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汉旗康家营子鲜卑墓和
辽代壁画墓发现50年记略
文 / 邵国田
1974年4月初，位于敖汉旗古鲁板蒿公社康家营子大队东南约2华里的东沙窝子一座辽代中期壁画墓被吴家营子村民刘金堂、宋万有盗掘。旗文化馆闻讯后，便派我前往处理，因为我是馆里唯一一个文物兼职干部，这是我自1972年任该职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古墓盗掘事件，而且墓室周壁还绘有学术价值很高的壁画，所以，出发前忐忑不安有一定的压力。
这座墓发现至今已恰好50个年头，这段岁月经过半个世纪，当年调查和清理具体情节不是那么清晰了，但主要过程还是能回忆起来。将之写成文字记录此事，供诸位同乡分享。
一、去往墓地的路上
前往调查时恰逢春季造林开端时，具体哪天出发已记不得了。那天早6点便从新惠镇（旗政府驻地）坐班车去古鲁板蒿公社，同车的还有旗电影公司一位姓宋的职工，他也一同去该公社公出。大清早天气还很冷，行程70余公里，到公社站点还不到早上8点钟，我和老宋下车后便直奔公社秘书室，与叫冯云的秘书接洽，亮出介绍信，言明我们的任务，履行必要的程序。
在差不多谈完我们来的任务后，公社菜园园头老李头推开门说：“请两位客人去餐厅吃早餐”。我们便应声跟着园头走出秘书室，顺着他所指餐厅的方向奔去。经过一番长途旅行，我们早已饥肠辘辘了。
我们推开餐厅门，只见两个空圆桌，便推第二间厨房门，也是一无人，但能听到最西的房间传出来宴饮中的谈笑声，我们喊了一声，一个张姓的厨师从里面走出来拦住我们，说你们找谁，我们说来吃饭的。到此时才明白，公社准备招待的客人并不是我们，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旗水利局的下乡干部。张说：没有准备你们的饭，给你俩炒点剩饭吧！他打开煤气灶，将冰冷的小米干饭在大勺里炒了几下倒在两碗里，端来一碟咸菜让我们吃。同是下乡干部分两种招待规格并不奇怪，文化上最穷，自然是最末等的，而水利上是最有钱的单位。这位伙夫文革之初还是旗评剧团的鼓手，剧团解放后，回到他老家古鲁板蒿公社被聘成做饭的伙夫。我们吃的饭还是冰凉的，张伙夫很随便将给水利局干部炒的韭菜剩下的菜汤泡在剩饭里，我们才吃进去这碗冷剩饭。这顿饭是我这一生中记得最牢的一顿饭，文化部门下乡有多艰难。而文物考古工作者每年都要下乡不断，所以，首先要面对的这一难题，无论遇到什么状况，首先要吃好，保证体力才能完成任务。
饭后，我们又回到办公室和秘书谈来的事，见他在我的介绍信上签上一行字，请康家营子接待，盖上公社革委会的公章，又告诉我去康家营子大致方向位置。并说了一句现在公社干部都下各村植树，抽不出人来。那意思是我只有自己去了。
古鲁板蒿是一南北长东西窄的村子，我向北走出村子，还是老办法，只要问准哪条电话线通往康家营子，就能顺着这条电话线径直走向那个村的村部，这是从事文物工作以来去几个村闯出来的经验。这样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不必村村问路，节约了很多时间，第二个是走的是一条直线，很少绕弯子。不利的是多数没有路，很不好走，过不去沟坎的地方也只能绕开。
康家营子村地处老哈河右岸的第二级台地上。这里是科尔沁沙地的腹地，由于河道弯曲呈西南——东北流向，整个河岸迎向西北，所以形成了大风口。岸上隔不远就矗立着高低不等、粗细不一的风蚀柱，每个柱从顶到底多露出不同时期文化堆积，从红山文化到辽金元等时代文化遗存堆积层，有的在风蚀柱靠西北侧刮出来的浅坑中，如压缩饼干式形成次生文化堆积。我从康家营子大队向北到吴家营子村的几华里河岸上走过，就遇见刮出的几件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成排地摆放在路边。又过了15年，在1988年的5月份，我们来搞文物普查，尚能采集到较完整的红山文化陶罐、东汉的五铢钱和完整唐代大陶罐。
我来大队部时，也已接近中午时分。大队会计在村里值班，其他村干部下队搞植树造林去了。会计很热情，也知道了墓地被盗的事，在队部吃完中午饭就去吴家营子找到那两个盗古墓的农民，开始调查工作。
