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敖汉新出土坐姿人形陶像的性质

关于敖汉新出土坐姿人形陶像的性质田广林

2012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红山文化晚期环壕聚落的房址居住面上，抢救性发掘出土一尊陶质整身人形造像。此像通高55厘米，头戴冠帽、盘腿坐姿（图１）。有关专家认为，这是同期相类发现中形体最完整、形象最生动、表情最丰富的人像，因此引起了考古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同年8月2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敖汉旗委、旗政府组织有关专家通过新华网新闻直播形式，进行了专题座谈。与会学者围绕这尊陶像的年代、出土位置、性质及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其中，关于此像的性质，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焦点问题。笔者有幸加参了这次座谈会，发言中提出此像的性质是供奉在中霤之中的家主，既家族保护神的认识〔1〕。但限于特定场合，当时未能展开论证。这里拟在全面搜集整理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人形坐姿造像基础上，就其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再讨论。

图1 敖汉兴隆沟第二地点陶塑人像

一　红山文化坐姿人像种类

坐的基本原理是以臀部着地来支撑全身重量。红山文化遗存人形坐姿造像的发现，似乎可以追溯到196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对于赤峰西水泉遗址的发掘。该遗址曾出土一件头部残缺的小型泥质褐陶女性造像（图２）〔2〕，参加发掘的刘晋祥先生在《简报》中称之曰“半身”像，细审图片，实则坐姿。此后半个世纪以来，在辽西各地陆续发现的石雕、泥塑、陶塑以及线刻等各种形式的红山文化人形坐姿造像已有十数例，大体情况如下。

1.屈腿盘坐红山文化时期的人形盘腿坐像，早在敖汉陶像出土之前，在辽宁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和牛河梁女神庙遗址，都曾有过发现，只是未能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东山嘴的发现为盘腿坐姿陶塑，1982年出土于红山文化大型祭坛遗址南部的圆形神坛周围，且不止一件。其中之一发现于圆形神坛东南侧红山文化堆积层中，为同一个体的上身和下身残块（图３-1、2）。关于其体态姿势，原《简报》的描述是：“为盘腿正坐式，右腿搭在左腿上，左足及足趾裸露，右足已残缺。下身的底部平，满饰席纹。” 此外，据同《简报》，在同一圆形神坛附近，“还发现其它有同样姿态的上下身残块”，其中之一为腰部佩系绳索状腰带的人体残块〔3〕。由此可知，东山嘴祭坛附近出土的中型陶塑盘坐人像，其数量至少在２尊以上。牛河梁盘腿坐姿人像1983年发现于编号为ⅠJ1的“女神庙”遗址。据发掘《简报》，女神庙室内堆积大量人形和动物形造像，均为泥塑。已经出土的人形造像均为头、肩、臂、乳、手、腿等残块，至少分属五、六个个体，其中包括在主室西侧北壁附近出土的相当于真人大小的泥塑玉睛女神头像〔4〕。

另据发掘者孙守道、郭大顺先生披露，当年曾在打破“女神庙”的自然冲沟中采集到与女神头像不属同一个体的大腿和小腿残块若干，“从大腿和小腿部分的弯曲形状分析，可以肯定为坐式，且以双腿盘坐为主要姿态。另在发掘南单室时，也发现大型人像盘坐的迹象，其旁并有特塑的方型土台残块”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神庙”主室北侧还与女神头像同时出土有2件人体手部泥塑残块（图4-1、2）。其中一件与女神头像一样，塑造精细，比例也相当于真人大小。这两件手部塑件残块的共同特征是，“下部都有一平面塑块作依托，手都作按附状，这种动作形态往往与人像的坐式姿态相一致，而不是立式姿态所应有的”。孙氏和郭氏进而根据东山嘴祭坛发现的中型造像皆为“盘坐式”指出，盘坐“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固定的坐式”〔5〕。迹象表明，牛河梁“女神庙”中已经出土的数尊神像以及尚在埋藏状态中的大量神像，其基本体态姿式，都是应以盘坐为主。 2.垂脚高坐所谓垂脚高坐，即小腿下垂，足底着地，臀部附着在墩、台、凳、椅等高出地面的坐具之上的一种体态姿势。这是现代社会最为普遍而常见的坐姿。红山文化遗存中的垂脚高坐人形造像，在辽宁喀左东山嘴祭坛和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均曾出土。

