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年龙”说起 —— 郭大顺
我曾于2000年写过一篇《千禧年说万年龙》的小文，介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前时期主要是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龙的发现和有关龙起源的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开展，对龙的起源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万年龙的考古证据主要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距今约8000年前后的龙形石堆塑。此人工堆塑的龙形象位于遗址中部，长19.7米，可分辨出头、身、尾，西南-东北走向，由于摆塑于方向相同的一条石脉上，石质的色泽质地又相近，形象不够显著，不过，置身于聚落中心周围以房址群环绕的类似广场的空间，头尾紧邻遗址最大的两座房址，身体下方又揭露出遗址唯一一群共10座墓葬，都突显此龙形堆塑的特殊与尊贵。该遗址还同时出有陶器上浮雕的龙纹和蛇吞蛙装饰。附近同一文化类型的内蒙敖汉旗兴隆沟遗址也出有一对猪头骨下以陶片和石片摆塑出弯曲身体的猪首龙。以这类摆塑技法成形的龙，还在距今6000年前后相邻各区域诸考古文化中发现，最著名的是河南濮阳西水坡墓主人周围以贝壳摆塑的龙，湖北黄梅县焦墩遗址发现有以河卵石摆塑龙，近年报到了江苏南京高墩区薛城遗址以岘壳堆塑的龙形象。查海、兴隆洼遗址与龙形堆塑共出的还有玉玦、玉管和玉匕形器等选料、工艺、造型都甚为讲究的玉器。并据此提出了“万年文明起步”的观点。此外，前几年在查海遗址群的他尺营子遗址更发现一件同时期的长方体石雕件，正面阴刻有带獠牙的神人面图像，图像的布局紧凑，上下相托，主次分明，讲究对称和立体感，其背后思维观念的复杂程度与龙形象的出现有同步性。
稍晚的龙形象，有距查海遗址西北部100多公里的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属于赵宝沟文化的刻划龙纹，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也出现类似龙形象的彩陶图像。小山遗址的刻划龙纹见于遗址中心房址的一件大型陶尊上，为多种动物的神化，特别可贵的是，各类动物的总体虽因抽象而变形，但头部仍保持着原型，可辨认出有鸟龙即凤和猪头龙、鹿头龙以及另一已漫患不清的动物。此件陶尊纹饰的刻划技法，除了各类动物的神化形象，还有以流畅的线条表现龙在天空遨游的状态，以密集的网格纹表现龙体的不同层次，特别是图案的布局显示出由近而远的透视效果，而且这些高超的艺技都不是在平面上而是在陶尊外鼓又内弧两个曲度甚大的腹面上施展完成的，在这件史前艺术作品背后，我们似乎看到了6000年前绘画雕刻大师的身影，是他或他们将龙的形象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影响后世。无怪乎有学者对照流行于汉魏及以后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称这件陶尊上的刻划图案为“四灵纹”。
碧玉C形龙 现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红山文化玉猪龙 现藏 辽宁省博物馆
距今5500年前后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也即跨进古国的时代，龙题材在这一时期也最为发达。表现为发现数量大、类型多，分布广，特别是龙的形象已有定型化的趋势。如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的玉雕龙和女神庙的泥塑龙，彩陶上的龙鳞纹图案。新近赤峰彩陶坡遗址在一座房址中发现一件蚌壳雕刻的龙。而以玉雕龙最为多见。大约同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崧泽文化晚期、凌家滩文化以及稍后的后石家河文化也有玉龙发现，而且形象与后世龙形象更为接近，如湖南澧县孙家岗墓葬随葬的透雕玉龙。
这里要特别提到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因为玉雕龙作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且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化因素，也是中国龙起源的典型标本。
黄玉C形龙 现藏 翁牛特旗博物馆