图一、吴家营子鲜卑墓出土印纹陶壶和海波纹铜牌饰 现收藏敖汉博物馆 摘自《敖汉文物精华》
二、现场调查和民间走访
意外获知出土金器
吴家营子是依河岸而建，小村子有20余户人家。盗掘的两个人就住在这个村里，都是30多岁的农民。我先到的是刘金堂家，请他说一说这两座墓的发现过程。据他说，1972年乃至1973年以来，这里遇到连续的旱灾，一到春天青黄不接时农民便到沙窝子里去挖野菜充饥。科尔沁沙地是一个含水沙地，虽遍地是沙包，但背风一面往往绿草一片，用手一掏一尺多沙就见到水。有的沙坑还有小水泡子形成一小片绿地，长着各种野菜。1973年春天，他与宋万有一起去东沙窝子挖野菜，看到地表刮出呈长方形框铁钉，他俩就顺着方框的范围内向下挖去，几锨深就见到人骨，出土了陶器、铜器和金器，我问他这些东西在哪，他说金器让他们两个卖掉了，他们挖出金器惊动了全村，好多人来看究竟，驻村的一个从沈阳来的姓李五七战士也到他家看，他对刘、宋说私藏黄金违法，抓紧到银行卖掉。刘还对这批金器作了描述，是像牛等动物，身上镶嵌着各种颜色的宝石，在银行卖时，营业员将宝石用钳子夹下来，将金器剪成小块，称重后得款800余元。回来后一位大队姓武的干部向他俩借去300元。当时金子是3元一克，根据他说的，这批金器总重300克左右。刘和宋还将鎏金的铜管、桃形步摇、四件海波纹圆形方孔铜饰件和两件印纹陶壶交给我们。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鲜卑的文物。除了这座墓魏晋时期墓葬收缴的文物还有辽墓出土的几粒琥珀珠子和两菊花形璎珞坠。契丹人崇尚琥珀，而这些琥珀多产自波罗的海是通过西域诸国向辽国进贡而获得。因此，这些精美的琥珀制品是舶来品。
图二、浮雕菊花纹琥珀 康家营子辽墓出土 摘自《敖汉文物精华》
我找那位敦促卖金器的五七战士座谈，承认是他让他们卖金子的事实，也大体介绍了他所见到的金器，看来不仅普通农民不懂挖文物违法，这个来自省的干部也不懂。
第二天上午，刘、宋二人领着我先看了那座鲜卑墓，位于距村之东约1华里的沙坑中。又经过一年的风沙侵蚀，盗掘坑已刮平，地表看不出任何痕迹。
从鲜卑墓再往南约1华里处一个大沙包的东南侧便是被盗的辽代壁画墓。我们看到盗掘现场是墓为中等规模的贵族墓，墓室为砖八角穹窿顶，有甬道、墓门和墓道盗掘者是将顶部南侧打开一个洞爬入墓室的，故墓室内有很多沙土流进。墓西侧便是座大沙包。从盗洞向里看到墓室的壁画局部。
三、对辽代壁画墓的清理
两处墓地都现场调查清楚了，回大队首先向大队干部汇报，也同时向旗文化馆的领导打电话汇报一天的调查结果，请示被盗的辽墓是否应该清理，时任文化馆长王玉珩说：你们清理吧！
第三天，大队又派来两个人加上大队刘、宋共4人清理，所谓清理，就是墓室的沙土清理干净，甬道的大部分未动，还是原来的泥土半天多就清理干净。墓道东南方向，室内北侧砖砌尸床，甬道和在墓室内壁白灰面上作画。正北壁画四幅花卉条屏，东北和西北壁各画一只立着的仙鹤，东西两壁各画四男一女侍者，应为《侍奉图》。东南和西南两壁各画三个契丹男人，向内第一人驾海东青，应为《春猎图》，是为墓主人出行春猎作准备。两个女人捧着包裹为主人打扮，男人均髡发，是春猎中契丹青年猎手。
图三、绘于康家营子辽墓甬道 魏泽德临摹 摘自孙机《辽代绘画》一文
更具草原游猎气氛的是绘于甬道东壁的《备饮图》和西壁的《烹饪图》，壁画的摹本一经发表后，便成为研究契丹生活的珍贵资料，受到了史学专家的重视，如考古大家孙机先生便在《辽代绘画》文中引用。《备饮图》为两个女仆坐于矮几边角处如有所语，身后一只细腰犬正在低首找吃的，极具生活情趣，似乎闻到芬芳的草原气息。《烹饪图》为三个髡发的契丹男子，主要道具有长颈瓶以及矮几上的碗盘、三足筒腹铁鼎、三足圆腹直领铁鼎，为一蒸一煮的两件炊具，而且是为野炊的专用食具。蒸锅是盖着的，应该是蒸包子馒头之类的面食；筒形鼎则无盖，有兽的肘子、兽首和野鸭脖等。这种野炊的生活方式，与契丹人游牧和狩猎生活方式相关。筒形鼎还见于辽墓的出土，广大的辽西地区，从小河西文化到小河沿文化的前后五千余年间，所用炊具均是以筒形罐，也把辽河等地区称之为“罐文化区”，皆缘于史前这里的先民们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他们以直腹罐作为炊具就是为了煮飞禽走兽时易于放取。辽代的契丹人也完全因生产生活方式使用这种筒形铁鼎，与史前的陶器中筒形罐相雷同，这正如契丹人为架鹰时不被鹰抓伤，创造出臂鞲，由此专家们认为，牛河梁、大甸子墓中出土的原被误认为是臂饰，考定为架鹰的臂鞲是同样的道理。红山人把鹰、鸮一类的猛禽当作与天沟通的媒介，并在手腕部带有玉臂鞲，用以训练鹰听从巫觋的指挥。当然，其基础均是与狩猎的经济形态相关联。壁画中两个驾鹰者是在手指之上，且带有长长的鹰链，这是首次见到架鹰的形态。