图5 东山嘴陶塑坐姿人像

据报道，东山嘴祭坛共发现红山文化人形陶质造像残块20余件，可辨形体者，除了中型的盘腿坐姿陶像外，还有一高一矮2件均缺失头部的小型女像。其中较矮的一尊编号为 TD9②∶7，出土于圆坛东侧，体态肥硕，残高 5厘米；较高的一尊编号为TD8②∶5，出土于圆坛东北侧，上体前倾，下肢弯曲，残高5.8厘米（图5）。发掘者郭大顺先生在原《简报》中的具体描述是：“小型孕妇塑像：两件。为裸体立像，头及右臂均残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左臂曲，左手贴于上腹，有表现阴部的记号”〔6〕。但后来，郭先生又在与孙守道先生合著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根据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结果，对这两尊小型塑像体态姿势的定位作出了重要修正。文曰：“东山嘴中型陶塑像皆为‘盘坐式’，……小型孕妇塑像共两尊，姿态相同。从正面看，易误为站立的姿式。但从侧面可看到上身微向前倾，膝部则稍弯曲。若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这两尊小像背面突起的臀部和大腿的后部，各形成一个平面，两个平面夹角近于90°，并有附着的支撑物留下的痕迹，这显然证明小像原来是坐在某类支撑物上的。由此可知，东山嘴遗址出土的两尊孕妇小像并不是立式，而是一种‘倚坐式’姿态。”〔7〕

需要指出的是，“倚”字的本义是靠着。所谓“倚坐”，是指背部倚靠在带有靠背类坐具之上的坐法。从其“上身微向前倾”这一观察角度分析，这两尊小型女像的坐姿并非“倚坐式”，而是垂脚高坐。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是一处东西长约 1500、南北宽约1000米，总面积不下150万平方米的大型红山文化环壕聚落遗址。1981 年，巴林右旗博物馆在此遗址中采集到一件通高35.5厘米的垂脚高坐人形圆雕石像（图6 ）。此像双手合拢与胸前，上身挺直与平行前伸的大腿形成的夹角近于直角，臀部附着于坐具之上，小腿自然下垂，双脚着地。发现者在调查报告中称此像“呈蹲踞状”〔8〕。通常所说的蹲踞，是一种双膝上耸，臀部向下悬空而两脚着地的体态姿势。通过图 9，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斯台遗址出土的这尊石像的臀部和脚部都同时着地，这种体态姿势，属于十分明显的垂脚高坐，而不是“蹲踞”。红山文化垂脚高坐人形造像材料还见于赤峰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石质圆雕（图7）。此像为征集品，灰色凝灰岩质地，光头圆脸，五官端正清晰，两手捧腹，小腿垂直向下，倚坐于后部带有靠背的坐具之上。通高 38、宽22、厚20厘米〔9〕。

图6 那斯台高坐石人像

3.跪坐所谓跪坐，是指两膝着地，脚掌朝上，臀部附着其上的一种体态姿势。红山文化跪坐人形造像也于1981年出土于巴林右旗那斯台大型聚落遗址。此像通体抛光，通高19.4厘米。面部造型十分抽象，巨鼻大耳，眉眼极度下斜，夸张的下颏比例偏大，似乎是表示其上附有浓密的胡须，头顶有三重依次迭起的圆饼状头饰。躯干以下近于写实，上身挺直，两手合拢于胸腹之前，双膝着席（垫），臀部压在双脚之上（图 8）〔10〕。十分明显，这是一件标准的跪坐人像。目前见于公开报道的红山文化跪坐人形造像，仅此一例。

