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红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MCN 机构与网红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行业关注的焦点。而以 “韩美娟” 形象走红网络的韩佩泉与辛选公司之间的解约纠纷，更是将这一关系背后的复杂矛盾暴露无遗。
韩佩泉，这位凭借独特风格和才艺迅速走红的网红，其与辛选公司的故事始于 2020 年。当时，辛巴以 “收徒” 之名，将韩佩泉纳入辛选家族，并通过精心设计的 “奶奶下跪拜师” 剧本，营造出了师徒情深的美好人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韩佩泉在直播中毫不留情地揭露，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流量骗局。所谓的 “奶奶恳求”，实际上是辛巴妻子初瑞雪主动联系的结果，其目的就是为辛选家族吸引更多的流量。
这场解约纠纷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那令人咋舌的赔偿金额。韩佩泉自曝解约赔偿 600 万元，而辛选公司更是索要高达 6000 万元的天价违约金。这背后，隐藏着辛选公司合同中诸多不合理的条款。合同中 “终身捆绑” 的设计让人瞠目结舌，合同到期后自动续约 5 年加 3 年的规定，几乎等同于一张 “卖身契”，让艺人丧失了基本的解约自主权。而违约金的计算逻辑更是荒诞，辛选以 “签约后全网涨粉数 ×3 元 / 粉丝” 的方式索赔，这种计算方式在行业内并非个例。
事实上，韩佩泉与辛选公司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早在 2020 年 3 月，辛巴团队就曾申请冻结韩佩泉的资产，这一举措无疑为双方的关系埋下了隐患。2021 年，韩佩泉正式离开辛选，成为较早出走的头部主播之一。而他的出走也并非孤例，安若溪、安九、小白胖等主播也相继离开，他们的离开都指向了辛选公司存在的高压管理和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
韩佩泉的遭遇，只是直播行业合同设计系统性风险的一个缩影。在大多数 MCN 合同中，“到期自动续约” 条款普遍存在，且续约期往往长达 3 至 5 年，这使得网红一旦签约，就仿佛陷入了 “无限服役” 的困境。虽然法律人士指出，此类条款可能违反《民法典》中 “合同自由原则”，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网红往往面临举证困难的问题，这些条款常常被默认有效。
在违约金方面，行业通行的计算方式包括账号归属、预期收益损失、流量折现等，金额从数百万到数亿元不等。根据 2023 年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数据显示，在网红解约案件中，MCN 机构主张的违约金平均为实际损失的 3.2 倍，但法院的支持率却仅为 17%。
除了合同上的不合理条款，MCN 机构对网红的人身依附与控制也十分明显。以辛选公司为例，要求艺人签订 “独家合作协议”，限制其自主接单、账号运营甚至个人形象。前辛选主播琳琳曾透露，艺人需要每天直播 6 至 8 小时，每月的 KPI 与流量和 GMV 挂钩，这使得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网红经济 “流量至上” 逻辑下的结构性矛盾。MCN 机构掌握着流量分发、供应链资源和法律话语权，而个体网红的议价能力极低。一些头部机构甚至要求网红预付 “坑位费” 以换取曝光机会。同时，MCN 机构还利用 “家族”“师徒” 等拟亲缘关系，将网红绑定，通过情感纽带降低合同约束成本。此外，MCN 机构还通过合同将经营风险转移给网红，让网红成为了 “一次性流量工具”。
据《2023 中国直播电商生态报告》显示，超过 60% 的网红因分成比例下降、账号归属等问题与 MCN 机构发生纠纷。面对这些问题，破局之路在哪里呢？
首先，司法实践正在发挥纠偏作用。2024 年，最高人民法院拟出台《网络直播行业合同纠纷审理指南》，重点规制 “显失公平的违约金条款” 和 “自动续约陷阱”。例如 2023 年 “李佳琦与美 ONE 合同纠纷案”，法院以 “实际贡献度” 重新划定分成比例，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判例参考。
其次，网红自身的觉醒和联盟化趋势也在逐渐显现。头部网红开始组建个人法务团队，或者通过 “网红工会” 进行集体谈判。像疯狂小杨哥成立三只羊集团，反向控制供应链与流量分配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如去中心化 IP 确权，有望打破 MCN 机构的数据垄断。
最后，监管部门也开始重拳整治。2024 年，国家网信办启动 “清朗・直播行业合同乱象整治”，要求平台对 MCN 合同进行备案审查，禁止 “强制续约”“天价违约金” 等不合理条款。杭州、广州等地还试点推出 “网红合同范本”，明确账号归属、分成机制、解约条件等核心条款。
韩佩泉与辛选公司的这场解约纠纷，撕开了 MCN 行业看似温情的面纱，让人们看到了背后赤裸裸的资本算计。它不仅揭开了行业的黑箱，也为所有在网红经济浪潮中追逐流量的人敲响了警钟。在未来，随着监管的不断收紧和网红权利意识的觉醒，MCN 与网红之间的权力天平有望逐渐达到平衡。但韩佩泉用 600 万元换来的 “自由”，将永远成为这个行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深刻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