辽墓的考古最重要价值有两个，一是墓志，二是壁画，壁画是距今千年的录像带记录着契丹等各民族生产生活各方面的内容。敖汉旗是发现辽墓壁画最多的旗，揭取的壁画70余幅，我接触的第一座壁画墓便是在康家营子辽墓，这是开篇。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曾一度建议将敖汉旗博物馆改为敖汉旗辽墓壁画博物馆。
四、这座辽壁画墓
的保护和影响
这是我第一次处理这座辽墓盗掘事件。当时还没有颁布《文物保护法》，仅是国务院颁布有文物保护条例，首先向上汇报。清理结束的当晚，我便向文化馆王馆长电话汇报了调查和抢救清理的具体情况，并请馆里美术组协助临摹和拍照。第四天王馆长和美术组的魏泽德便来拍照和临摹。他们拿来广告色和图画纸绘图，魏在图画纸上勾出线图，未塗色，而是将色样塗于纸片上并编号，又在线图注明色彩编号，回到馆里统一敷色。六幅条屏是我绘图，专用纸即米格线缩小绘制。王、魏二位摹绘和拍照完即回旗，我也回公社向领导汇报，因主要领导都在乡下植树，只能等他们回来。
图四、在吴家营子收缴的鲜卑鎏金步摇冠饰件和铜带钩 现藏于敖汉博物馆。
我住在公社院内的宿舍里，吃饭又是个难题，姓张仍然很冷漠，好像双方均很不爽。我索性不去公社食堂去吃饭了，去供销社买一种叫“光头”的饼干，喝点开水充饥。有一天中午正往供销社方向走，遇见我在初中和师范时的胡桂老师，他此时正在古鲁板蒿中学当校长。当他知道我要去供销社买吃的时候，就顺声说不用买了，到我家去吃。
时近中午，也真的有些饿了。我跟着胡老师走进中学家属院胡老师的家，土平房仅两间，外屋做饭，里屋是土炕。
胡师母姓钱，是我爱人的小学老师，他们很热情的接待我，记得中午给我烙的白面饼，现烙现吃，饼很小，她就从外屋锅里烙熟用铲子端进屋，直接放在碗里，小饼表面还滋滋的冒着小泡，吃着虽然有些烫，但又香又酥脆，真是像到家一样。
图五、1981年在吴家营子征集的鲜卑三鹿纹铜牌饰 现藏于敖汉博物馆。
五、对这座辽墓的保护措施
终于等公社主要领导回来后，便听取了我的汇报，其他人我记不起来了都说了什么，党委刘书记是我初中教政治的老师，他听完后说了一句，这就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我说两句，你刚参加工作，阅历浅，这事怎么处理呀？说完便就离开了。主要的分歧是在处理两名盗掘者，我坚持的是要本着地下地上文物概归国有，公社应该立案调查。既然老师把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公社态度明确了，我再呆在这毫无意义，我决定返回。
要回去，班车不通了，据说因为春汇地，公路被冲断。我只能步行一段路，绕到小河沿公社四道湾子坐班车，这样要步行30余华里的路程。走到小河沿已近中午，我的牙疼病已犯了好几天了，至小河沿公社医院，便走进去请大夫看牙，大夫是一个五七战士，从辽宁来的医生。他检查一遍，建议将蛀牙拔掉，我问他得拔几颗，他说得连拔5颗牙，我站起不在扭头离开，这些牙中有三颗一直坚持我70余岁后才逐渐“下岗”。
图六、1981年在吴家营子征集的鲜卑神兽纹陶壶的拓片 现藏于敖汉博物馆
回到旗又将这次盗掘与清理事宜向旗有关部门汇报，听说旗长鲍森找过他们谈话，刘书记还来旗专门解释过。
不过这次盗掘事件也惊动了上级文物行政部门，大约在7月份，国家文物局、辽宁文化厅、昭乌达盟文物局等领导同志前往查看康家营子辽代壁画墓的破坏情况，旗宣传部的于庆和文化局领导陪同，我也从小河沿白斯朗营子返回陪同。动静很大，但没下文。