4.箕踞与踞坐箕踞又作“箕倨”、“踑踞”。其基本体态姿势是臀部着地，双腿岔开前伸，形若簸箕。这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自然、最常见、最随便的一种休闲式坐姿。早在距今8000 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这种坐姿的人形造像，就已经出现。20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曾出土一件高8.8厘米的兴隆洼文化人形石像（图9）。此人像质地为黄褐色细砂岩，采用圆雕、线刻和打磨等技法制成。底部齐平，头部斜敛，表现抽象，线条流畅。其基本体态是伸腿坐姿，双臂合抱于胸腹之间。这是一件目前见于公开报道的年代最为古老的箕踞而坐人形造像〔11〕。红山文化遗存中的箕踞形象，见于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残损陶器上的线刻图案（图10）。此器 1982年采集于丰收乡门门营子遗址，质地为夹砂褐陶，被认为是一件陶豆残柄，上端残断不存，残高3.4、底径 3.2厘米。磨光的器表周壁上刻划一立一坐两个裸体人像，其中坐者臀部着地，双腿岔开前伸，足跟点地，作箕踞状〔12〕。

所谓踞坐，又作蹲坐、蹲踞而坐。这种体态也是臀部着地，两腿分岔向前，但双膝上耸，足底同时着地。这是一种与箕踞十分接近的舒张式休闲体态。二者的共同点都是臀部着地而不盘腿，区别在于前者足后跟着地，足掌心向前；后者耸膝而足底着地，足掌心向下。《辞海》对踞坐的解释是：“坐时两脚底和臀部着地，两膝上耸，跟‘箕踞’略有不同。”〔13〕 1953年，李济先生曾著《跪坐蹲踞与箕踞》，文中据清儒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引隋唐之际训诂学家曹宪关于古代“坐”、“跪”、“蹲”和“箕踞”四种体态姿势的定义〔14〕，指出分别出土于殷墟小屯大连坑和安阳四盘磨的两件石雕人像都是商代人习于箕踞的具体例证〔15〕。殷墟小屯石雕发现于1929年殷墟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为一臀部着地、双膝上耸、两手抱腿人像残件。安阳四盘磨石雕约出土于1943年，为陈仁涛私人收藏品（图11）。此像完整无缺。陈仁涛对这件石像的具体描述是作“袒胸缩腿竖膝两手支地蹲踞而坐之状”〔16〕。这里的“缩腿竖膝”、“蹲踞而坐”的体态特征，与《辞海》所谓“两脚底和臀部着地，两膝上耸”的踞坐姿态本质上完全一样，并没有不同之处。所以，李济先生当年所论的商代箕踞人像，是包括踞坐在内的。也就是说，在学术界，也有人把踞坐归于箕踞之属。

踞坐形态的红山文化人形造像，2001年出土于敖汉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第21号灰坑，为一件高5.2、底径4.2厘米的“三女人裸体蹲坐相拥陶塑像”（图12）。发现者刘国祥先生对此尊陶像的描述是：“外表呈红褐色。三人头部紧抵，背部朝外，蹲坐相拥，手臂交叉相搂，从细腰、大臀等特征看，应为裸体女性。”〔17〕从图片上观察，此像中三个相互拥抱的裸女，其体态姿势均属臀部和脚底着地的踞坐形态。此外，199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采集到一件小型夹砂红陶半身人形塑像（图13），编号为91采∶11，此像“腰部以上残缺，腿部塑成凸状，残高2.4厘米。”〔18〕如果仔细观察图16所示线图，可以看出，这件“腿部塑成凸状”的人形塑像，所表现的也是一件坐姿人像。

二　敖汉新出陶塑坐姿人像的性质

通过这些考古实物资料，我们可以确切地了解到，现代社会所能见到的屈腿盘坐、垂脚高坐、跪坐、箕踞和踞坐等各种坐姿，早在红山文化代表的远古社会，都已经出现。

目前发现的的10余尊红山文化人形坐像，除了赤峰市博物馆收藏的垂脚高坐石像外，其余各像都有明确的出土地点。特别是牛河梁、东山嘴、兴隆沟三个地点的发现，都是具有准确出土位置的科学发掘品，学术价值独高。通过对于这批坐像出土位置的分析，可以深化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