红山文化玉雕龙有两类，一是“C”形龙，一是环体龙。“C”形龙至今无正式考古发掘品，已知收集有出土地点的两件，都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中北部，那里是距今6000年前赵宝沟文化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赵宝沟文化又以鹿为主要捕猎对象，陶器上以鹿为主要装饰题材。“C”形玉龙的首部长吻，梭形目，都具鹿的特征，背部飘举的长鬣应与鹿角有关，额部上下的网格纹也是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常见纹饰，赵宝沟文化又拥有“四灵纹”陶尊那样艺术水平甚高的作品，所以有学者以为“C”形龙来自赵宝沟文化，此说可信。
现在要重点介绍的是红山文化最为多见的环体玉龙。
环体玉龙多称为“玦形龙”，其实这类玉龙头尾间的切口有相当一部分是只在外缘开口，内缘仍是相连的，并不具备玦的基本特征而仍为玉环，是在玉环一端雕刻龙首而成形的，故称“环体玉龙”较为适合。
环体玉龙发现数量多，已达20余件，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发现最多的种类之一。依规模以大、中型为主，个别则体形甚小。它们在海内外广有收藏，其中如天津历史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吉美美术馆收藏的环体玉龙，个体大，用料精，雕纹细而流畅，都为其中的精品。尤其是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第四号墓摆放在墓主人胸部的一对玉龙，一大一小，一精一粗，对比鲜明，因为是经正式考古发掘的出土品，学术价值更高。
环体玉龙在制作上施用了制玉最高水平的圆雕工艺。红山文化玉器多以片状成形，包括玉鸟和玉龟，作圆雕的动物形玉较少，已知只有一件玉龟壳较为精工，其它两件草虫和几件蚕蛹，虽也可归入圆雕，但个体较小，制作较为粗简。而环体玉雕龙，不仅头部和龙体全部为圆雕，而且一般个体较大，用料较精，刻纹流畅，有的还增加了减地阳纹手法，是红山文化玉器中从用料、制作工艺到造型最为考究的一类。充分显示出红山先人对龙题材的格外重视。
关于环体玉龙的原型。龙不是一种具体动物，更与恐龙无关，是古人在通神时以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最熟悉的动物作为助手，为此对各类动物进行了抽象化的艺术加工，其原本形象倒往往令今人难以捉摸，从而不断有对各类动物原型的推测。红山文化玉雕龙是猪龙还是熊龙就是大家较为关注的一个题目。本来环体玉龙的特征十分明显：体躯肥硕，首部甚大，短立耳，圆睛，吻部有多道皱纹，一件玉龙的唇间并有獠牙表现。对于其原型，原推测为猪，是为玉猪龙，并与定居农耕生活相联系。后因遗址多有熊题材发现，如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墓葬随葬有双熊首玉梳背饰，女神庙有泥塑熊，积石冢更出有熊的下颚骨，英国剑桥大学飞兹廉姆博物馆也收藏有人与熊合体的玉熊人等，特别是将猪与熊的特征作进一步的细部对比后发现：猪耳宽而扁，耳顶端为尖状，而熊耳短而肥厚，耳顶端圆或尖圆，猪眼睛多为梭形，熊眼睛多为圆形。红山文化的环形玉龙大多为耳肥厚而短，耳顶端圆或尖圆，目为圆形，总体具熊的特征而不同于猪，那件刻有獠牙的玉龙，獠牙在唇间，而史前时期各地所见猪的獠牙都伸出到唇外，如赵宝沟文化那件陶尊的“四灵纹”猪首和凌家滩07M23填土所出巨型玉猪等，故红山文化的环体玉龙多数是以熊为原型的，为玉熊龙。考虑到红山文化所在的东北文化区，长期从事以渔猎为本的经济生活，对熊的特殊重视和崇拜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有学者还对众多环体玉龙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由于目前所知的环体玉龙，考古发掘品都为红山文化晚期或后世墓葬所出，其它为收集品，相互之间的具体年代和详细的排列比较尚待更多科学发现。不过在与红山文化分布区相邻的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第二期出土一件环体石雕熊龙，时间距今6000年前，而红山文化的环体玉龙目前所知考古发掘品都在55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要晚于左家山石雕龙，故左家山的这件石雕龙被视为红山文化玉雕龙的前身。由此也证明，玉雕龙是在东北地区当地起源的。
左家山遗址出土石雕龙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谈到红山文化玉龙对后世的影响，都会想到从商代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晚，都有红山文化玉器的再现，而环体玉龙是最多见的一类，已知河北张家口桑乾河上游的阳原姜家梁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墓葬就随葬一件玉雕龙，新近在附近宣化洋河南发现红山文化积石冢，内随葬有典型环体玉龙等红山文化玉器。更晚所见，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墓、陕西韩城梁带村春秋晚期芮国墓、陕西凤翔战国中期秦墓都有完整的红山文化环体玉龙发现。除直接流传以外，还有与后世龙不间断演化的前后传承关系，陶寺遗址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龙纹，二里头文化陶器上刻划和绿松石镶嵌的龙形，商代玉龙和青铜器上的盘龙纹，都多卷体，只是龙体增加了鳞纹装饰，其前身都可追溯到红山文化玉龙。