或许还处于“文革”的末尾阶段，各项法规尚不健全，也是初到社会的我还未经历练。更为不爽的是我们清理辽墓的成果被他人拿去偷偷在1979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这在全市引起了反响。在1975年7月，敖汉旗人民政府颁布首批旗级文物保护单位共四项，康家营子辽代壁画墓列于其中。大队唯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用檀子和树楷将墓室棚起来封存。
往事如歌。时过50载，当年的事如发生在昨天。康家营子辽墓是我抢救清理敖汉辽墓的开始，这是我旗历史文物保护的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保护的文物单位先例，是文物执法的第一次实践。因此，这座墓的清理，对以后多次遇到同类事件有启发作用。既要按法令法规行事，这是大原则，还要作通各级别的领导工作达到认识的统一。因为无论何时何事“领导是关键”，没有各级领导的支持，没有广大群众的自觉性保护意识，文物保护工作就很难做。每次事件的出现，也是文物保护法的最好宣传和实践的机会，要借助各种新闻媒体的作用，和他们交朋友，宣传面就会更广泛，这样就形成从领导到广大农牧民全民性保护，人人有责的态势。而且这种态势在敖汉旗形成也是从康家营子开始的。
谈50年前的过往，就是在谈历史。时隔半个世纪，这次调查结果至少透露出这样的历史信息，老哈河流域在汉魏时期与辽代就有鲜卑、契丹族留下丰富的遗存，这是他们的活动轨迹，并在此创造出精美的艺术品。
图七、鲜卑金神兽 现收藏于新州博物馆
2004年，我编写的《敖汉文物精华》图录，将当年康家营子辽壁画墓出土的两件精美的菊花纹琥珀坠收录书中。还将吴家营子鲜卑墓出土东汉至魏晋的压印纹灰陶壶（图六）及4件镂空波浪纹鎏金铜牌饰收入该书，作鲜卑文化典型器类。1981年春，我又一次来到吴家营子，除征集到两件红山文化彩陶钵外，还征集一批陶壶和两件铜牌饰，两件铜牌饰均收录在《敖汉文物精华》一书中那件彩陶钵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更重要的是一件神兽纹陶壶也收录其书中，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印有鲜卑神兽的陶壶，由于有这件陶器，我写了一篇论文于2023年发表，题目是《鲜卑神兽考——从一件陶器的神兽纹谈起》。
转自：故乡文学
作者简介：邵国田，1947年6月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王家营子乡北洼子村。1968年新惠师范毕业后，先后任旗总工会宣传干事，旗文化馆副馆长、馆长，旗文管所所长、旗博物馆馆长等职，副研究员；旗政协第二、三届委员，赤峰市政协第三届委员、文史委员会委员；赤峰市首届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自治区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内蒙古红山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辽金史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顾问。2008年受聘于上海工会管理学院专家,2014年又受聘于赤峰学院博物馆馆长，并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山文化社会形态研究”的成员之一。1986年6月，邵国田被评为全区文博战线先进工作者，出席了自治区文化厅在包头召开的表彰大会并受到表彰；1989年，被评为全区文物普查先进工作者，受到文化厅表彰；2002年月，被评为全国文博系统先进个人，受到国家文物局表彰，并作为先进个人代表赴京参加了表彰大会。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退休后受聘于上海城建学院任教，赤峰考古四十年的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