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是距今5500年前后出现在我国辽西地区的一处远离普通生活居住区域的高规格巨型祭祀礼仪活动中心。其中，“积石冢”是特意择地建在岗丘之上，主要用于埋葬一些特殊人物，但同时又进行某种祭祀活动的神圣场所。而“ 女神庙”则是一个堆满泥塑造像的半地穴式房屋遗址。目前仅在清理的一小部分表层堆积中，就已经出土五六尊人形塑像，同时还发现有少量的禽形和兽形塑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发现的人形坐像，尽管体量大小相差悬殊，但均为盘腿而坐。目前学术界对于牛河梁“女神庙”中发现的诸多女像所代表的神格，尚有分歧意见。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多数学者认为属于祖庙，指出这里的“‘女神’是由五千五百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或女祖像），而不是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19〕。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自然崇拜性质，认为这些女像属于自然崇拜高级发展阶段被人格化了的大地母神〔20〕。

显然，不论是祖神还是地神，都不影响这批塑像的性质属于神灵的基本定位。也就是说，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这种人形坐姿造像是被当时的世俗人众供奉在“神庙”中受到尊崇的各种神灵，其所代表的是神的形象，是人格化了的神祇，而非属现实社会中的人。

东山嘴祭坛遗址是又一处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礼仪建筑群。如前文所述，这里发现的人型坐姿塑像至少有4尊，即盘坐和垂脚高坐人像各有两尊，均出土于遗址南部的圆形神坛周围。所以可以肯定，这几尊坐姿塑像的性质也是神像。

关于东山嘴祭坛的性质及其所代表的特定政教礼仪内容，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如俞伟超、殷伟璋等先生认为是古代生育崇拜、农神崇拜、地母崇拜和山川崇拜的场所〔21〕；张博泉先生认为这是与远古帝王颛顼史迹有关的祀天圜丘和祭地方丘〔22〕；王震中先生判定为早期的社坛，并且指出这是中国古代社崇拜的原生形态〔23〕。笔者也曾指出：这是一处红山文化先民在远离居住聚落的郊中举行祀天、祭地和崇祖等公共祭祀活动的大型礼仪中心，遗址南部的圆形祭坛和北部的方形祭坛，分别属于史前先民祀天圜丘和祭地方丘的珍贵实物遗存，是为后世夏商周三代之际，南郊圜丘祀天、北郊方丘祭地之礼的重要文化渊源〔24〕。既然东山嘴祭坛的性质属于远古居民祀天祭地的神社，则出土于神坛的这几尊神像，其神格自然应与天地神祇密切相关。

牛河梁女神庙与东山嘴祭坛同为红山文化晚期纯粹的宗教礼仪场所。在女神庙发现的神像基本上都是盘脚坐姿，东山嘴发现的神像则既有盘坐，也有垂脚高坐。至于较为谦恭拘谨的跪坐、懒散轻慢的箕踞和不登大雅的踞坐等坐姿，则绝不见于这种礼拜神灵的庄重场所。通过这种现象，使我们获得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即红山文化时代，那些被供奉在宗教礼仪场所而接受世俗人众礼拜的神灵，其体态姿势是最显庄严端重的盘坐和垂脚高坐。

与牛河梁和东山嘴的发现不同，敖汉兴隆沟陶塑坐像是出土于红山文化晚期一座房址居住面的灶侧，因此在认识这尊塑像的性质问题上，也就有了较大的想像空间而显现出若干不确定因素。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对照古代礼书的相关记载，却也不难看出这尊塑像也属神像的基本性质。《礼记·郊特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 关于“社”，唐孔颖达在《礼记正义》的解释是：“社所以神地之道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于地之道也。地载万物者，释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天垂象者，欲明地之贵，故引天为对也。地有其物，上天皆垂其象，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材于地者，财产并从地出，为人所取也。取法于天者，四时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为耕作之候也。所取法，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地是也。要言之，所谓社，即古代君主祭祀天地神祇的场所。

