酒业是古代社会经济的风向标，能够真实反映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农业直接为酿酒业提供用于酿造的粮食，酿酒业本身就是手工业的一项内容，而酒品的流通和销售又属于商业活动的范畴。酒业作为传统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为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酒课也因此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酒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在各个时代皆具有普遍性，而酒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则因时代或政权的不同而呈现出风格迥异的特殊性。我们将元代的酒置诸这样广阔的视阈之下去考察，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风情面貌呢？具体到元代的酒业、酒俗和酒政又是如何呢？这正是本书所要呈献给读者的。
雨过分畦种瓜，旱时引水浇麻。共几个田舍翁，说几句庄家话。瓦盆边浊酒生涯。醉里乾坤大，任他高柳清风睡煞。
这首清新明丽、古朴自然、散发着浓郁酒香的散曲小令，出自元翰林官员卢挚之手。在崇尚绿色原生态、厌倦科技与“狠活”的今天，读来尤能打动人们的返归自然之心。“醉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美酒从来如美人，酒香销魂处，醉倒的又何止是元人。
“醉乡宽阔，不饮待如何！”
这是来自元人的盛情邀请，却之不恭。现在，就请您干几杯元朝的酒：
一杯草原忽迷思（马奶酒）；
一杯西凉打剌苏（泛指西域葡萄酒）；
一杯南番阿剌吉（蒸馏白酒）；
一杯配制黄花酒……
那滋味，用一句元散曲的唱词就是：“到大来快活也末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