二里头绿松石龙头部特写
还可以从组合关系看红山文化环体玉龙的重要地位。在辽宁朝阳半拉山第12号墓发现的环体玉龙，紧相依靠的是一件石钺下压一件玉璧，“钺璧龙”的固定组合一目了然。有类似组合的，是远在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钺璧琮”，相互比较，环体玉龙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地位，相当于良渚文化的玉琮，而玉琮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等级最高，具有群体标识物的意义。故有从玉龙与玉琮各自的传播路线追寻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前后期代表人物的迁徙踪迹。
类似的组合关系还可举出龙与凤的合体器。凤鸟在红山文化也较为多见，原型有鹰和鴞，而龙凤合体及其所体现的一兽一鸟并存共融的神话意境，也已在红山文化出现，这就是出土于牛河梁第二地点第23号墓的一件龙凤玉佩。这件龙凤玉佩，为在长约10、宽约8厘米的小小长板状体上布置两个动物，除了仍如其他动物型玉器那样，将重点放在头部，身体简化以外，还意外地采用了一横一竖这样超大幅度的变化手法，使整体图案看起来既十分紧凑而疏密适度，又不失龙与凤彼此之间应有的对称，其巧妙布置的艺术构思，完全是神来之笔。龙和凤都以减地阳纹与较粗的阴线雕出，形象的神化程度已与后世的龙凤差别不大。此龙凤玉佩出土位置在腹部正中，是系于腰带上的装饰，出土状态为横置，正面朝上，凤（鹰）在上，龙在下，神话专家以为，这种凤上龙下的状态为历代所延续，寓意“顶天立地”。
由组合关系自然会联想到文化交流在龙的起源过程的作用。这其中有群体内部或文化区内的交流，也有区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赵宝沟文化的“四灵纹”，有学者推测这是将各部落的崇拜神物并列以反映诸部落走向联盟的过程；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与玉龙凤在西辽河流域突然出现，是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等北南碰撞交汇产生的文明火花，其中就有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先进的彩陶技法结合当地传统创造出来的标准彩陶龙鳞纹。仰韶文化彩陶花卉图案与红山文化龙形象的结合，即花与龙的结合，还为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里的“华人、龙的传人”找到根脉。至于后世不断变化的龙形象，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是诸多动物特征的集合体，反映的是更大范围的多元文化的结合。
回想40多年前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是以龙的起源为主要证据的，此后的进展，除了近万年龙形象的发现和 “万年文明起步”的提出以外，主要是加深了对中华文明自身道路与特点的认识。古人以动物为助手，神化为龙，以达到通神的目的，说明龙是在人与天地神灵沟通过程中产生的，是古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产物。东北地区龙的起源较早也较为发达，就与东北渔猎人对自然界依赖性大，从而敬畏、尊重程度更高有着直接关系。
红山文化玉龙凤佩 现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但无论是玉龙还是彩陶龙，无论龙的个体造型和龙与凤的组合，它们都是在距今5500年前后跨进古国时代基本定型的，后世的龙虽然多有变化，各有时代特征，但都延续着5000多年前龙的基本形态。古国阶段的时代特点是在形成个性的同时又频繁交汇进而走向最初的文化共同体，是由“文化认同”达到“共识的中国”时期。龙从堆塑、刻划、玉雕、彩绘，定型化，在诸区域文化既各有起源，又有北南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影响，龙的形象不断演化，却始终为先人所共同认可。可见，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最生动的图像记忆，也是“共识的中国”最悠久的标识象征。
（2023年12月写成于海南省东方市汇艺蓝海湾）
转自：人民日报文艺 原标题：福暖四季 龙腾九州 | 在考古遗址，与龙邂逅