关于“中霤”，《释名》卷3《释宫室》的解释是：“中央曰中霤。”又曰：“霤，流也。水从屋上流下也。”古今注释家都谓远古穴居，于屋顶开设天窗采光取明，水气从天窗檐口滴下，故曰中霤。这就是说，中霤的本义是指开设在屋顶正中的天窗，后来引申为与天窗相对应的居室中央部位。目前在辽西一带发现的红山系列文化的房屋，均为半地穴式方形居室，而兼有炊事、取暖和照明功能的灶，一般都建在居室的中央。

就目前所知，与红山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房屋，都有于屋顶开设天窗的迹象，这应是“中霤”产生的原始出处之一。《礼记·郊特牲》所说的“主”，即神主。所谓“家主”，即家中保护神，“国主”，即国中保护神。所谓“家主中霤”，是指于屋内中霤之下设祀祭神；所谓“国主社”，是指于国中立社筑坛祭祀神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的“家”，与秦汉以后“编户齐民”意义上的个体小家庭不同，应该理解为“族”，即宗族或家族，至两周之际，“家”与“国”往往对举，用来指代当时等级分明的政治实体。《孟子·梁惠王上》：“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的环壕聚落，从远古居民普遍聚族而居的风俗习惯分析，共处于环壕聚落内的人群应属同一血缘社群共同体，这种社群共同体，其实就是一个合族同处的“家”的概念。两个以上这种“家”的组合，便是“国”了。所谓黄帝之时，天下有“万国”、“万邦”，讲得就是这种情形。有意味的是，兴隆沟陶塑坐像的出土位置是在居室中央的灶侧，这个位置正是《礼记·郊特牲》所载供奉家主的“中霤”。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兴隆沟第二地点坐像与东山嘴祭坛出土的坐像，都是盘腿而坐，腔体中空，右手搭握于左手腕部，而且或在膝部，或在脐下，都留有贯通腔体内部的孔洞。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塑造这种腔体中空的造像，其工艺难度要远远大于体内充实的塑像。而盘腿危坐，双手按固定程式叉握的身姿造型，也绝非世俗人众日常生活片断的定格。种种迹象表明，兴隆沟第二地点陶质人形坐像的性质与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一样，都属于神像。

如果把本文的分析与《礼记·郊特牲》所载“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的古礼结合起来观察，我们则有理由认为，兴隆沟第二地点房址灶前出土的坐像，即是红山时代的家主，即家族保护神，而东山嘴祭坛出土的坐像，则代表是当时的国主，即国中保护神。其实，相类形式的宗教遗存，还曾发现于白音长汗遗址。1988～199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赤峰市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是一处由分别编号为A区G1和B区G2两个相邻的环壕聚落构成的复合聚落遗址。这里发现的二期乙类遗存的年代被认为属于略早于红山文化的赵宝沟文化〔25〕。在遗址西侧山峰上，发现两处与山下复合聚落相互对应且有玉器随葬的积石冢群，各有7座，均属二期乙类遗存。其中规模最大者为一号墓区的M5，为直径6～7米的石圈墓。此墓位于山峰正顶最高之处，上有积石，积石下为长方形石板墓穴，已被盗掘。其余诸墓除了不见石圆圈外，积石之下的墓圹皆为土坑坚穴，规格明显偏低〔26〕。显而易见，位于山峰之上的这两处各有7座墓葬的墓地，绝不是山下复合聚落遗址中普通社会成员的公共墓地，而是少数受到特殊礼遇的上层分子的葬所。其中，只有规格最高的M5有石圆圈，可见辽西远古先民的意识中，石圆圈是用来尊崇那些地位最高的祖先神灵的。如果把这种出现在白音长汗积石冢上的石圆圈与后来红山文化积石冢上规模巨大的祭坛联系起来认识，可以看到，冢上设坛致祭之礼，在辽西一带，有着异乎寻常的历史渊源。同时，在A区G1聚落中南部编号为AF19的二期乙类遗存房址居住面上，还发掘出一尊通高36.6厘米、栽立在灶前的石雕人像（图14）〔27〕。

图14 白音长汗AF19人形石像

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白音长汗遗址发现的立于房屋居住面中部灶址旁的石雕造像，也应是供奉在“中霤”的“家主”，他的职司是保护两个环壕聚落其一之中的族人。而被安葬在山头之上以M5为代表的少数社会上层人物，应属生前建有显赫功业，死后被族人尊为神灵，供奉在社坛之中的“国主”，它们的职司应是守望和保护山下整个复合聚落全体部众。这是目前发现的中霤之祭和社坛之祭早期发展阶段的可靠实物例证〔28〕。

通过兴隆沟第二地点、东山嘴和白音长汗的发现，可以看出，上引《礼记·郊特牲》所讲“家主中霤而国主社”并不是周礼，而是追记周以前的古礼。这里的“家主”，是指氏族或宗族的保护神，其神格主要是祖神；“国主”则是邦国的保护神，其神格是祖神和天神的混合体。从社会层面来说，“家主”之祭与“国主”之祭，有着祭祀层次和范围上的区别，从历史的演进逻辑上说，“国主”则是“家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家主中霤”到“国主社”，实际上是代表的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当人们在村落内部的“中霤”团聚在一起祭祀“家主”的时候，联系人们的纽带主要是血缘关系；而当人们走出各自居住的村落，到大家都认同的郊中之“社”来祭祀“国主”的时候，联系人们之间的纽带，便已经不再以单纯的血缘关系为限，而具有某种地缘性质了。这就是商周之际“邦社”和“国主”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如此说来，兴隆沟、东山嘴和白音长汗等处的考古发现，之于深化理解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注　释

〔1〕见新华通讯社主办的新华网现场直播栏目：《兴隆沟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专家座谈会》，2012年8月 20日，网址：www. news. cn。

〔2〕此像头部残缺，胸部乳房突起，女性特征明显，残高3.8、底部直径2.1～2.3厘米（《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3〕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4〕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 1986年第8期。Ｂ.关于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人形造像残块，一说分属６个个体，见孙守道等《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又见朝阳市文化局等《牛河梁遗址》（第 15页，学苑出版社，2004年）。

〔5〕孙守道等：《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6〕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7〕孙守道等：《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8〕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9〕刘冰主编：《赤峰博物馆文物典藏》第12页，远方出版社，2006年。

〔10〕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11〕Ａ.张乃仁等：《辽海奇观：辽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第41～4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Ｂ.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第52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12〕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第65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

〔13〕《辞海·语词分册（下）》第21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4〕（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书籍出版社，1981年）第八上“居”字条引隋唐之际训诂学家曹宪语曰：“……古人有坐、有跪、有蹲、有箕踞。跪与坐皆膝着于席，而跪耸其体，坐下其脽（屁股）……若蹲，则足底着地而下其脽、耸其膝曰蹲。……若箕踞，则脽着席而伸其脚于前，是曰箕踞。”

〔15〕李济：《跪坐蹲踞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 年）；又见《李济文集》卷四第483～5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第2页，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转引自李济《跪坐蹲踞与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李济文集》卷四第4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8000年前精美玉器，5000年前裸女陶塑》，《文物天地》2002年第 1期。

〔1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96～11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9〕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写在〈文明曙光〉放映之前》，《中国文物报》1989年5月12日。

〔20〕卜工：《牛河梁祭祀遗址及其相关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21〕苏秉琦等：《座谈东山嘴》，《文物》1984年第11期。

〔22〕张博泉：《对辽西发现五千年前文明曙光的历史蠡测》，《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

〔23〕王震中：《东山嘴原始祭坛与中国古代的社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

〔24〕A.张乃仁等：《辽海奇观——辽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第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B.田广林：《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第260～273页，中华书局，2004年。〔2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第501页，科学出版社， 2004年。

〔2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第200～209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